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所處的時代——春秋戰國之際是生產關係急劇變革的時期,由於土地所有製形式的改變,土地作為一種商品可以自由買賣,這使得土地買賣作為財產積累的一種方式,吸收了大量的社會遊資。各級官吏、富商巨賈、自由農和各類士都把上地的占有作為一種固定的資產投資。這樣,一個新興的封建地主階級就興起、壯大了。由於地主階級在經濟上、智力上、活動能量上的巨大優勢,就自然對政治上的權利,有一種強烈的欲望,小生產勞動者在經濟上不得不依附於他們。雖然在物質利益上,它們之間存在著矛盾,但對西周的宗法等級製度,他們又是站在一起的。新興的地主階級麵臨著雙重任務和兩方麵的敵人。一方麵,西周的宗法等級製度限製了它們政治上的發展,同時也阻礙了封建地主經濟的發展,為了爭取自己的生存權利,地主階級必須在政治上、意識形態方麵反對宗法貴族,建立新的適合於地主經濟的政治製度和意識形態。西周的宗法等級製度及宗法貴族自然成為他們在政治上必須打倒的對象。政在大夫,陪臣執國命,諸侯放恣,處士橫議就是這種政治鬥爭的反映。同時,地主經濟是建立在壓迫、剝削小生產勞動者的基礎之上,因此如何在政治製度上,保護地主對小生產勞動者的剝削、壓迫,成為地主階級登上政治舞台必須考慮的問題,他們決不會和小生產勞動者分享新政權的成果。從這個角度看,孔子的舉賢才和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的政治策略更符合地主階級政治上的需要。一方麵是“法不阿貴”,抑製宗法貴族,防止他們的復辟,另一方麵又是“嚴刑重罰”以對民,防止他們犯上作亂。墨子從政治平等出發的尚賢思想不僅針對西周宗法等級,而且直接威脅了地主階級的政治統治。地主階級在政治舞台上縱橫捭闔,相當活躍,其根本目的是要維護他們的經濟利益,他們之間由於經濟利益的矛盾而導致政治鬥爭的尖銳化,以兼併為目的的攻伐戰爭是必然的結果。政治上的勝利是為了經濟上的利益,而生活上的享受不僅僅是一種物慾的奢侈,而且有一種暴發戶在政治上的炫耀和威懾。厚葬、奢用、娛樂,更多地是為了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墨子提出的薄葬、禁慾、非樂是經濟上平等主義的要求,矛頭直指地主階級的經濟特權,並進一步動搖他們政治上的權威。


    地主階級是想重新安排社會的階級秩序,他們既反對原來的等級秩序,也反對絕對平等主義的社會秩序。他們希望建立的是封建地主階級統治的等級結構,並以法的形式將其固定下來。地主階級建立新的封建社會秩序的努力符合了當時社會隨著土地、財產私有化而形成的地主階級的利益,適應了社會發展的趨向。他們用戰爭方式解決了政治矛盾和經濟矛盾,並使分裂的局麵漸趨統一。春秋五霸、戰國七雄到最後秦始皇統一中國,都是通過戰爭途徑,最終從製度上解決了封建社會政治和經濟結構的穩定,也就是說,戰爭是當時社會發展的一種必要的形式。在這樣一個急劇變化的社會洪流中,充滿著你死我活的血腥鬥爭,生死存亡,朝夕可變。墨子代表小生產勞動者利益的吶喊,呼籲倡導兼愛、尚賢、禁慾、非攻無異是不合時宜的。墨子這些思想雖然不乏感人的力量和真誠的情感,確能撥動社會一部分人的心弦,激發他們的熱情,然而在歷史的鐵流中,這些思想過於空泛,缺乏現實的物質力量,雖激起不小的旋渦,然而總究被淹沒。猶如空穀迴響,雖繚繞悅耳,然總歸於死寂。隨著小生產勞動者在經濟和人身上對地主經濟依賴程度的加強,墨子的這些平等思想也終將被“富貴在天,生死有命”的觀念所替代。


    要求政治平等的尚賢,要求經濟平等的禁慾,要求人生自我保障的非攻,都猶如肥皂泡,在嚴酷的社會現實麵前一一破滅。地主階級的政治、經濟統治結構在歷史鐵律的作用下,碾碎了小生產者的一切幻想和空想。


    (三)矛盾的歷史觀


    墨子是小生產勞動者空前絕後的思想代表,小生產勞動者固有的對歷史發展的矛盾心理以理論化的形式更集中地反映在墨子的歷史觀中。這種歷史觀的矛盾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麵:在政治上是尚同的專製主義和兼愛的原始平等觀念的矛盾;在經濟上是禁欲主義和蔽於用,重於利的矛盾;在實踐上勇敢的批判和溫和的改良的矛盾。


    在上一節曾分析過墨子的兼愛大同的理想是基於一種原始的平等觀念。政治上,賢者舉之為官,不肖者廢之為役。經濟上,有財相分,有利利人。人際關係應互愛互利,視人若己。墨子認為,這才是人類社會的理想境界,而且可以通過尚賢、禁慾、非攻等措施,再將現在不平等的社會異化恢復到自然的平等。要實施這些理想措施,達到這一理想境界,墨子認為應該實行尚同。何為尚同?尚同從何源起?尚同有何作用?對這些問題,墨於是這樣論述的。


    墨子認為,“若苟百姓為人,是一人一義,十人十義,百人百義,千人千義,逮至人之眾不可勝計也,則其所謂義者,亦不可勝計。此皆是其義,而非人之義,是以厚者有鬥,而薄者有爭。” “是以內者父子兄弟作怨惡,離散不能相和合,天下之百姓,皆以水火毒藥相虧害,至有餘力不能以相勞,腐朽餘財不以相分,隱匿良道不以相教,天下之亂,若禽獸然。” 人各有思想,各有欲望,意見紛壇,彼此不一,相互爭執。由此,小至家庭不睦,大至天下不安。所以,有天子、三公、諸侯、正長之製。天子通過三公、諸侯、正長的渠道,發政於天下之百姓,達到“天於之所是,皆是之;大子之所非,皆非之。去若不善言,學天子之善言;去若不善行,學天子之善行,則天下何說以亂哉。察天下之所以治者何也,天子唯能一同天下之義,是以天下治也。” 墨子認為,要解決眾議不一,社會紛亂,唯有實行天子一同天下之義的辦法。


    尚同應“尚同義其上,而毋有下比之心。” 一鄉必同其鄉氏之義,則鄉治;一國必同其國君之義,則國治;天下必同天子之義,則天下治。所以,墨子指出:“故古者聖人之所以濟事成功,垂名於後世者,無他故異物焉,日唯能以尚同為政者也。是以先王之書周頌之道之曰:”載來見彼王,聿求厥章。‘則此語古者國君諸侯之以春秋來朝聘天子之庭,受天子之嚴教,退而治國,政之所加,莫敢不賓。當此之時,本無有敢紛天於之教者。“ 尚同作為治國之本,可”眾其人民,治其刑政,定其社稷。“ ……墨子尚同的政治主張是針對眾議不決,社會紛亂,政局動盪的社會現象,是為了解決人由自然物慾需求而產生的矛盾、鬥爭等問題。本來,由於生產力的發展,私有財產的形成,社會階級的分化,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的產生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現象。各階級利益的差異必然導致不同的政治主張。如何調節各階級的利益,使社會秩序保持協調和穩定成為政治家、思想家關注的社會問題。墨子想以尚同一義,天子專製來籍製人言,統一思想,統一意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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