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要求墨家成員具備吃苦耐勞、艱苦奮鬥，以天下為己任的獻身精神，要達到這種精神境界，必須加強自身的修身磨鍊。墨子的大弟子“禽滑厘子事子墨子三年，手足胼胝，麵目黧墨，役身給使，不敢問欲。” 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墨子認為，“世之君子欲其之義之成”，必須“助之修其身”，就好比“欲其牆之成”，必須由“人助之築” 一樣，因為“君子以身戴行者也。” 無論是從事什麽事業，必需以身、行為本，隻有本身達到了一定的道德、精神、修養的境界，做什麽事才會有所本，使思想、行為達到自覺的統一。反之，修身欠缺，必然意誌薄弱，信念不堅定。這樣，“誌不疆者智不達，言不信者行不果。……守道不篤，遍物不博……本不固者未必幾，雄而不修者，其後必情，原濁者流不清，行不信者名必耗。” 墨子“言必信，行必果”的作用，正是墨者長期自身磨鍊修身的結果。
墨子以天下為己任，“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是墨者義不容辭的社會責任，他們並不追求個人的榮華富貴。相反，為了求天下之利，勤生薄死，以自苦為極，倡導大禹沐雨柿風，形勞天下的自我犧牲精神。墨子本身也是大禹式的人物，他量腹而食，度身而衣，以裘褐為衣，以跳動跂為服，日夜不休，奔走於各國，宣傳、實踐他的兼相愛、交相利的理想主義，以求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為了止楚攻宋，墨子率領弟子，十日十夜，足重繭而不休息，裂裳裹足，日夜兼程，趕到楚國，製止了這場侵略戰爭，實現了他的非攻主張。墨子這種先天下之憂而憂，自我犧牲的博大精神確實具有很大的感染力和號召力，能激起社會一部分人宗教式的政治熱情。因為受到這種精神感染的信徒，往往在精神上有一種超脫塵世俗事的心態，有一種作為人間救世主的良好的自我體認，從而使墨家成員在精神信念上，思想方式上，實際行動上都有類似宗教式的迷惑、沉浸、執著，一往無前，義無反顧的情感和氣慨。
墨子以求天下之利為核心內容的教義，使得墨家成員有著一種共同信仰，一種執著追求的精神境界，規範著墨者的思想和行為的基本方向。嚴格的自我磨鍊，使墨家成員不僅具有為墨子教義忘我犧牲的品格力量，而且具備了艱苦奮鬥的體魄和精神。這使墨者在相當困苦的環境中堅持下去，發揮出超常的作用和影響。在墨家集團內部實行巨子製度，使得墨者的思想、行為得到了高度的集中，墨者集團力量的效應可得到充分發揮。猶如一個人數不多，但勇猛異常的敢死隊，他們捨身赴義的英雄氣慨，具有一種壓倒一切的氣勢。說墨家是以宗教集團式的組織進行他們的政治活動是墨子政治實踐的基本特徵之一，是因為它具備了宗教式組織的基本條件：宗教領袖(巨子)、教義(俱誦墨經)、教規(墨者之法)和宗教精神(狂熱的信念、執著的追求)。
墨子政治實踐的第二個基本特徵是，社會下層的小生產勞動者是墨家集團的基本力量。春秋戰國之際，小生產勞動者是一種個體的自由勞動者。他們是剛剛從“工商食官”的製度下解脫出來，他們對統治階級的依附關係比較薄弱，這使得他們中間的佼佼者有可能為了改變自己的社會和生活處境，加入到處奔走，常無定處，以求天下之利為目的的墨家集團。同時，小生產勞動者分散經營的特點，使他們往往寄希望於有人用權威的力量來解救和保護他們，從思想上他們容易接受以巨子為領袖的墨家集團的組織形式。小手工業生產者的行會製度有比較嚴格的等級觀念，特別是師傅的權威力量和學徒期間相當刻苦的生活磨鍊所留給他們的心理壓力，又使他們比較容易接受墨家集團的各種嚴格的教規。在平時生活中，小生產勞動者普遍存在互助友愛的風尚習慣，這使得墨家集團能在集團內部實現有力助人、有財分人、有利交人的教義，使得墨家集團有可能在經濟生活上維持下去。《墨子。耕柱》篇記載了一則故事，說明了墨家集團內部實行了有財相分的主張。墨子弟子耕柱遊仕於楚國，墨子幾個弟子路過楚國，耕柱子僅以幾升之食招待。這幾個弟子因其招待不厚，回來報告墨子，說耕柱子在楚做官於墨家無益。墨子認為未必這樣。後來，沒過多久，耕柱子派人送十金給墨子，並表示自己有罪，沒有及時給墨家集團以經濟援助，今天送上十金給先生，請先生相分。
墨子兼相愛，交相利的大同社會比較合乎小生產勞動者的心態，而“有能則舉之”的政治上機會平等的主張，更能激起他們的政治熱情。墨者平時從事的工匠技術活動，例如製造各種守城機械等等，也使小手工業生產者，在這樣的集團中有用武之地。上述的這些條件、因素都使得墨子能吸引和凝聚小生產勞動者加入其集團。
墨子政治實踐的第三個基本特徵是任俠仗義，“士為知己者死”的作風。這種信義重於生命的道德觀是當時社會的風尚，“士為知己者死”是當時社會所推崇的道德品質，一批以死相報於知己，以命證其信義的文士、武士及平民百姓都得到世人交口稱譽。如專諸刺王僚，聶政刺韓傀，田光自殺報太子丹，侯贏自殺報信陵君都被傳為一時美談。這種任俠仗義的作風在墨家集團中得到集中的反映，“言必信，行必果”是墨者必須遵守的一個信條，墨者巨子孟勝以死報陽城君就是一個典型的範例。孟勝清醒地認識到正是墨家的這種以死報知己，以命踐信義的精神，才使墨者在社會上受人尊敬，才會求嚴師、賢友、良臣於墨者之中，才會使墨學不絕，信徒倍增。如果巨子一旦偷生忘義，則墨學必絕於世。墨者這種任俠仗義的作風，一則使墨者能被各國君主作為“死士”、“敢死隊”所利用，這類“死士”確是當時複雜的政治鬥爭所需要的;二則也是墨者集團一個重要的凝聚力，尚勇重義，達信輕生確使墨者擯棄了塵世俗事的困擾。“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 世稱墨子之門多勇士。司馬遷在《史記》中對遊俠的描述和墨者的行為極為相似，“今遊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厄困”。 這和墨子所說的，“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猶合符節也”， “任，為身之所惡，以成人之所急” 如出一轍。“布衣之徒，設取予然諾，千裏誦義，為死不顧世，此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故士窮窘而得委命，此豈非人所謂賢豪間者邪!誠使鄉曲之俠，予季次，原憲比權量力，效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矣。要以功見言信，俠客之義，又曷可少哉!” 司馬遷在這裏稱頌的雖是漢代遊俠，但漢代遊俠是墨者的遺風餘韻，小生產勞動者正是布衣之徒。漢初田橫五百壯士以身殉田橫的故事和墨家弟於83人以身殉墨家巨子孟勝的事跡其精神實質完全一樣。
(二)墨子政治實踐失敗的原因分析
墨學雖為當時顯學，其弟子充滿天下，顯榮者無數，但是墨子的政治主張並沒有得到實現，他的政治實踐是失敗的。失敗的原因，總的說來是在於，墨子的政治理想不適應當時新興封建地主經濟和政治結構的建立和發展。
墨子以天下為己任，“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是墨者義不容辭的社會責任，他們並不追求個人的榮華富貴。相反，為了求天下之利，勤生薄死，以自苦為極，倡導大禹沐雨柿風，形勞天下的自我犧牲精神。墨子本身也是大禹式的人物，他量腹而食，度身而衣，以裘褐為衣，以跳動跂為服，日夜不休，奔走於各國，宣傳、實踐他的兼相愛、交相利的理想主義，以求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為了止楚攻宋，墨子率領弟子，十日十夜，足重繭而不休息，裂裳裹足，日夜兼程，趕到楚國，製止了這場侵略戰爭，實現了他的非攻主張。墨子這種先天下之憂而憂，自我犧牲的博大精神確實具有很大的感染力和號召力，能激起社會一部分人宗教式的政治熱情。因為受到這種精神感染的信徒，往往在精神上有一種超脫塵世俗事的心態，有一種作為人間救世主的良好的自我體認，從而使墨家成員在精神信念上，思想方式上，實際行動上都有類似宗教式的迷惑、沉浸、執著，一往無前，義無反顧的情感和氣慨。
墨子以求天下之利為核心內容的教義，使得墨家成員有著一種共同信仰，一種執著追求的精神境界，規範著墨者的思想和行為的基本方向。嚴格的自我磨鍊，使墨家成員不僅具有為墨子教義忘我犧牲的品格力量，而且具備了艱苦奮鬥的體魄和精神。這使墨者在相當困苦的環境中堅持下去，發揮出超常的作用和影響。在墨家集團內部實行巨子製度，使得墨者的思想、行為得到了高度的集中，墨者集團力量的效應可得到充分發揮。猶如一個人數不多，但勇猛異常的敢死隊，他們捨身赴義的英雄氣慨，具有一種壓倒一切的氣勢。說墨家是以宗教集團式的組織進行他們的政治活動是墨子政治實踐的基本特徵之一，是因為它具備了宗教式組織的基本條件：宗教領袖(巨子)、教義(俱誦墨經)、教規(墨者之法)和宗教精神(狂熱的信念、執著的追求)。
墨子政治實踐的第二個基本特徵是，社會下層的小生產勞動者是墨家集團的基本力量。春秋戰國之際，小生產勞動者是一種個體的自由勞動者。他們是剛剛從“工商食官”的製度下解脫出來，他們對統治階級的依附關係比較薄弱，這使得他們中間的佼佼者有可能為了改變自己的社會和生活處境，加入到處奔走，常無定處，以求天下之利為目的的墨家集團。同時，小生產勞動者分散經營的特點，使他們往往寄希望於有人用權威的力量來解救和保護他們，從思想上他們容易接受以巨子為領袖的墨家集團的組織形式。小手工業生產者的行會製度有比較嚴格的等級觀念，特別是師傅的權威力量和學徒期間相當刻苦的生活磨鍊所留給他們的心理壓力，又使他們比較容易接受墨家集團的各種嚴格的教規。在平時生活中，小生產勞動者普遍存在互助友愛的風尚習慣，這使得墨家集團能在集團內部實現有力助人、有財分人、有利交人的教義，使得墨家集團有可能在經濟生活上維持下去。《墨子。耕柱》篇記載了一則故事，說明了墨家集團內部實行了有財相分的主張。墨子弟子耕柱遊仕於楚國，墨子幾個弟子路過楚國，耕柱子僅以幾升之食招待。這幾個弟子因其招待不厚，回來報告墨子，說耕柱子在楚做官於墨家無益。墨子認為未必這樣。後來，沒過多久，耕柱子派人送十金給墨子，並表示自己有罪，沒有及時給墨家集團以經濟援助，今天送上十金給先生，請先生相分。
墨子兼相愛，交相利的大同社會比較合乎小生產勞動者的心態，而“有能則舉之”的政治上機會平等的主張，更能激起他們的政治熱情。墨者平時從事的工匠技術活動，例如製造各種守城機械等等，也使小手工業生產者，在這樣的集團中有用武之地。上述的這些條件、因素都使得墨子能吸引和凝聚小生產勞動者加入其集團。
墨子政治實踐的第三個基本特徵是任俠仗義，“士為知己者死”的作風。這種信義重於生命的道德觀是當時社會的風尚，“士為知己者死”是當時社會所推崇的道德品質，一批以死相報於知己，以命證其信義的文士、武士及平民百姓都得到世人交口稱譽。如專諸刺王僚，聶政刺韓傀，田光自殺報太子丹，侯贏自殺報信陵君都被傳為一時美談。這種任俠仗義的作風在墨家集團中得到集中的反映，“言必信，行必果”是墨者必須遵守的一個信條，墨者巨子孟勝以死報陽城君就是一個典型的範例。孟勝清醒地認識到正是墨家的這種以死報知己，以命踐信義的精神，才使墨者在社會上受人尊敬，才會求嚴師、賢友、良臣於墨者之中，才會使墨學不絕，信徒倍增。如果巨子一旦偷生忘義，則墨學必絕於世。墨者這種任俠仗義的作風，一則使墨者能被各國君主作為“死士”、“敢死隊”所利用，這類“死士”確是當時複雜的政治鬥爭所需要的;二則也是墨者集團一個重要的凝聚力，尚勇重義，達信輕生確使墨者擯棄了塵世俗事的困擾。“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 世稱墨子之門多勇士。司馬遷在《史記》中對遊俠的描述和墨者的行為極為相似，“今遊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厄困”。 這和墨子所說的，“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猶合符節也”， “任，為身之所惡，以成人之所急” 如出一轍。“布衣之徒，設取予然諾，千裏誦義，為死不顧世，此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故士窮窘而得委命，此豈非人所謂賢豪間者邪!誠使鄉曲之俠，予季次，原憲比權量力，效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矣。要以功見言信，俠客之義，又曷可少哉!” 司馬遷在這裏稱頌的雖是漢代遊俠，但漢代遊俠是墨者的遺風餘韻，小生產勞動者正是布衣之徒。漢初田橫五百壯士以身殉田橫的故事和墨家弟於83人以身殉墨家巨子孟勝的事跡其精神實質完全一樣。
(二)墨子政治實踐失敗的原因分析
墨學雖為當時顯學，其弟子充滿天下，顯榮者無數，但是墨子的政治主張並沒有得到實現，他的政治實踐是失敗的。失敗的原因，總的說來是在於，墨子的政治理想不適應當時新興封建地主經濟和政治結構的建立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