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也一樣，損害別人對己來說不是利，而是惡。墨子認為利人也就是利己，損人即是損己。《墨子。耕柱》篇記載的一段故事說明了這個問題，“子墨子謂駱滑厘曰：”吾聞子好勇。‘駱滑厘曰：“然，我聞其鄉有勇士焉，吾必從而殺之。’子墨子曰：”天下莫不欲與其所好，度其所惡。今子聞其鄉有勇士焉，必從而殺之，是非好勇也，是惡勇也。‘“隻有人們各不相害，才能彼此有利。墨子正是從人人互利，才能真正得利的角度，宣傳、論證了天下之利存在的可能性和必要性。隻有上下交相利，才能各自自利，所謂”利人者，人必從而利之“。 ……墨子的天下之利雖是以自然人性為出發點，但已不隻局限物質功利的範圍。墨子認為，”古者上帝鬼神之建設國都，立正長也，非高其爵，厚其祿，富貴淫而措之也，將以為萬民興利除害，富貧眾寡，安危治亂也。“也就是說，墨子的天下之利包括富、眾、治、安四個方麵，富是指萬民共富，眾是指家庭、國家人丁興旺，治是指國家強盛，安是指社會穩定。墨子求天下之利的功利觀是墨子評價行為善惡的準則，”將以為法乎天下，利人乎，即為;不利人乎，即止。“ ……”凡費財勞力，不加利者，不為也。“ 墨子認為大鍾、鳴鼓、琴瑟、芋笙之聲，高台厚謝之居，這些東西既虧奪了百姓之衣食之財，又荒廢了農、工、吏各自的職守事務，其結果必定導致國破家亡社稷不存，”察九有之所以亡者，徒從飾樂也“。 因此，”今天下士君子，請將欲求興天廠之利，除天下之害，當在樂之為物，將不可不禁而止也。“ 對墨子來說，是否利人不僅是行為善惡的標準，而且是判斷任何理論真善與假惡的尺度。不能利人的理論，再美妙也隻是一句空談，”若無所利而必言，是盪口也“。 ……墨子求天下之利的功利觀具有強烈的實踐色彩，墨子反對空談求利，反對言行不一，要求動機和行為的一致性。墨子在《墨子。貴義》篇中以商人求利為例，說明求天下之利的大義不是空談，而應實踐之，”子墨子曰：“商人之四方，市賈倍徙，雖有關梁之難，盜賊之危，必為之。今士坐而言義，無關梁之難，盜賊之危，此為倍徙，不可勝計，然而不為。則士之計利，不若商人之察也。’” 同樣，對各種技術的評價，墨子認為首先就是看它能否有利於人的物質生產，如果無益於此，再精巧的技術也是拙。公輸子製作會飛的木鵲，自以為巧，而墨子認為“子之為也，不如匠之為車轄。須臾劉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故所為巧，利於人謂之巧，不利於人謂之拙。” 墨子求天下之利的具體方法，包括兩方麵的內容。一是各從其事，各司其職，以達到墨子所理想的國家之治;二是加強社會物質生產的正常進行，使民足乎食，足乎衣，使“飢者得食，寒者得衣，勞者得息”， 達到墨子所期望的國家之富。墨子所理想的國家之治和國家之富既是達到天下之利的一種具體境界，“刑政治，萬民和，國家富，財用足，百姓皆得暖衣飽食，便寧無憂”， 可謂是上下同利的理想境界了。同時，這也是通向天下之利的一條基本途徑，政通民和，群吏竭股肱之力，彈其思慮之知，整治財政，加強賦稅，使官庫充實。農夫早出暮入;不敢怠倦，強乎耕稼樹藝，多聚叔粟，婦人夙興夜寐，不敢怠倦，強乎紡績織絍，多治麻統葛緒。這樣天下衣食之財必將充實，足以持養天下百姓。天下百姓暖飽無憂，則君主社稷必安然無恙。如“百姓不利，必離散不可得用也。是以入守則不固，出誅則不勝”，這就是三代暴王夏桀、商紂、周幽、周厲之所以被滅國、覆社稷的根本原因。
墨子求天下之利的一個基本要求，就是個人之利服從整體之利，自己“不惡危難”，而“欲人之利也，非惡人之害也”。 墨子把求天下之利作為義、善的本質內容，因而他在道德標準上提倡以損小己來福眾人之利，“任，為身之所惡，以成人之所急” 。墨子把求天下之利的功利觀作為一種道德觀、價值觀，將其提到天意的高度，用以規範天下之度，“故天意曰：”……我所利，兼而利之。……利人者此為厚焉“。 既然利無差等，利益均等是求天下之利的具體目標，那麽，各人在求利的時候，必須以考慮天下全體人的利益為前提，對自己求利的行為應有所約束、限製，提倡為利天下而獻身的精神，反對楊朱”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 的利己主義。
楊朱認為，身處亂世，貴生、重己，保存個人的生命是第一位的。他既反對別人侵犯，也不願為幫助別人而犧牲自己的利益。如果世上每個人都做到了“全性葆真，不以物累形”，則攻伐、侵淩、詐取等等損人利己的事也不會發生了。楊朱為己的學說繼承、發展了老子關於小國寡民，原始氏族公社的社會理想。他們都看到了當時社會的混亂和黑暗，“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飢。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 “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采，帶利劍，厭欲食，財貨有餘，是謂盜誇。” 並且認為造成這種狀況的根本原因，就在於“見素抱樸，少私寡慾”的自然人性被擯棄。所以，“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他們認為，正是人互相欺，所以會造成人之道是“損不足奉有餘”， 兩極分化的不平等狀況。如果恢復到“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人各自為己，至不幹涉的自然狀態，這才能與民有利，“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 “無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為而不爭”。 從某種意義可說，楊朱一派的道家是以各保自身，互不幹涉的方法來達到各自得利的目的，從而實現社會的穩定、和平。
與此相反，墨子提倡獻身，提倡自苦，提倡禁慾，以犧牲個人私利以天下之利。他以禹為榜樣，稱道“昔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禹親自操而九雜天下之川;腓無朧，脛無毛，沐甚雨，櫛疾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為衣，以跂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為墨。” 熱心救世，為求天下之利，“赴火滔刃，死不旋踵”，正是墨子利為天下精神的寫照。
墨子求天下之利的另一麵就是節用。墨子強調節用是針對社會上層的貴族階級，在當時生產力水平比較低下，物質生活資料不很豐富的歷史背景下，要求貴族節用，對百姓來說就是生利。所以，墨子認為，“凡足以奉給民用則止，諸如費不加於民利者，聖王勿為”， “發令興事，使民用財也，無不加用而為者”。墨子明確地指出，一切工藝製品以能滿足百姓的生活需要即可，欲食隻要有足夠的營養能維持人的生存即可，衣服隻要做到冬暖夏涼，穿著輕便即可，房屋隻要能避風雨，能居住即可，車船等交通工具隻要做到迅速、安全即可。墨子堅決反對在吃、穿、行、用等方麵追求奢侈享受的趨向。達到社會全民的溫飽，是墨子求天下之利的基本目的。重視物質生產的開源，強調生活消費的節用，這構成了墨子以自然人性論為基礎的，求天下之利功利觀的兩個方麵。
墨子求天下之利的一個基本要求，就是個人之利服從整體之利，自己“不惡危難”，而“欲人之利也，非惡人之害也”。 墨子把求天下之利作為義、善的本質內容，因而他在道德標準上提倡以損小己來福眾人之利，“任，為身之所惡，以成人之所急” 。墨子把求天下之利的功利觀作為一種道德觀、價值觀，將其提到天意的高度，用以規範天下之度，“故天意曰：”……我所利，兼而利之。……利人者此為厚焉“。 既然利無差等，利益均等是求天下之利的具體目標，那麽，各人在求利的時候，必須以考慮天下全體人的利益為前提，對自己求利的行為應有所約束、限製，提倡為利天下而獻身的精神，反對楊朱”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 的利己主義。
楊朱認為，身處亂世，貴生、重己，保存個人的生命是第一位的。他既反對別人侵犯，也不願為幫助別人而犧牲自己的利益。如果世上每個人都做到了“全性葆真，不以物累形”，則攻伐、侵淩、詐取等等損人利己的事也不會發生了。楊朱為己的學說繼承、發展了老子關於小國寡民，原始氏族公社的社會理想。他們都看到了當時社會的混亂和黑暗，“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飢。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 “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采，帶利劍，厭欲食，財貨有餘，是謂盜誇。” 並且認為造成這種狀況的根本原因，就在於“見素抱樸，少私寡慾”的自然人性被擯棄。所以，“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他們認為，正是人互相欺，所以會造成人之道是“損不足奉有餘”， 兩極分化的不平等狀況。如果恢復到“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人各自為己，至不幹涉的自然狀態，這才能與民有利，“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 “無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為而不爭”。 從某種意義可說，楊朱一派的道家是以各保自身，互不幹涉的方法來達到各自得利的目的，從而實現社會的穩定、和平。
與此相反，墨子提倡獻身，提倡自苦，提倡禁慾，以犧牲個人私利以天下之利。他以禹為榜樣，稱道“昔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禹親自操而九雜天下之川;腓無朧，脛無毛，沐甚雨，櫛疾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為衣，以跂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為墨。” 熱心救世，為求天下之利，“赴火滔刃，死不旋踵”，正是墨子利為天下精神的寫照。
墨子求天下之利的另一麵就是節用。墨子強調節用是針對社會上層的貴族階級，在當時生產力水平比較低下，物質生活資料不很豐富的歷史背景下，要求貴族節用，對百姓來說就是生利。所以，墨子認為，“凡足以奉給民用則止，諸如費不加於民利者，聖王勿為”， “發令興事，使民用財也，無不加用而為者”。墨子明確地指出，一切工藝製品以能滿足百姓的生活需要即可，欲食隻要有足夠的營養能維持人的生存即可，衣服隻要做到冬暖夏涼，穿著輕便即可，房屋隻要能避風雨，能居住即可，車船等交通工具隻要做到迅速、安全即可。墨子堅決反對在吃、穿、行、用等方麵追求奢侈享受的趨向。達到社會全民的溫飽，是墨子求天下之利的基本目的。重視物質生產的開源，強調生活消費的節用，這構成了墨子以自然人性論為基礎的，求天下之利功利觀的兩個方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