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論在一個國家的實現程度，決定於理論滿足這個國家的需要程度。”既然墨子的社會政治思想不能滿足封建地主階級國家的政治需要，那麽，在此基礎上墨子進行的政治實踐的失敗就是必然的結局。下麵，我們具體分析一下，墨子政治實踐失敗的若幹原因。
墨子基於小生產勞動者物質利益和思想而提出的兼愛、非攻的政治主張是戰國爭霸的政治局勢所不能接受的，小生產勞動者的美好願望不能代替由客觀經濟、政治矛盾必然導致的，必須用戰爭解決問題的現實。戰國爭霸的現實需要的是戰爭所必需的富國強兵的具體措施。墨子非攻的空談不能製止戰爭的發生，更不能由此獲得政治鬥爭的勝利。春秋戰國期間政治鬥爭、戰爭異常激烈頻繁，既有對北方氏族的戰爭，也有諸侯間的兼併和諸族內部的內戰。“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 “爭地以戰，殺人有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 戰爭狀況的激烈頻繁雖能刺激對戰爭器械的研製，但應看到，在當時的戰爭水平，戰爭器械在戰爭的勝負中所起的作用是比較微小的。決定戰爭勝負和稱霸的根本問題是如何解決耕戰問題，做到足兵足食，這是春秋戰國諸侯麵臨的最現實的問題，直接關係到他們的勝敗存亡。“禮墮而修耕戰”是當時社會的普遍狀況。戰爭年代，社會需要的是有實際才能的政治家和軍事家，因為他們能提出解決耕戰問題的策略和具體方法。雖然各國諸侯都以樂養賢士為榮，但這隻是一種時代風尚的虛榮心，也是一種爭取真正治國安邦的政治家、軍事家所必需的手段。《管子。治國》篇有一段話很中肯地揭示了這一時代需要，“凡為國之急者，必先禁未作文巧。末作文巧禁則民無遊食，民無所遊食則必農。民事農則田墾，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富國，國富者兵強，兵強者戰勝，戰勝者地廣。”這個道理誰認識得最清楚，貫徹得最徹底，採取的措施最得力，誰就會成為政治鬥爭和戰爭的勝利者。當時的理想主義者儒、墨兩家之所以顯而不為世用，就是沒有認識到足兵足食是當時最迫切需要解決的政治社會問題，也提不出切實可行的方法。雖然孔子說過：“足食，足兵，民信之矣”，但他認為信比食、兵更為重要，“民無信不立”。 衛靈公曾問陣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嚐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 墨子雖然強調賴其力者生，但他的著眼點不是為了解決戰爭的物質基礎——足兵足食問題。相反，墨子提倡兼愛非攻，《管子。立政九敗解》批評說：“寢兵之說勝，則險阻不守，兼愛之說勝，則士卒不戰。”險阻不守，士卒不戰，亡國指日可待了。墨者的遊俠作風，雖能替人主賣命，但作用範圍畢竟很小，且不能持久。另一方麵，遊俠以武犯禁，下馴難製，“士為知己者死”，往往會為個人的信諾而蔑視、觸犯封建統治階級要求政令一統，令行禁止的政治秩序。遊俠往往對小國、弱國更有用，因為它們在政治、經濟、軍事上的弱小，使它們不可能寄希望於獲得戰爭的勝利。小國、弱國更迫切希望利用遊俠的力量，用死士陰謀行刺的方法來挽救亡國失敗的命運，這畢竟是蚍蜉撼樹，螳臂擋車。一時謀殺的成功確會改變某些政局、戰事的進程，但無法根本改變政治、經濟、軍事力量的對比，無法根本改變歷史發展的必然進程。遊俠的存在對建立統一的封建統治是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秦始皇焚書，以吏為師，儒墨皆微，然至漢代儒學中興，而墨學卻一蹶不振，幾成絕學，箇中原因，墨者的遊俠作風確是一個重要因素。顧頡剛曾中肯地分析了這個現象，“及漢代統一既久，政府之力日強，儒者久已盡其潤色鴻業之任務，而遊俠猶不馴難測，則惟有執而戮之耳，故景帝誅周庸，武帝族郭解，而俠遂衰;舉賢良，立博士，而儒益盛。……範曄作史，不傳遊俠，知東漢而後遂無聞矣。” 墨子提出兼愛、尚賢、功利、節慾等社會準則，直接危害了新興地主階級所建立的社會秩序。墨子兼愛和尚賢的思想，從其基本的階級特徵而言，它突破了血緣的樊籬，衝擊了家庭宗法的等級製度。封建地主階級的政治統治是建立在以家庭為生產單位的小農經濟的基礎之上，因而以家庭血緣為紐帶的家族宗法製是其社會的基本組織結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信條，表明了君統和宗統的結合，王權和族權的結合。家族宗法是封建地主階級政治統治的必要構成部分，孟子所說的“天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揭示了封建地主階級所要建立新的社會秩序的本質。孟子批評墨子兼愛是無父，是因為墨子的思想危及了以家族宗法為基礎的封建社會的政治秩序。墨子強調“官無終貴，民無終賤”的平等思想突破了血緣門第的束縛，墨子要求“有能則舉之”的政治平等是直接針對封建社會的政治等級體係，威脅了封建地主階級的政治統治。以家庭宗法為基礎的封建三綱(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是封建社會小農經濟所必需的社會秩序，隻有這種社會秩序才能維護小農經濟生產方式的生存和發展。政治等級和宗法等級不僅是地主階級維持政治統治所必需，而且在小農經濟生產占統治地位的社會環境中，一般人在心理上也能心安理得地承認和接受。荀子批評墨子“有見於齊，無見於畸，有齊而無畸，則政令不使”， “不知一天下，建國家之權稱，上功用，大儉約而僈差等，曾不足容辨異，縣君臣” 等等論斷，確實是一針見血地指出了墨子兼愛、尚賢、平等思想不合現實社會狀況和政治需要的空想特徵。
墨子代表小生產勞動者要求物質利益的功利主義思想，直接觸及到地主階級的經濟利益。並且，墨子的功利主義與地主階級為了維護自己的經濟利益而極力宣揚的“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德成而上，藝成而下”的價值觀念不相容。墨子提倡節用、節葬、非樂的禁欲主義，也不合新興封建地主階級追求奢侈享樂的口味和以富顯貴的政治需求。
墨子的大同社會的理想雖然能激勵起一部分人的政治熱情和信仰狂熱，墨家嚴厲的清教徒式的生活雖然能凝聚一部分的信徒，構成了一個類似宗教式的活動集團，但總的說來，它們從思想到實踐不符合社會普遍的心態，很難得到社會普遍長久的支持。莊子說墨子“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毅，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為也，……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 司馬遷評論說，“墨者儉而難遵”。這些評價說明墨子的理想大高，不合常情常欲，很難實現。在墨子的學說中隻有受苦的說教，沒有享福的預示，因此，很難長久地吸養大批信徒。為了實現墨子這個大同理想，墨子既要求信徒在生前過著異常清苦的物質生活，就是在墨子的理想社會中，也僅以量腹而食，度身而衣的溫飽生活為足，又要求信徒死後僅以寸棺薄葬，並沒有死後享受天堂之福的心理補償。從表麵形式看起來，墨子大同理想和實踐精神是偉大的，但在具體實踐中，卻是可贊而不可行，可望而不可即。生也苦，死也若，人生是一片苦海，既沒有現實的樂園可以憧憬，也沒有死後的天堂藉以慰藉。
墨子基於小生產勞動者物質利益和思想而提出的兼愛、非攻的政治主張是戰國爭霸的政治局勢所不能接受的，小生產勞動者的美好願望不能代替由客觀經濟、政治矛盾必然導致的，必須用戰爭解決問題的現實。戰國爭霸的現實需要的是戰爭所必需的富國強兵的具體措施。墨子非攻的空談不能製止戰爭的發生，更不能由此獲得政治鬥爭的勝利。春秋戰國期間政治鬥爭、戰爭異常激烈頻繁，既有對北方氏族的戰爭，也有諸侯間的兼併和諸族內部的內戰。“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 “爭地以戰，殺人有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 戰爭狀況的激烈頻繁雖能刺激對戰爭器械的研製，但應看到，在當時的戰爭水平，戰爭器械在戰爭的勝負中所起的作用是比較微小的。決定戰爭勝負和稱霸的根本問題是如何解決耕戰問題，做到足兵足食，這是春秋戰國諸侯麵臨的最現實的問題，直接關係到他們的勝敗存亡。“禮墮而修耕戰”是當時社會的普遍狀況。戰爭年代，社會需要的是有實際才能的政治家和軍事家，因為他們能提出解決耕戰問題的策略和具體方法。雖然各國諸侯都以樂養賢士為榮，但這隻是一種時代風尚的虛榮心，也是一種爭取真正治國安邦的政治家、軍事家所必需的手段。《管子。治國》篇有一段話很中肯地揭示了這一時代需要，“凡為國之急者，必先禁未作文巧。末作文巧禁則民無遊食，民無所遊食則必農。民事農則田墾，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富國，國富者兵強，兵強者戰勝，戰勝者地廣。”這個道理誰認識得最清楚，貫徹得最徹底，採取的措施最得力，誰就會成為政治鬥爭和戰爭的勝利者。當時的理想主義者儒、墨兩家之所以顯而不為世用，就是沒有認識到足兵足食是當時最迫切需要解決的政治社會問題，也提不出切實可行的方法。雖然孔子說過：“足食，足兵，民信之矣”，但他認為信比食、兵更為重要，“民無信不立”。 衛靈公曾問陣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嚐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 墨子雖然強調賴其力者生，但他的著眼點不是為了解決戰爭的物質基礎——足兵足食問題。相反，墨子提倡兼愛非攻，《管子。立政九敗解》批評說：“寢兵之說勝，則險阻不守，兼愛之說勝，則士卒不戰。”險阻不守，士卒不戰，亡國指日可待了。墨者的遊俠作風，雖能替人主賣命，但作用範圍畢竟很小，且不能持久。另一方麵，遊俠以武犯禁，下馴難製，“士為知己者死”，往往會為個人的信諾而蔑視、觸犯封建統治階級要求政令一統，令行禁止的政治秩序。遊俠往往對小國、弱國更有用，因為它們在政治、經濟、軍事上的弱小，使它們不可能寄希望於獲得戰爭的勝利。小國、弱國更迫切希望利用遊俠的力量，用死士陰謀行刺的方法來挽救亡國失敗的命運，這畢竟是蚍蜉撼樹，螳臂擋車。一時謀殺的成功確會改變某些政局、戰事的進程，但無法根本改變政治、經濟、軍事力量的對比，無法根本改變歷史發展的必然進程。遊俠的存在對建立統一的封建統治是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秦始皇焚書，以吏為師，儒墨皆微，然至漢代儒學中興，而墨學卻一蹶不振，幾成絕學，箇中原因，墨者的遊俠作風確是一個重要因素。顧頡剛曾中肯地分析了這個現象，“及漢代統一既久，政府之力日強，儒者久已盡其潤色鴻業之任務，而遊俠猶不馴難測，則惟有執而戮之耳，故景帝誅周庸，武帝族郭解，而俠遂衰;舉賢良，立博士，而儒益盛。……範曄作史，不傳遊俠，知東漢而後遂無聞矣。” 墨子提出兼愛、尚賢、功利、節慾等社會準則，直接危害了新興地主階級所建立的社會秩序。墨子兼愛和尚賢的思想，從其基本的階級特徵而言，它突破了血緣的樊籬，衝擊了家庭宗法的等級製度。封建地主階級的政治統治是建立在以家庭為生產單位的小農經濟的基礎之上，因而以家庭血緣為紐帶的家族宗法製是其社會的基本組織結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信條，表明了君統和宗統的結合，王權和族權的結合。家族宗法是封建地主階級政治統治的必要構成部分，孟子所說的“天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揭示了封建地主階級所要建立新的社會秩序的本質。孟子批評墨子兼愛是無父，是因為墨子的思想危及了以家族宗法為基礎的封建社會的政治秩序。墨子強調“官無終貴，民無終賤”的平等思想突破了血緣門第的束縛，墨子要求“有能則舉之”的政治平等是直接針對封建社會的政治等級體係，威脅了封建地主階級的政治統治。以家庭宗法為基礎的封建三綱(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是封建社會小農經濟所必需的社會秩序，隻有這種社會秩序才能維護小農經濟生產方式的生存和發展。政治等級和宗法等級不僅是地主階級維持政治統治所必需，而且在小農經濟生產占統治地位的社會環境中，一般人在心理上也能心安理得地承認和接受。荀子批評墨子“有見於齊，無見於畸，有齊而無畸，則政令不使”， “不知一天下，建國家之權稱，上功用，大儉約而僈差等，曾不足容辨異，縣君臣” 等等論斷，確實是一針見血地指出了墨子兼愛、尚賢、平等思想不合現實社會狀況和政治需要的空想特徵。
墨子代表小生產勞動者要求物質利益的功利主義思想，直接觸及到地主階級的經濟利益。並且，墨子的功利主義與地主階級為了維護自己的經濟利益而極力宣揚的“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德成而上，藝成而下”的價值觀念不相容。墨子提倡節用、節葬、非樂的禁欲主義，也不合新興封建地主階級追求奢侈享樂的口味和以富顯貴的政治需求。
墨子的大同社會的理想雖然能激勵起一部分人的政治熱情和信仰狂熱，墨家嚴厲的清教徒式的生活雖然能凝聚一部分的信徒，構成了一個類似宗教式的活動集團，但總的說來，它們從思想到實踐不符合社會普遍的心態，很難得到社會普遍長久的支持。莊子說墨子“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毅，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為也，……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 司馬遷評論說，“墨者儉而難遵”。這些評價說明墨子的理想大高，不合常情常欲，很難實現。在墨子的學說中隻有受苦的說教，沒有享福的預示，因此，很難長久地吸養大批信徒。為了實現墨子這個大同理想，墨子既要求信徒在生前過著異常清苦的物質生活，就是在墨子的理想社會中，也僅以量腹而食，度身而衣的溫飽生活為足，又要求信徒死後僅以寸棺薄葬，並沒有死後享受天堂之福的心理補償。從表麵形式看起來，墨子大同理想和實踐精神是偉大的，但在具體實踐中，卻是可贊而不可行，可望而不可即。生也苦，死也若，人生是一片苦海，既沒有現實的樂園可以憧憬，也沒有死後的天堂藉以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