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墨子也說尚同一義是為了賞善罰暴，但一同天下之義的天子是天擇授權的。“天之欲一同天下之義也，是故選擇賢者立為天子。……天子又總天下之義，以尚同於天。” 王權天授為尚同於天子增添了一層恫嚇、神秘的色彩。專製主義的理論解釋，追根究底都是給這種專製的王權增添了一份天授神降的色彩，墨子尚同的專製主義也不例外。
墨子從現實的政治實踐中也清楚地認識到，要想實現自己的政治主張，最有效的途徑還是從上層著手。所以，墨子不僅自己遊說各國君主，而且派弟子遊仕於各國諸侯，並且把入仕作為自己聚徒授學的一個基本目的。墨子把自己的政治主張上升到天誌的高度，是天下一同之義，並將其絕對化，變成天下唯一之義。這唯一之義通過天子、三公、諸侯、鄉長的政治組織的渠道將萬民的思想統一，不容有異義、異端，否則將以刑罰處之。墨子是希望依靠政治上的權威力量來推行自己的主義，所以，尚同要求專製作後盾也是理所必然的。
墨子要求人人平等尚賢，但這個以能為賢，尚賢舉官的標準，誰來掌握和執行呢?你說是求天下之利，他說是興天下之害;你說攻戰不義這是墨子的教義，他說墨子贊禹征有苗，湯伐桀，武王伐紂，謂誅不謂攻;你說這人有能應舉之應高予之爵，重予之祿，他說此人乃不肖之徒，應貶之為役。爭說紛壇，莫衷一是，墨離為三，取捨相反，相互攻訐，皆自謂真墨。墨家學派本身尚且如此，更不要說天下芸芸眾生了。況且，高爵重祿和賤役貧困畢竟是一種差別，為了這貴賤富貧的轉換，社會各階級的鬥爭是不可避免的。
也就是說，為了實現墨子的平等主義，不能靠空談，墨子提出用尚同來實行平等。即然尚同，隻能同於一人、一義，那麽這對其他各人、各義來說就無平等可言。天子所是，莫敢非之，天子所非，莫敢是之，政之所加，莫敢不賓，天子所教，無有敢紛。雖然墨子在形式上為天子披了一件賢者的外衣，但是天擇賢者為天子，其目的是要一同天下之義。所以，從實質上說，墨子的尚同是一種要求絕對同一的專製主義。墨子的烏托邦的兼愛社會要在政治專製主義的權威下才能實現，這不免使人感到南轅北轍，頗有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之感。
在生產上，墨子一生強調的是實用重利，並以萬民之利，合民之用力支點。他們的行為準則是“利人乎，即為，不利人乎，即止。” 墨於把利提到義的高度，“義，利也。” 另一方麵，墨子的民生實用又是有一定的限度“凡足以奉給民用，則止。” 所以，墨子又倡導節用、節葬、非樂的禁欲主義。墨子的禁欲主義固然是對貴族統治階級的一種限製，同時也不要求滿足百姓在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上進一步的追求和欲望。墨子本身以節儉自苦為極，成為一代楷模。荀子批評墨子“蔽於用而不知文”， “天下尚儉而彌貧，非鬥而日爭，勞苦頓萃而愈無動，愀然憂戚，非樂而日不和。” 苟子比較中肯地指出了墨子實用重利和禁慾自苦的矛盾，並認為以禁慾自苦為基礎的實用重利，其效果適得其反。節用反使天下貧，非樂使人不和。墨子這種苦行主義的節儉之道違背自然人性關於物慾要求會不斷增長的人之常情。所以，莊子批評墨子的節儉之道，“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己。……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毅，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為也，恐其不可以為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 這一批評確有一定道理。
物質生產的本身是為了滿足人的物質需用，既然墨子實用重利，那麽凡是有利有用於萬民的物質生產都應極力充分加以發展。但是，墨子足以奉給民用則止的觀念又阻礙物質生產的發展。墨子以身作則，倡導量腹而食，度身而衣，僅以生存溫飽為物質生產的基本目的。這種觀念和行為顯然是不能促進物質生產在數量上、品種上、質量上的進一步發展。墨子從自然人性立論強調賴其力者生，但他隻看到人的生存的基本需要，沒有看到對物質利益的不斷追求是促進生產發展的一個動力。墨於看到了當時廣大小生產勞動者生存的艱難困境，故而強調天下之不足為天下之公患，倡導節慾。對物質利益的追求具體表現為對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享受的不斷追求，這是人的本能需要。禁慾節儉的做法不符合人的這種自然本性。人對物質生活以及由社會關係而產生的精神生活的需求是隨著人的生產力水平的提高而不斷增長的。
這種對物質、精神不斷增長的需求是社會生產發展的基本力量。墨子過於強調節儉，確使人感到生活的貧瘠和生產的艱辛，這對提高小生產勞動者的勞動積極性是極為不利的。對具體的物質生產過程來說，往往會因眼前的物質利益而放棄有價值的生產技術的發明，生產工具的改進，忽視天時、地利、人和這三個因素長遠的綜合效應。用節儉自苦的方式來解決損有餘益不足的均利問題，而下是靠以促進發展生產，提高消費生活水平的方式，墨了的這種思想是不能促使整個社會的生產水平的提高和物質財富的增長，也不可能真正由此達到天下均利的理想，相反卻不利於社會的安定和國家的富強。
同時，墨子也沒有看到社會是人們相互聯繫的一種集合體，而人在生產活動中必然要和各種自然現象發生關係。這樣，人與人之間，人與社會現象之間，人與自然現象之間的相互關係必然會影響到人的精神、心理狀態。人際之間的精神、心態的平衡、調節問題亦是人生存發展的一個重大問題。音樂、藝術等人類活動形式的產生和發展就是為了適應人類精神生活和心理調適的需要。墨子非樂，隻看到樂之不能實用生利，並以音樂能移人性情，荒廢生產為由而非之，而沒有看到音樂人情調適之必需。音樂的作用，其大者起了一種社會心理協調的作用，小者則調節了個人的情緒和生理節奏。在喜悅、哀喪的儀式中，音樂表達了人的喜怒哀樂的各種感情，並以此聯絡了人際之心的情感。音樂對人的教化有一種潛侈默化的作用，荀子說：“樂中平則民和不流，樂莊嚴則民齊而不亂。民和齊則兵勁城固，敵國不敢嬰也，如是則百姓莫不安其處，樂其鄉，以至足其上矣。……故樂行而誌清，禮修而行成，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莫善於樂。” 荀子這段批評墨子非樂的文字，確實揭示了墨子在人類精神生活方麵禁慾的弊端，論證了滿足人類在精神生活方麵的要求，對社會穩定、生產發展所起的積極作用。
墨於實用重利和禁慾的矛盾，反映了小生產勞動者，由於生產環境、社會地位的限製，對社會歷史發展存在著一種狹隘的看法。小生產勞動者不能認識到社會是由各個不同利益階級所構成的集團。彼此的利益雖然是對立的，但也往往彼此聯繫、製約。要用同一種節儉禁慾的方式來要求各個社會階層，不僅既得利益者的統治階級很難接受，就連小生產勞動者本身也感到自然人性受到壓抑。歷史表明，社會的發展不是以禁慾的方式來實現的，而是以生活消費要求的提高，以此促進物質生產發展的方式實現的。墨子實用重利和禁慾節儉的背反，隻能說明墨子兼相愛、交相利的理想社會不是一種社會進步的表現，而是一種貧困式的原始大同的社會理想。
墨子從現實的政治實踐中也清楚地認識到，要想實現自己的政治主張，最有效的途徑還是從上層著手。所以，墨子不僅自己遊說各國君主，而且派弟子遊仕於各國諸侯，並且把入仕作為自己聚徒授學的一個基本目的。墨子把自己的政治主張上升到天誌的高度，是天下一同之義，並將其絕對化，變成天下唯一之義。這唯一之義通過天子、三公、諸侯、鄉長的政治組織的渠道將萬民的思想統一，不容有異義、異端，否則將以刑罰處之。墨子是希望依靠政治上的權威力量來推行自己的主義，所以，尚同要求專製作後盾也是理所必然的。
墨子要求人人平等尚賢，但這個以能為賢，尚賢舉官的標準，誰來掌握和執行呢?你說是求天下之利，他說是興天下之害;你說攻戰不義這是墨子的教義，他說墨子贊禹征有苗，湯伐桀，武王伐紂，謂誅不謂攻;你說這人有能應舉之應高予之爵，重予之祿，他說此人乃不肖之徒，應貶之為役。爭說紛壇，莫衷一是，墨離為三，取捨相反，相互攻訐，皆自謂真墨。墨家學派本身尚且如此，更不要說天下芸芸眾生了。況且，高爵重祿和賤役貧困畢竟是一種差別，為了這貴賤富貧的轉換，社會各階級的鬥爭是不可避免的。
也就是說，為了實現墨子的平等主義，不能靠空談，墨子提出用尚同來實行平等。即然尚同，隻能同於一人、一義，那麽這對其他各人、各義來說就無平等可言。天子所是，莫敢非之，天子所非，莫敢是之，政之所加，莫敢不賓，天子所教，無有敢紛。雖然墨子在形式上為天子披了一件賢者的外衣，但是天擇賢者為天子，其目的是要一同天下之義。所以，從實質上說，墨子的尚同是一種要求絕對同一的專製主義。墨子的烏托邦的兼愛社會要在政治專製主義的權威下才能實現，這不免使人感到南轅北轍，頗有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之感。
在生產上，墨子一生強調的是實用重利，並以萬民之利，合民之用力支點。他們的行為準則是“利人乎，即為，不利人乎，即止。” 墨於把利提到義的高度，“義，利也。” 另一方麵，墨子的民生實用又是有一定的限度“凡足以奉給民用，則止。” 所以，墨子又倡導節用、節葬、非樂的禁欲主義。墨子的禁欲主義固然是對貴族統治階級的一種限製，同時也不要求滿足百姓在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上進一步的追求和欲望。墨子本身以節儉自苦為極，成為一代楷模。荀子批評墨子“蔽於用而不知文”， “天下尚儉而彌貧，非鬥而日爭，勞苦頓萃而愈無動，愀然憂戚，非樂而日不和。” 苟子比較中肯地指出了墨子實用重利和禁慾自苦的矛盾，並認為以禁慾自苦為基礎的實用重利，其效果適得其反。節用反使天下貧，非樂使人不和。墨子這種苦行主義的節儉之道違背自然人性關於物慾要求會不斷增長的人之常情。所以，莊子批評墨子的節儉之道，“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己。……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毅，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為也，恐其不可以為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 這一批評確有一定道理。
物質生產的本身是為了滿足人的物質需用，既然墨子實用重利，那麽凡是有利有用於萬民的物質生產都應極力充分加以發展。但是，墨子足以奉給民用則止的觀念又阻礙物質生產的發展。墨子以身作則，倡導量腹而食，度身而衣，僅以生存溫飽為物質生產的基本目的。這種觀念和行為顯然是不能促進物質生產在數量上、品種上、質量上的進一步發展。墨子從自然人性立論強調賴其力者生，但他隻看到人的生存的基本需要，沒有看到對物質利益的不斷追求是促進生產發展的一個動力。墨於看到了當時廣大小生產勞動者生存的艱難困境，故而強調天下之不足為天下之公患，倡導節慾。對物質利益的追求具體表現為對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享受的不斷追求，這是人的本能需要。禁慾節儉的做法不符合人的這種自然本性。人對物質生活以及由社會關係而產生的精神生活的需求是隨著人的生產力水平的提高而不斷增長的。
這種對物質、精神不斷增長的需求是社會生產發展的基本力量。墨子過於強調節儉，確使人感到生活的貧瘠和生產的艱辛，這對提高小生產勞動者的勞動積極性是極為不利的。對具體的物質生產過程來說，往往會因眼前的物質利益而放棄有價值的生產技術的發明，生產工具的改進，忽視天時、地利、人和這三個因素長遠的綜合效應。用節儉自苦的方式來解決損有餘益不足的均利問題，而下是靠以促進發展生產，提高消費生活水平的方式，墨了的這種思想是不能促使整個社會的生產水平的提高和物質財富的增長，也不可能真正由此達到天下均利的理想，相反卻不利於社會的安定和國家的富強。
同時，墨子也沒有看到社會是人們相互聯繫的一種集合體，而人在生產活動中必然要和各種自然現象發生關係。這樣，人與人之間，人與社會現象之間，人與自然現象之間的相互關係必然會影響到人的精神、心理狀態。人際之間的精神、心態的平衡、調節問題亦是人生存發展的一個重大問題。音樂、藝術等人類活動形式的產生和發展就是為了適應人類精神生活和心理調適的需要。墨子非樂，隻看到樂之不能實用生利，並以音樂能移人性情，荒廢生產為由而非之，而沒有看到音樂人情調適之必需。音樂的作用，其大者起了一種社會心理協調的作用，小者則調節了個人的情緒和生理節奏。在喜悅、哀喪的儀式中，音樂表達了人的喜怒哀樂的各種感情，並以此聯絡了人際之心的情感。音樂對人的教化有一種潛侈默化的作用，荀子說：“樂中平則民和不流，樂莊嚴則民齊而不亂。民和齊則兵勁城固，敵國不敢嬰也，如是則百姓莫不安其處，樂其鄉，以至足其上矣。……故樂行而誌清，禮修而行成，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莫善於樂。” 荀子這段批評墨子非樂的文字，確實揭示了墨子在人類精神生活方麵禁慾的弊端，論證了滿足人類在精神生活方麵的要求，對社會穩定、生產發展所起的積極作用。
墨於實用重利和禁慾的矛盾，反映了小生產勞動者，由於生產環境、社會地位的限製，對社會歷史發展存在著一種狹隘的看法。小生產勞動者不能認識到社會是由各個不同利益階級所構成的集團。彼此的利益雖然是對立的，但也往往彼此聯繫、製約。要用同一種節儉禁慾的方式來要求各個社會階層，不僅既得利益者的統治階級很難接受，就連小生產勞動者本身也感到自然人性受到壓抑。歷史表明，社會的發展不是以禁慾的方式來實現的，而是以生活消費要求的提高，以此促進物質生產發展的方式實現的。墨子實用重利和禁慾節儉的背反，隻能說明墨子兼相愛、交相利的理想社會不是一種社會進步的表現，而是一種貧困式的原始大同的社會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