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同樣認為尚賢是國家政治之本，“是在王公大人為政於國家，不能以尚賢事能為政也。是故國有賢良之士眾，則國家之治厚，賢良之士寡，則國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務，將在於眾賢而已。” 但墨子尚賢的具體內容和目的，鮮明地代表了小生產勞動者的階級利益。墨子尚賢是基於小生產勞動者的平均主義，“官無終貴，民無終賤”。 尚賢首先要求“不黨父兄，不偏富貴，不劈顏色”，即墨子認為舉賢才就必須突破血統和社會地位，“舉義不辟貧賤”，“舉義不辟疏”，“舉義不避遠”。 “列德而尚賢，雖在農與工肆之人，有能則舉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祿，任之以事，斷予之令。” 其次，墨子不僅要求尚賢，而且將“無能則下之” 作為“有能則舉之”的尚賢思想的重要構成部分。“賢者舉而上之，富而貴之，以為官長;不肖者抑而廢之，貧而賤之以為徒役，是以民皆勸其賞，畏其罰，相率而為賢。” 這種不分政治等級的有能則舉無能則下尚賢思想直接威脅了貴族階級的政治統治。墨子明確表現了生產勞動者的政治要求，不僅要求廢除那腐敗無能而身居高位的貴族統治，剝奪他們的政治地位，而且要求剝奪他們無功受祿的不義之財。其三，墨子將尚賢提到天之法儀的高度，並將擇君也列為尚賢的內容。“雖天亦不辯貧富、貴賤、遠邇、親疏，賢者舉而尚之，不肖者抑而廢之。然則富貴為賢，以得其賞者誰也?曰若昔者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是也……然則富貴為暴，以得其罰者誰也?曰若昔者三代暴王桀、紂、幽、厲者是也。” 這說明，墨子的尚賢思想包含了一種由下選上的原始社會的遺風，上至君主，下至各級官吏，百姓萬民都有權利尚賢擇選。在尚賢擇能麵前人人平等，並沒有大夫與小人之類的血統貴賤之差異。
墨子提倡禁慾，主張節用、節葬、非樂，是基於當時生產力的水平不高，生產的物質財富不很豐富，而社會兩極分化相當嚴重的社會狀況。富者奢侈，貧者餓死，“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因而墨子的禁慾主張是針對貴族統治階級的，是為了百姓萬民能足衣足食，免除饑寒交迫。墨子認為，為了將有限的社會財富節約下來，以均天下之利，就必需限製貴族統治者在生活上的奢侈浪費。“其倍之非外取地也，因其國家，去其無用之費，足以倍之” ，墨子認為一個國家注意節約，不鋪張浪費，從中所得的利，足可同取於地中之利相比。國家政務諸事應以“用財不費，民德不勞，其興利多矣”為原則，“凡足以奉給民用則止，諸加費不加於民利者，聖王弗為”， 反對統治階級的揮霍浪費。人之生者尚且要堵絕奢侈，那麽對死者葬喪形式的浪費就更是不可容忍。“故衣食者，人之生利也，然且猶尚有節;葬埋者，人之死利也，夫何獨無節於此乎。” 所以，墨子認為，“厚葬久喪以為非仁義，非孝於之事”。 因為墨子認為孝子仁義之事應以“富貧眾寡，安危治亂” 為標準。厚葬久喪之法，其一要浪費大量財富用以陪葬;其二要殘殺大量無辜，用以殉葬;其三要荒廢各種生產活動，影響民之衣食;其四要妨礙男女之交，減少人口勞力的繁殖。所以，厚葬久喪之法是以使民寡國貧天下亂，實是天下之害，而不是興天下之利。它合於桀紂幽厲之事而逆堯舜禹湯文武之道。當然，厚葬久喪之法不僅是貴族統治階級對生前奢侈生活享受的繼續，而且是維持政治特權的一種象徵。墨子提倡節葬，主張棺三寸，衣三領，挖穴可埋的葬埋之法，實是致孝於親，不失死生之利者，這種節葬之法，即是對貴族統治階級奢侈浪費的一種製約，也是對他們政治特權的一種限製。
墨子非樂，是因為墨子判別是非得失的標準是：“利人乎，即為;不利人乎，即止。”所以“仁者之為天下度也，非為其目之所美，耳之所樂，口之所甘，身體之所安，以此虧奪民衣食之財，仁者弗為也。” 墨子認為，製樂是屬虧奪民衣食之財之舉。既然製樂與民無利，則仁者就不應該做。墨子為論證非樂的合理性，將製樂器和製舟車相比較。兩者同樣厚斂乎萬民，然而舟車行便能使民息其足，休其肩背，於萬民有利，萬民雖出財力資之，但不以為恨。樂器則不然，它隻是為了貴族耳目之娛，卻無利萬民之處。民之衣食之財不能樂聲幹戚所得，非樂理所當然。“飢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勞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王公大人厚措斂乎萬民，以為大鍾、鳴鼓、琴瑟、竽笙之聲，結果廢男耕女織之事，虧奪民之衣食之財，且靡靡之音，移人性情，使人耽於酒肉，廢人強力從事，實是喪家亡國之音。墨子說：“察九有之所以亡者，徒從飾樂也。於武觀曰：”啟乃淫溢康樂，野於飲食，將將銘莧磬以力湛濁於酒，渝食於野，萬舞翼翼，章聞於大。天用弗式。‘“
非攻是墨於一生極力倡導而為之奔波的主張。止楚攻越，止楚攻宋，止魯攻鄭都是墨子實踐其非攻主張的典型事例。墨子的弟子”勝綽事項子牛，項子牛三侵魯地，而勝綽三從。子墨子聞子，使高孫子請而退之。“ 勝綽為了厚祿，違背墨子非攻的主張，三次助齊侵魯，所以墨子派徒要勝綽離開項子牛。
春秋戰國期間，各國之間的侵略戰爭頻繁，時間短則數月，長則數年，攻伐兼併成為各國，尤其是大國的一項基本國策。戰爭是關係到一個國家生死存亡的大事，它涉及到一個國家的衣食人口、生產、生活等等方麵。不管是勝者還是敗者，戰爭創傷的恢復都需要花費很大的精力和時間。各家學派對戰爭問題，從政治歷史角度，從具體的戰略戰術問題的研究分析形成了不同的看法。兵法的出現，兵家學派的形成，軍事家群體的產生，這一切都是當時戰爭頻繁而激烈現狀的反映和結果。
墨子非攻表明了他對戰爭的基本態度，他認為戰爭於國於民有百害無一利。興師征伐，禍國殃民。其一，必廢農時，“春則廢民耕稼樹藝，秋則廢民獲斂。今唯毋廢一時，則百姓饑寒凍餒而死者，不可勝數。” 其二，浪費大量人力物力，竹箭羽旄幄幕，甲盾撥劫，矛戟戈乘車，牛馬百姓，損失不可勝數。 其三，就是勝者，“計其所自勝，無所可用也。計其所得，反不如所喪者之多……今盡王民之死，嚴下上之患，以爭虛城，則是棄所不足，而重所有餘也。為政若此，非國之務者也。” 其四，根據對等互報的原則，“情慾得而惡失，欲安而惡危”，一時依仗自己的國力、兵力，以攻戰於天下，顯赫一時，但終將會被別國以“其人之道，反治其人之身”，反遭滅國之禍。因攻戰而自亡其國，史不乏其例。吳王闔閭、夫差兩代數年攻伐，戰績輝煌，九夷之國賓服，“自恃其力，伐其功，譽其智，怠於教”。結果，吳國反為越王勾踐攻敗而滅國的歷史事實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所以，墨子認為，以人為鏡，則知攻戰實是不吉而凶。其五，非攻而以德服天下者，獲利遠甚於攻伐，“督以正，義其名，必務寬吾眾，信吾師，以此授諸侯之師，則天下無敵矣，其為下不可勝數也。此天下之利，而王公大人不知而用，則此可謂不知利天下之巨務矣。” 從小生產勞動者對兼相愛、交相利理想社會的追求到不分貴賤的尚賢，限製貴族特權的禁慾，反對殘害百姓的戰爭這三個基本措施的提出，從思想發展的邏輯看，是必然的。墨子從小生產勞動者的立場與利益出發，提出用尚賢、禁慾(節用、節葬、非樂)、非攻的主張來實現他們所追求的兼愛交利的理想社會，並且從理論形式論證了尚賢、禁慾、非攻的普遍意義，是一種天之法度，如同墨子所構畫的兼愛社會是人類理想的最高境界一樣，也是一種天誌的表現。所以，墨子用理論形式表現出來的尚賢、禁慾、非攻的思想是小生產勞動者在當時社會急劇變化的環境中，思想、情感、利益和願望的一種反映。小生產勞動者並不代表當時生產關係變革的主導方麵，也不構成當時社會的基本力量。因此，墨子的兼愛社會隻不過是小生產勞動者的美好願望，他所提出的尚賢、禁慾、非攻的具體措施也不免流於空想。
墨子提倡禁慾，主張節用、節葬、非樂，是基於當時生產力的水平不高，生產的物質財富不很豐富，而社會兩極分化相當嚴重的社會狀況。富者奢侈，貧者餓死，“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因而墨子的禁慾主張是針對貴族統治階級的，是為了百姓萬民能足衣足食，免除饑寒交迫。墨子認為，為了將有限的社會財富節約下來，以均天下之利，就必需限製貴族統治者在生活上的奢侈浪費。“其倍之非外取地也，因其國家，去其無用之費，足以倍之” ，墨子認為一個國家注意節約，不鋪張浪費，從中所得的利，足可同取於地中之利相比。國家政務諸事應以“用財不費，民德不勞，其興利多矣”為原則，“凡足以奉給民用則止，諸加費不加於民利者，聖王弗為”， 反對統治階級的揮霍浪費。人之生者尚且要堵絕奢侈，那麽對死者葬喪形式的浪費就更是不可容忍。“故衣食者，人之生利也，然且猶尚有節;葬埋者，人之死利也，夫何獨無節於此乎。” 所以，墨子認為，“厚葬久喪以為非仁義，非孝於之事”。 因為墨子認為孝子仁義之事應以“富貧眾寡，安危治亂” 為標準。厚葬久喪之法，其一要浪費大量財富用以陪葬;其二要殘殺大量無辜，用以殉葬;其三要荒廢各種生產活動，影響民之衣食;其四要妨礙男女之交，減少人口勞力的繁殖。所以，厚葬久喪之法是以使民寡國貧天下亂，實是天下之害，而不是興天下之利。它合於桀紂幽厲之事而逆堯舜禹湯文武之道。當然，厚葬久喪之法不僅是貴族統治階級對生前奢侈生活享受的繼續，而且是維持政治特權的一種象徵。墨子提倡節葬，主張棺三寸，衣三領，挖穴可埋的葬埋之法，實是致孝於親，不失死生之利者，這種節葬之法，即是對貴族統治階級奢侈浪費的一種製約，也是對他們政治特權的一種限製。
墨子非樂，是因為墨子判別是非得失的標準是：“利人乎，即為;不利人乎，即止。”所以“仁者之為天下度也，非為其目之所美，耳之所樂，口之所甘，身體之所安，以此虧奪民衣食之財，仁者弗為也。” 墨子認為，製樂是屬虧奪民衣食之財之舉。既然製樂與民無利，則仁者就不應該做。墨子為論證非樂的合理性，將製樂器和製舟車相比較。兩者同樣厚斂乎萬民，然而舟車行便能使民息其足，休其肩背，於萬民有利，萬民雖出財力資之，但不以為恨。樂器則不然，它隻是為了貴族耳目之娛，卻無利萬民之處。民之衣食之財不能樂聲幹戚所得，非樂理所當然。“飢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勞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王公大人厚措斂乎萬民，以為大鍾、鳴鼓、琴瑟、竽笙之聲，結果廢男耕女織之事，虧奪民之衣食之財，且靡靡之音，移人性情，使人耽於酒肉，廢人強力從事，實是喪家亡國之音。墨子說：“察九有之所以亡者，徒從飾樂也。於武觀曰：”啟乃淫溢康樂，野於飲食，將將銘莧磬以力湛濁於酒，渝食於野，萬舞翼翼，章聞於大。天用弗式。‘“
非攻是墨於一生極力倡導而為之奔波的主張。止楚攻越，止楚攻宋，止魯攻鄭都是墨子實踐其非攻主張的典型事例。墨子的弟子”勝綽事項子牛，項子牛三侵魯地，而勝綽三從。子墨子聞子，使高孫子請而退之。“ 勝綽為了厚祿，違背墨子非攻的主張，三次助齊侵魯，所以墨子派徒要勝綽離開項子牛。
春秋戰國期間，各國之間的侵略戰爭頻繁，時間短則數月，長則數年，攻伐兼併成為各國，尤其是大國的一項基本國策。戰爭是關係到一個國家生死存亡的大事，它涉及到一個國家的衣食人口、生產、生活等等方麵。不管是勝者還是敗者，戰爭創傷的恢復都需要花費很大的精力和時間。各家學派對戰爭問題，從政治歷史角度，從具體的戰略戰術問題的研究分析形成了不同的看法。兵法的出現，兵家學派的形成，軍事家群體的產生，這一切都是當時戰爭頻繁而激烈現狀的反映和結果。
墨子非攻表明了他對戰爭的基本態度，他認為戰爭於國於民有百害無一利。興師征伐，禍國殃民。其一，必廢農時，“春則廢民耕稼樹藝，秋則廢民獲斂。今唯毋廢一時，則百姓饑寒凍餒而死者，不可勝數。” 其二，浪費大量人力物力，竹箭羽旄幄幕，甲盾撥劫，矛戟戈乘車，牛馬百姓，損失不可勝數。 其三，就是勝者，“計其所自勝，無所可用也。計其所得，反不如所喪者之多……今盡王民之死，嚴下上之患，以爭虛城，則是棄所不足，而重所有餘也。為政若此，非國之務者也。” 其四，根據對等互報的原則，“情慾得而惡失，欲安而惡危”，一時依仗自己的國力、兵力，以攻戰於天下，顯赫一時，但終將會被別國以“其人之道，反治其人之身”，反遭滅國之禍。因攻戰而自亡其國，史不乏其例。吳王闔閭、夫差兩代數年攻伐，戰績輝煌，九夷之國賓服，“自恃其力，伐其功，譽其智，怠於教”。結果，吳國反為越王勾踐攻敗而滅國的歷史事實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所以，墨子認為，以人為鏡，則知攻戰實是不吉而凶。其五，非攻而以德服天下者，獲利遠甚於攻伐，“督以正，義其名，必務寬吾眾，信吾師，以此授諸侯之師，則天下無敵矣，其為下不可勝數也。此天下之利，而王公大人不知而用，則此可謂不知利天下之巨務矣。” 從小生產勞動者對兼相愛、交相利理想社會的追求到不分貴賤的尚賢，限製貴族特權的禁慾，反對殘害百姓的戰爭這三個基本措施的提出，從思想發展的邏輯看，是必然的。墨子從小生產勞動者的立場與利益出發，提出用尚賢、禁慾(節用、節葬、非樂)、非攻的主張來實現他們所追求的兼愛交利的理想社會，並且從理論形式論證了尚賢、禁慾、非攻的普遍意義，是一種天之法度，如同墨子所構畫的兼愛社會是人類理想的最高境界一樣，也是一種天誌的表現。所以，墨子用理論形式表現出來的尚賢、禁慾、非攻的思想是小生產勞動者在當時社會急劇變化的環境中，思想、情感、利益和願望的一種反映。小生產勞動者並不代表當時生產關係變革的主導方麵，也不構成當時社會的基本力量。因此，墨子的兼愛社會隻不過是小生產勞動者的美好願望，他所提出的尚賢、禁慾、非攻的具體措施也不免流於空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