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等互報是現實生活中常見的一種行為方式，是人類固有本性的一種表現，它的基礎仍是人類對生存的基本要求，及對自己生存權利和物質利益本能的保護意識。它不僅體現在同一階層的人之間，而且也要求體現在不同階層的人之間。墨子特別強調了君主貴族與平民百姓，家長與子女之間的對等互報。當時的宗法社會既有政治的不平等，又有宗法家族的不平等。墨子要求不同政治地位，不同家庭地位的人對等互報，認為這是能實現兼相愛的一條有效途徑，亦是墨子從個人自然平等出發要求人的社會平等的一個重要內容。
對等互報不隻限於個人的交往之中，對整個社會，整個國家來說也應是如此，所以可以擇君唯賢。墨子提出可以擇君，是因為惡君隻知自愛而不愛臣民，虧臣民以自利;賢君則以愛萬民而為己任，虧自利以求天下之利。從對等互報的原則來看，惡君不利於民，所以萬民必去之，如桀紂之流;賢君利萬民，所以萬民必擁戴，如禹湯之屬。前舉的墨子關於兼士與別士，兼君與別君的選擇，其標準正是要求利人的對等互報。天下之君主隻有實欲天下之富，以合萬民之利，才能達到萬民擁戴，長安久治的目的。萬民擁戴，使君主長安久治是萬民對君主求萬民之利的對等互報。
在宗法社會裏，父兄為長。子不愛父，弟不愛兄固然為家亂之因，但是“父自愛，不愛子，故虧子而自利;兄自愛也不愛弟，故虧弟而自利”， 從對等互報的原則看，“此亦天下之所謂亂也”。 所以，要達到家庭和睦，必須父子、兄弟互愛。父慈子孝，兄友弟悌，就是父子、兄弟之間的對等互報的一種行為標準。
墨子認為對等互報的原則是實現兼愛之目的所必需，“故兼者聖王之道也，王公大人之所以安也，萬民衣食之所以足也。故君子莫若審兼而務行之，為人君必惠，為人臣必忠，為人父為慈，為人子必孝，為人兄必友，為人弟必悌。故君子莫欲為惠君、忠臣、慈父、孝子、友兄、悌弟，當若兼之不可不行也，此聖王之道而萬民之大利也。” 墨子兼愛是為勞動人民的利益著想，他要求的是小生產勞動者所理想的平等：人人勞動，互相幫助，以賢為能，天下均利。對小生產勞動者來說，這種平等是對他們現實狀況的一種改善，而對貴族統治階級來說，這種平等是他們行為和生活的一種製約。雖然墨子兼愛，提倡的是國家百姓同利，即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上下同利。但實質上兼愛對上、下不同社會階層來說，實際所獲的利益並不相同。其一，墨子勸說統治階級應懂得上下同利的道理，皮之不存，毛將附焉?虧奪民之食之財，掠殺民之生之家，這將從根本上斷絕了貴族統治階級物質利益的來源，“計其所得，反不如所喪者之多”。 墨子的這種勸說隻是一種改良性的調節，而不是一種根本上的上下同利。其二，墨子要求上下同利，利的程度對上下不同的社會階層來說並不一致。對平民百姓來說，隻是要求生活溫飽，勞有所息。對統治階級來說，隻是要求他們節製一下奢侈，例如非樂，節用，節葬之類的要求。墨子要求實行兼愛是為了讓從事物質生產的勞動者能有一個起碼的生存條件。因為，墨子真切地理解他們生活的艱辛和痛苦，所以才能真誠地為他們吶喊、呼喚，要求實現交相利式的兼愛。
墨子從兼相愛的思想理解人性，提出“仁，體愛也。” “仁，愛己者非為用己也。” 墨子的“仁”和孔子的“仁”都是要求在人際關係中能愛人，但孔子的“仁者愛人”更多地是傾向於“克己復禮”，因為孔子希望建立各社會階層各歸其位，彼此相安的有序的社會。彼此相安固然要有仁者愛人的精神，但彼此相安的前提是各歸其位，安於其位。這就需要人們對不平等、不合理的社會狀況通過克己，抑製自己的物質欲望和思想要求，加強自己的道德訓練，提高自己的思想修養等自我約束的方式予以承認和維護。所以，孔子的“仁者愛人”是“愛有差等”。孔子強調的“仁”，更多地是對個人思想、修養、品質、道德等精神方麵的一種要求和訓練，是一種道德修養的理想境界。墨子的“仁”，要求的是兼愛，即“愛無差等”。並且，墨子更多的是強調同利，即要求仁是一種能給人實際物質利益好處的行為。墨子所說的，“仁，體愛也。” 和“義，利也。”是同一含義，即對仁、義要求應從交相利的角度理解，“仁者之為天下度也，非為其目之所美，耳之所樂，口之所甘，身體之所安。以此虛虧民之衣食之財，仁者弗為也。” 孔子對人性的認識，更注重它的精神性，注重人的社會性。墨子對人性的理解，更強調它的物質性，也就是人的自然性。孔子認為人性可以通過道德的自我修養，達到仁的境界，而墨子認為，達到了交相利，滿足了每個人的自然物慾，就是仁。
(二)空想的政治理想
兼相愛，交相利是墨子理想的社會境界，也是墨子一生為之奮鬥的目標。為了實現這樣一個理想社會，墨子提出了尚賢、禁慾和非攻三個基本措施。
尚賢擇君擇禮是為了能一同天下之義，使賢君、賢禮能領導、管理社會，實行兼愛。禁慾主要是禁上之欲，要求約束統治階級奢侈的生活，節約物質財富，有利於發展生產。墨子禁慾的主張具體表現為節葬、節用、非樂。隻有禁上之欲，才能有利於萬民。墨子認為戰爭對社會財富、生產、生命所帶來的危害實在太大。隻有實現非攻主張，各國之間才能相安無事，這有利於人民安居樂業，有利於國家久治長安。下麵我們簡要地論述、分析一下，墨子這三大措施的基本內容、目的和之所以為空想的理由。
春秋戰國之際士階層的崛起，特別是由庶民上升為士，成為庶民階層踏上政治舞台的主要階梯。因此，要求尚賢，舉賢才是當時他們在政治上要求權利的一種具體表現。尚賢就是反對以血統門第世襲的“任人唯親”的舉官製度。用“任人唯賢”反對“任人唯親”是西周官學瓦解，私學興盛過程中政治鬥爭的一種表現。國家政權直接代表了某一特定階級的物質利益，參與國家政權的管理直接關係到本階級的利益。“任人唯親”的舉官製度阻礙了士庶階層在政治上的發展，而現實政治製度的腐敗又強烈刺激了“任人唯賢”的政治要求。孔子提出了舉賢才，墨子提出了尚賢，就是這股“任人唯賢”社會思潮的兩種典型觀點。
孔子要求舉賢才是勸導貴族統治階級能明智地看到舉賢才對治國安邦的作用。“哀公問曰：”何為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在，則民服，舉在錯諸直，則民不服。’” “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同，赦小過，舉賢才。‘“ 孔子舉賢才的思想隻談君主選拔有用之才，而且大都限於貴族士大夫階層。因為，孔子認為賢才的一個基本標準是克己復禮，且禮不下庶人。另外，孔子也不談淘汰高居官位的不賢之才。所以，孔子舉賢才的思想是在克己復禮的基礎上，對現有貴族統治的一種摻沙子的改良措施。
對等互報不隻限於個人的交往之中，對整個社會，整個國家來說也應是如此，所以可以擇君唯賢。墨子提出可以擇君，是因為惡君隻知自愛而不愛臣民，虧臣民以自利;賢君則以愛萬民而為己任，虧自利以求天下之利。從對等互報的原則來看，惡君不利於民，所以萬民必去之，如桀紂之流;賢君利萬民，所以萬民必擁戴，如禹湯之屬。前舉的墨子關於兼士與別士，兼君與別君的選擇，其標準正是要求利人的對等互報。天下之君主隻有實欲天下之富，以合萬民之利，才能達到萬民擁戴，長安久治的目的。萬民擁戴，使君主長安久治是萬民對君主求萬民之利的對等互報。
在宗法社會裏，父兄為長。子不愛父，弟不愛兄固然為家亂之因，但是“父自愛，不愛子，故虧子而自利;兄自愛也不愛弟，故虧弟而自利”， 從對等互報的原則看，“此亦天下之所謂亂也”。 所以，要達到家庭和睦，必須父子、兄弟互愛。父慈子孝，兄友弟悌，就是父子、兄弟之間的對等互報的一種行為標準。
墨子認為對等互報的原則是實現兼愛之目的所必需，“故兼者聖王之道也，王公大人之所以安也，萬民衣食之所以足也。故君子莫若審兼而務行之，為人君必惠，為人臣必忠，為人父為慈，為人子必孝，為人兄必友，為人弟必悌。故君子莫欲為惠君、忠臣、慈父、孝子、友兄、悌弟，當若兼之不可不行也，此聖王之道而萬民之大利也。” 墨子兼愛是為勞動人民的利益著想，他要求的是小生產勞動者所理想的平等：人人勞動，互相幫助，以賢為能，天下均利。對小生產勞動者來說，這種平等是對他們現實狀況的一種改善，而對貴族統治階級來說，這種平等是他們行為和生活的一種製約。雖然墨子兼愛，提倡的是國家百姓同利，即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上下同利。但實質上兼愛對上、下不同社會階層來說，實際所獲的利益並不相同。其一，墨子勸說統治階級應懂得上下同利的道理，皮之不存，毛將附焉?虧奪民之食之財，掠殺民之生之家，這將從根本上斷絕了貴族統治階級物質利益的來源，“計其所得，反不如所喪者之多”。 墨子的這種勸說隻是一種改良性的調節，而不是一種根本上的上下同利。其二，墨子要求上下同利，利的程度對上下不同的社會階層來說並不一致。對平民百姓來說，隻是要求生活溫飽，勞有所息。對統治階級來說，隻是要求他們節製一下奢侈，例如非樂，節用，節葬之類的要求。墨子要求實行兼愛是為了讓從事物質生產的勞動者能有一個起碼的生存條件。因為，墨子真切地理解他們生活的艱辛和痛苦，所以才能真誠地為他們吶喊、呼喚，要求實現交相利式的兼愛。
墨子從兼相愛的思想理解人性，提出“仁，體愛也。” “仁，愛己者非為用己也。” 墨子的“仁”和孔子的“仁”都是要求在人際關係中能愛人，但孔子的“仁者愛人”更多地是傾向於“克己復禮”，因為孔子希望建立各社會階層各歸其位，彼此相安的有序的社會。彼此相安固然要有仁者愛人的精神，但彼此相安的前提是各歸其位，安於其位。這就需要人們對不平等、不合理的社會狀況通過克己，抑製自己的物質欲望和思想要求，加強自己的道德訓練，提高自己的思想修養等自我約束的方式予以承認和維護。所以，孔子的“仁者愛人”是“愛有差等”。孔子強調的“仁”，更多地是對個人思想、修養、品質、道德等精神方麵的一種要求和訓練，是一種道德修養的理想境界。墨子的“仁”，要求的是兼愛，即“愛無差等”。並且，墨子更多的是強調同利，即要求仁是一種能給人實際物質利益好處的行為。墨子所說的，“仁，體愛也。” 和“義，利也。”是同一含義，即對仁、義要求應從交相利的角度理解，“仁者之為天下度也，非為其目之所美，耳之所樂，口之所甘，身體之所安。以此虛虧民之衣食之財，仁者弗為也。” 孔子對人性的認識，更注重它的精神性，注重人的社會性。墨子對人性的理解，更強調它的物質性，也就是人的自然性。孔子認為人性可以通過道德的自我修養，達到仁的境界，而墨子認為，達到了交相利，滿足了每個人的自然物慾，就是仁。
(二)空想的政治理想
兼相愛，交相利是墨子理想的社會境界，也是墨子一生為之奮鬥的目標。為了實現這樣一個理想社會，墨子提出了尚賢、禁慾和非攻三個基本措施。
尚賢擇君擇禮是為了能一同天下之義，使賢君、賢禮能領導、管理社會，實行兼愛。禁慾主要是禁上之欲，要求約束統治階級奢侈的生活，節約物質財富，有利於發展生產。墨子禁慾的主張具體表現為節葬、節用、非樂。隻有禁上之欲，才能有利於萬民。墨子認為戰爭對社會財富、生產、生命所帶來的危害實在太大。隻有實現非攻主張，各國之間才能相安無事，這有利於人民安居樂業，有利於國家久治長安。下麵我們簡要地論述、分析一下，墨子這三大措施的基本內容、目的和之所以為空想的理由。
春秋戰國之際士階層的崛起，特別是由庶民上升為士，成為庶民階層踏上政治舞台的主要階梯。因此，要求尚賢，舉賢才是當時他們在政治上要求權利的一種具體表現。尚賢就是反對以血統門第世襲的“任人唯親”的舉官製度。用“任人唯賢”反對“任人唯親”是西周官學瓦解，私學興盛過程中政治鬥爭的一種表現。國家政權直接代表了某一特定階級的物質利益，參與國家政權的管理直接關係到本階級的利益。“任人唯親”的舉官製度阻礙了士庶階層在政治上的發展，而現實政治製度的腐敗又強烈刺激了“任人唯賢”的政治要求。孔子提出了舉賢才，墨子提出了尚賢，就是這股“任人唯賢”社會思潮的兩種典型觀點。
孔子要求舉賢才是勸導貴族統治階級能明智地看到舉賢才對治國安邦的作用。“哀公問曰：”何為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在，則民服，舉在錯諸直，則民不服。’” “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同，赦小過，舉賢才。‘“ 孔子舉賢才的思想隻談君主選拔有用之才，而且大都限於貴族士大夫階層。因為，孔子認為賢才的一個基本標準是克己復禮，且禮不下庶人。另外，孔子也不談淘汰高居官位的不賢之才。所以，孔子舉賢才的思想是在克己復禮的基礎上，對現有貴族統治的一種摻沙子的改良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