不象其他宗教，雖然生前要求人們遵守清規戒律，清心寡欲，死後卻為篤誠的信徒提供了一個無限美好的天堂生活，等待著信徒們脫離人生苦海後去享受。宗教的魅力正在於使信徒感到人生太苦，相信篤誠信教可在死後的天堂得到補償。從這點看，宗教是從死後的美好世界鼓舞了生前吃苦的理所當然。
現實的吃苦和理想的美好的心理上互補，從而能在實踐上贏得眾多的信徒，發生持久的影響和凝聚力。墨子的學說卻並不提供一個死後的天堂作補償，“其道大觳”這個評語確實中肯。墨子給人提供的就是吃苦。這違背了人的自然物慾的本性。墨於的吃苦禁欲主義違背了自然人性論的另一個基本的，而且是更重要的方麵，即人不僅僅為了生存，生存隻是起碼的第一步，而且人活著會不斷地追求更高水平的物質和精神生活。墨予以自苦為極的道德生活準則和人們追求物質享受的自然欲望相悖，正是這種物質利益的欲望，促使了各個社會階級、社會階層的政治活動。墨子雖然代表小生產勞動者的利益和思想，真切地感受到他們的生活困境，大聲激呼和勇敢地批判了社會的不平等，但墨子不能進一步提出能鼓舞他們人生及為之鬥爭的美好前景。不管是生前的富裕生活還是死後的天堂，墨子都沒能用生前死後的幸福前景來吸引他們。從這個角度看，墨子的政治學說和政治實踐要氏久地吸引、凝聚廣大小生產勞動者及其他社會階層確實是很困難的。
從墨子本身的政治實踐看，存在著兩個根本弱點。其一，沒有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缺乏通過必要的迂迴曲折來達到政治目的的手段。其二，墨子的思想雖有一種比較徹底的平等感，但是缺乏一種翻天復地，顛倒幹坤的精神。墨子雖然大力倡導實幹，注重實際，但是在政治實踐中卻更多地沈航於說教改良的幻想之中。墨子一生周遊列國，對各國君主宣傳其主義，並自負地認為自己的學說是天下唯一可安國定邦的真經。“子墨子曰：吾言足用矣，舍吾言革思者，是猶舍獲而攗粟也。以其言非吾言者，是猶以卵投石也，盡天下之卵：其石猶是也，不可毀也。” 其弟子入仕各國者也不少，雖然有些君主願意聽墨者說教，但不願實行之。在這種情況下，墨子既不審視自己主張的可行性，從而審時度勢作出適當的自我調節，也不採取一些有效的手段方法，迂迴曲折地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而是採取言不聽不處其朝，義不行不任其事的作法，一走了之，以示清高。在現實的政治實踐中，這種作法是相當幼稚的。
政治活動是一個相當複雜的社會活動，是社會各階級相互影響的綜合效應，很少有直線、捷徑的實現方式。墨子也沒有認識到一種社會政治主張的實現必須具備一定的社會基礎。也就是說，這一政治主張應能解決現實的社會矛盾，存在實現這一政治主張的階級力量和其他社會政治經濟條件。一種政治理想超越了社會的現實需要和社會的物質條件，雖然可能很有魅力，但一接觸到社會實際，便成為美麗的泡影了。不僅統治階級姑妄聽之，就是連在某種程序上代表了自己利益的社會階級也往往是姑妄聽之，並不認真對待它們，更不要說去實踐它們了。
墨子社會政治思想的內在矛盾使其失去了自我調節的機製。既要尚賢平等，又要尚同專製;既要為小生產勞動者的利益呼籲，又要大講天下同利;既要兼相愛，交相利，又將希望寄託於明君、賢相、清官。墨子基本的社會政治思想就表現為這矛盾的兩麵，實現了任何一麵，就必然會損害另外一麵。
墨子要求兩麵兼顧，因而既不能適應地主階級建立新的社會秩序的政治需要，也不能在實際上滿足或維護小生產勞動者的政治和經濟利益。墨子這種社會政治思想的內在矛盾決定了墨子在政治實踐上是以走上層統治階級的路線為其唯一方向。他一生遊說勸教各國王公大人，將自己社會改革宏圖的實現繫於君主一人，天真地認為隻要君主決心一下，兼愛的理想社會就立刻會實現。“我以為則無有上說之者而已矣，苟有上說之者，勸之以賞譽，威之以刑罰，我以為上之於就兼相愛，交相利也，譬之猶火之就上，水之就下也，不可防止於天下。” 墨子主觀上要為小生產勞動者謀利益，實踐上卻希望統治階級良心發現，大發善心，實現普愛，而沒有看到當時爭霸兼併，戰爭不斷的現實。哪個國君真的實行墨子的主張，等待他的不是兼愛的社會，而是亡國的命運。
改良主義的幻想，遊說勸教的方式，使墨子不能從其所代表的小生產勞動者階級身上汲取力量，忽視了作為其學說社會基礎的階級。這樣，墨子的學說和思想不具備為了小生產勞動者階級，推翻現有統治秩序的造反精神，依靠、團結和組織小生產勞動者的力量，通過政治鬥爭、武裝鬥爭等暴力形式來實現自己的政治主張，維護和爭取本階級的利益。相反，墨子認為統治階級能夠實現維護小生產勞動者利益的政治主張。為了使統治階級相信做到這一點的必要性，墨子不得不借用天、鬼權威作為一種恫嚇、震懾力量，來警告統治階級必須做到這一點。這種天鬼形式的採用，更減弱了墨子政治實踐的鬥爭力量，增強了其說教改良的色彩。從某種意義上說，墨子說教改良的政治實踐一方麵固然反映了小生產勞動者由於力量的分散，生產規模的狹小而導致的政治上的缺乏遠見，希望有救世主出來給他們安排一個理想的生活環境的這個弱點。同時，專走上層路線的說教改良，也使得墨於和其所代表的小生產勞動者在感情上的疏遠，從而很難得到廣大勞動階層的普遍的理解、同情和支持。因而，墨者集團隻能是少數狂熱信徒所組成的類似宗教式的團體，成為效忠於王公大人的“敢死隊”，而不能動員和組織起廣大勞動階層，形成和統治階級相對抗衡的政治力量。這使得墨學和墨者的政治影響雖然很廣泛，但政治實踐的力量卻是相當薄弱微小，要靠這微小薄弱的力量來實現兼相愛、交相利的社會宏圖無疑是幻想神話。
墨子的政治實踐是失敗的，墨子的政治理想也無異是一個烏托邦，墨家作為一個學派，秦漢之後也湮沒消失了，這都是歷史事實。但是，墨子作為小生產勞動者的思想代表，他站在小生產勞動者的立場上，對社會勇敢的批判和大膽的揭露，真誠地同情小生產勞動者生活的艱辛，為他們的痛苦大聲疾呼，為他們的幸福奔走跋涉，這些思想、感情和行為確實震憾了一個時代。墨子為了實現自己的主義艱苦卓絕，忘我獻身的感人事跡和精神，薰陶了一代人，也深刻影響了中華民族對理想人格的塑造和追求。“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
第六章 經驗論和唯理論初下結合的認識論
在春秋戰國之際，學術下私人的過程中，老子、孔子和墨子在哲學思維的三個不同領域開創了中國古代哲學發展的理性方向。老子提出“無”就是天之道，“反”就是道之動力，自然萬物的各種存在和變化狀態都是“無”的體現，另一方麵，整個世界從自然到社會都被描繪成從無到有再到無……這樣一個自然循環，不斷發展的過程。這裏沒有任何超自然的力量存在，六合之外的神格被排除。老子從本體論、本源論的角度和神創論劃清了界限，開創了中國古代哲學的理性傳統。 孔子從人性出發，提出了以仁、禮為核心內容的社會歷史觀。雖然孔子沒能從社會經濟生產發展的角度來解釋社會歷史現象，但孔子仁的哲學確立了以人為中心的歷史哲學。人的本性(性善、性惡)，人際關係的調節，是孔子開創的儒家哲學所關心和重點研究的問題。這個注重人與人事的優良傳統避免了哲學的宗教化。儒家哲學不是從天國來尋找社會人事問題的解釋，而是在現實的人間社會中分析和調節人際關係和社會秩序。墨子主要是從認識論方麵開創了一條經驗論和唯理論初步結合的認識路線。
現實的吃苦和理想的美好的心理上互補，從而能在實踐上贏得眾多的信徒，發生持久的影響和凝聚力。墨子的學說卻並不提供一個死後的天堂作補償，“其道大觳”這個評語確實中肯。墨子給人提供的就是吃苦。這違背了人的自然物慾的本性。墨於的吃苦禁欲主義違背了自然人性論的另一個基本的，而且是更重要的方麵，即人不僅僅為了生存，生存隻是起碼的第一步，而且人活著會不斷地追求更高水平的物質和精神生活。墨予以自苦為極的道德生活準則和人們追求物質享受的自然欲望相悖，正是這種物質利益的欲望，促使了各個社會階級、社會階層的政治活動。墨子雖然代表小生產勞動者的利益和思想，真切地感受到他們的生活困境，大聲激呼和勇敢地批判了社會的不平等，但墨子不能進一步提出能鼓舞他們人生及為之鬥爭的美好前景。不管是生前的富裕生活還是死後的天堂，墨子都沒能用生前死後的幸福前景來吸引他們。從這個角度看，墨子的政治學說和政治實踐要氏久地吸引、凝聚廣大小生產勞動者及其他社會階層確實是很困難的。
從墨子本身的政治實踐看，存在著兩個根本弱點。其一，沒有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缺乏通過必要的迂迴曲折來達到政治目的的手段。其二，墨子的思想雖有一種比較徹底的平等感，但是缺乏一種翻天復地，顛倒幹坤的精神。墨子雖然大力倡導實幹，注重實際，但是在政治實踐中卻更多地沈航於說教改良的幻想之中。墨子一生周遊列國，對各國君主宣傳其主義，並自負地認為自己的學說是天下唯一可安國定邦的真經。“子墨子曰：吾言足用矣，舍吾言革思者，是猶舍獲而攗粟也。以其言非吾言者，是猶以卵投石也，盡天下之卵：其石猶是也，不可毀也。” 其弟子入仕各國者也不少，雖然有些君主願意聽墨者說教，但不願實行之。在這種情況下，墨子既不審視自己主張的可行性，從而審時度勢作出適當的自我調節，也不採取一些有效的手段方法，迂迴曲折地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而是採取言不聽不處其朝，義不行不任其事的作法，一走了之，以示清高。在現實的政治實踐中，這種作法是相當幼稚的。
政治活動是一個相當複雜的社會活動，是社會各階級相互影響的綜合效應，很少有直線、捷徑的實現方式。墨子也沒有認識到一種社會政治主張的實現必須具備一定的社會基礎。也就是說，這一政治主張應能解決現實的社會矛盾，存在實現這一政治主張的階級力量和其他社會政治經濟條件。一種政治理想超越了社會的現實需要和社會的物質條件，雖然可能很有魅力，但一接觸到社會實際，便成為美麗的泡影了。不僅統治階級姑妄聽之，就是連在某種程序上代表了自己利益的社會階級也往往是姑妄聽之，並不認真對待它們，更不要說去實踐它們了。
墨子社會政治思想的內在矛盾使其失去了自我調節的機製。既要尚賢平等，又要尚同專製;既要為小生產勞動者的利益呼籲，又要大講天下同利;既要兼相愛，交相利，又將希望寄託於明君、賢相、清官。墨子基本的社會政治思想就表現為這矛盾的兩麵，實現了任何一麵，就必然會損害另外一麵。
墨子要求兩麵兼顧，因而既不能適應地主階級建立新的社會秩序的政治需要，也不能在實際上滿足或維護小生產勞動者的政治和經濟利益。墨子這種社會政治思想的內在矛盾決定了墨子在政治實踐上是以走上層統治階級的路線為其唯一方向。他一生遊說勸教各國王公大人，將自己社會改革宏圖的實現繫於君主一人，天真地認為隻要君主決心一下，兼愛的理想社會就立刻會實現。“我以為則無有上說之者而已矣，苟有上說之者，勸之以賞譽，威之以刑罰，我以為上之於就兼相愛，交相利也，譬之猶火之就上，水之就下也，不可防止於天下。” 墨子主觀上要為小生產勞動者謀利益，實踐上卻希望統治階級良心發現，大發善心，實現普愛，而沒有看到當時爭霸兼併，戰爭不斷的現實。哪個國君真的實行墨子的主張，等待他的不是兼愛的社會，而是亡國的命運。
改良主義的幻想，遊說勸教的方式，使墨子不能從其所代表的小生產勞動者階級身上汲取力量，忽視了作為其學說社會基礎的階級。這樣，墨子的學說和思想不具備為了小生產勞動者階級，推翻現有統治秩序的造反精神，依靠、團結和組織小生產勞動者的力量，通過政治鬥爭、武裝鬥爭等暴力形式來實現自己的政治主張，維護和爭取本階級的利益。相反，墨子認為統治階級能夠實現維護小生產勞動者利益的政治主張。為了使統治階級相信做到這一點的必要性，墨子不得不借用天、鬼權威作為一種恫嚇、震懾力量，來警告統治階級必須做到這一點。這種天鬼形式的採用，更減弱了墨子政治實踐的鬥爭力量，增強了其說教改良的色彩。從某種意義上說，墨子說教改良的政治實踐一方麵固然反映了小生產勞動者由於力量的分散，生產規模的狹小而導致的政治上的缺乏遠見，希望有救世主出來給他們安排一個理想的生活環境的這個弱點。同時，專走上層路線的說教改良，也使得墨於和其所代表的小生產勞動者在感情上的疏遠，從而很難得到廣大勞動階層的普遍的理解、同情和支持。因而，墨者集團隻能是少數狂熱信徒所組成的類似宗教式的團體，成為效忠於王公大人的“敢死隊”，而不能動員和組織起廣大勞動階層，形成和統治階級相對抗衡的政治力量。這使得墨學和墨者的政治影響雖然很廣泛，但政治實踐的力量卻是相當薄弱微小，要靠這微小薄弱的力量來實現兼相愛、交相利的社會宏圖無疑是幻想神話。
墨子的政治實踐是失敗的，墨子的政治理想也無異是一個烏托邦，墨家作為一個學派，秦漢之後也湮沒消失了，這都是歷史事實。但是，墨子作為小生產勞動者的思想代表，他站在小生產勞動者的立場上，對社會勇敢的批判和大膽的揭露，真誠地同情小生產勞動者生活的艱辛，為他們的痛苦大聲疾呼，為他們的幸福奔走跋涉，這些思想、感情和行為確實震憾了一個時代。墨子為了實現自己的主義艱苦卓絕，忘我獻身的感人事跡和精神，薰陶了一代人，也深刻影響了中華民族對理想人格的塑造和追求。“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
第六章 經驗論和唯理論初下結合的認識論
在春秋戰國之際，學術下私人的過程中，老子、孔子和墨子在哲學思維的三個不同領域開創了中國古代哲學發展的理性方向。老子提出“無”就是天之道，“反”就是道之動力，自然萬物的各種存在和變化狀態都是“無”的體現，另一方麵，整個世界從自然到社會都被描繪成從無到有再到無……這樣一個自然循環，不斷發展的過程。這裏沒有任何超自然的力量存在，六合之外的神格被排除。老子從本體論、本源論的角度和神創論劃清了界限，開創了中國古代哲學的理性傳統。 孔子從人性出發，提出了以仁、禮為核心內容的社會歷史觀。雖然孔子沒能從社會經濟生產發展的角度來解釋社會歷史現象，但孔子仁的哲學確立了以人為中心的歷史哲學。人的本性(性善、性惡)，人際關係的調節，是孔子開創的儒家哲學所關心和重點研究的問題。這個注重人與人事的優良傳統避免了哲學的宗教化。儒家哲學不是從天國來尋找社會人事問題的解釋，而是在現實的人間社會中分析和調節人際關係和社會秩序。墨子主要是從認識論方麵開創了一條經驗論和唯理論初步結合的認識路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