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賴其力者生的社會史觀


    墨子重視“人之所欲”的自然人性,並在此基礎上形成了以求天下之利為目的的功利主義。因而,墨子明白生產物質生活資料的生產勞動的重要性,認為這種物質生產勞動是人類社會生存的基礎,也是人類和其他動物的根本區別。如果說,動物隻能被動地依賴自然的食物資源以維持生命,人類則必須通過生產勞動才能獲得衣、食、住、行等生活資料。“今人固與禽獸、麋鹿、蜚鳥、貞蟲異者也,這禽獸、麋鹿、蜚鳥、貞蟲,因其羽毛以為衣裘,因其蹄蚤以為絝屨,因其水草以為飲食。故唯使雄不耕稼樹藝,雌亦不紡績絍,衣食之財固已具矣。今人與此異者也,賴其力者生,不賴其力者不生。子不強聽治,即刑政亂;賤人不強從事,即財用不足。“ 墨子認為社會的每個人都必須努力勞動,人才能生存,社會才能存在、發展。在這種認識的基礎上,墨子形成了賴其力者生的社會史觀,提出了人人必須勞動,勞動創造財富,社會勞動分工和交相利的生產價值觀等思想。


    (一)墨子關於勞動創造物質財富的思想


    墨子重視物質生產勞動,是因為生產勞動是創造物質財富的基本手段,而物質資料的生產是人類社會生活的基礎。也就是說,沒有勞動就沒有人類的生活。墨子反覆強調,“下強從事,則財用足矣。” “賤人不強從事,則財用不足。” 由此,墨子認為,人人必須參加勞動就是天經地義的。今也農夫之所以蚤出暮入,強乎耕稼樹藝,多聚叔粟,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為強必富,不強必貧。強必飽,不強必飢。故不敢怠倦。今也婦人之所以夙興夜寐,強乎紡績織絍,多治麻統葛緒,捆布,……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為強必富,不強必貧。強必暖,不強必寒。故不敢怠倦。……農夫怠乎耕稼樹藝,婦人怠乎紡績織絍,則我以為天下衣食之財,將必不足矣。 ……這是墨子反覆強調、論證的道理。所以,墨子反對不勞而獲的不義行為。


    物質財富是生產勞動的結果,則如果一個人自己不勞動而占有享受別人的勞動成果,這種行為是不道德。“入人之場園,取人之桃李瓜薑者”是“不與其勞,獲其實,己非其有而取之” 的竊奪行為必須受到社會的譴責。墨子不僅極力主張強力勞動,“耕者不可不益急矣”, 而且以身作則,為人表率,“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


    墨子非儒的一個根本點就是反對儒者輕視物質生產勞動的態度,反對儒者對物質財富的浪費。墨子認為,儒者“倍本棄事而安怠傲,貪於飲食,惰於作務”,這必然會使人們“陷於饑寒,危於凍餒”。 墨子非樂就是因為樂隻能娛人身口耳目,卻要耽誤農夫耕田,農婦織布,官吏辦事。儒者執有命,服久喪,行厚葬,享聲樂,墨子認為這些既荒廢了社會的物質生產,又浪費了已生產出來的物質財富。墨子認為,這樣不僅影響了人們的衣、食、住、行,而且妨礙了社會的進步。墨子提出的非攻、非命、節用、節葬、非樂等一係列主張,其基本的出發點和原因,正是從不能妨礙物質生產勞動考慮的。荀子曾批評墨子,說他“昭昭然為天下憂不足,夫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也,特墨子之私憂過計也”。 這個批評從反麵說明了幾點,其一,在生產力還比較低下的社會裏,墨子認識到如果不強力勞動,則生活資料就會不足。生活資料不足,人和社會的生存就會失去基礎,社會就必然不會穩定,“時年歲凶,則民吝且惡”, 所以墨子會憂天下之不足。其二,由於社會分配的不公平,對富貴者來說不存在天下不足的問題,所以可指責墨子杞人憂天,私憂過計。但是,對廣大庶民勞動者來說,雖然終年辛艱勞動,卻難免饑寒之苦。墨子憂天下不足,一方麵表達他對貧富不均社會狀況的憤慨,另一方麵也寄託了他對勞動人民深切的同情和關懷。


    墨子關於勞動創造物質財富的思想,不僅論述了衣食之用不會自然生出,而是依賴於人的生產勞動的觀點,論證了隻有強力從事各種生產勞動,各種生活所需的物質財富才會充足,社會才有向前發展的物質基礎,而且強調了節用,認為節用可更有效地利用創造出來的物質財富。“凡五穀,民之所仰也,君子所心為養也,故民無仰則君無養,民無食則不可事,故食不可不務也,地不可不力也,用不可不節也。” 物質財富的開源和節流相輔相成,才能使勞動創造出來的財富得以充分地發揮其作用。


    在先秦諸子中,墨子是最強調強力勞動的,同樣也是墨子最強調節用與崇儉。墨子強調節用、崇儉其目的和強調強力勞動一樣,一是為了天下之治,“節儉則昌,淫佚則亡”, 墨子認為,貴族統治者的奢侈浪費是造成社會不穩定的重要原因之一。二是為了防備不測之天災,“雖上世之聖王豈能使五穀常收而水旱不至”? 因此節用儉養以備歉收之年,使廣大庶民百姓不致凍餓而死。三是說明消費的節用是和生產相聯繫的,“飲食必常飽,然後求美。衣必常暖,然後求麗。居必常安,然後求樂。” 四是墨子的節用和崇儉不僅是一個原則,而且有其具體的內容和標準,對衣、食、住、行都作了明確的規定,並且身體力行,僅以溫飽為足。


    墨子提出的“賴其力者生”的主張是對社會全體而言,而不是局限於一部分入,使另一部分人可以不勞而獲;不僅隻局限於社會人與人的勞動和剝削的關係,而且也論及國與國之間的關係。墨子認為,侵淩攻伐兼併別國,剎其禾稼,斬其樹木,殘其城郭,掠其牛馬,殺其人民,這種行為也是一種不勞而獲的不義之舉。這比偷人桃李瓜薑,竊人牛馬金玉危害更甚,更應受到社會的指責和製裁。“好攻伐之君不知此為不仁不義也,其鄰國之君不知此為不仁義也,是以攻伐世世而不已者,此吾所謂大物則不知也,所謂小物則知之者,何若?今有人於此,入人之場園,取人之桃李瓜果者,上得且罰之,眾聞者非之,是何也?曰不與其勞,獲其食,以非其有所取之故……”。 小則偷人錢物,大則攻伐別國,墨子認為這些都違背了勞動創造財富,人人必須參加勞動的道德,當然不合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聖人之道。墨子認為,隻有人人參加勞動,才能使人人足衣足食,才能使勞者得息,即才能真正解決民生之三巨患:“譏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勞者不得息”。墨子提倡人人必須參加勞動,反對不勞而獲,是否意味著人人都必須參加種穀織布等同一種生產勞動呢?墨子由此進一步提出了關於社會勞動分工的思想。


    墨子從現實的社會生活和生產實踐中認識到,一個社會要想能達到上下相安,正常生活,社會勞動是必需的。由於社會的不同需要,地區物質資源的差異,各人能力的強弱等等客觀狀況,社會勞動實行分工也是合理的。墨子提出的勞動分工,既有社會分工,如工、農、商、吏等,又有一個生產單位勞動過程的分工;既有按性別進行的自然分工,如男耕女織,又有按各自能力進行的分工。關於社會勞動進行分工,墨子堅持認為是為了創造物質財富的生產勞動進行的更為有效。具體地,墨子提出了兩點看法:其一是提倡各盡所能,各從其事,各守其職。其二是認為社會勞動的分工沒有貴賤之分,提尚擇賢使能,使人得其用,使每個人都能充分發揮自己勞動才能的長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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