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義利之爭是一個時代命題
春秋戰國之際，政治上，上下移位，朝不保夕，政局動盪。各諸侯，各私室大臣各以自己的力量爭霸問鼎，逐鹿中原。國家、社稷、君主的生死存亡是最大的利害關係，所以有“春秋無義戰” 之說。爭霸的現實使利成為一種突出的社會觀念嵌入人們的頭腦之中。然而，原先的西周等級製度、天命神學作為一種傳統力量的積澱還影響著人們的思想和行為。仁義還是作為一麵旗幟起著裝飾作用，“尊王攘夷”，“奉天子以令諸侯”還是爭霸鬥爭中一種有效的策略。另一方麵，由於新興的社會階層，如小手工業者、商人脫離了原來的等級或宗族的束縛，成為一種自由民個體。生產工具的改進，技術的進步，土地的私有化，使這些自由民個體的生存、謀利有了堅實的物質基礎。然而，傳統思想觀念潛在的束縛和影響，舊有社會關係的殘餘，這種種又阻礙了功利主義價值觀被社會所接受。義利之爭不僅僅為統治階級、知識階層所關注，而且也滲透到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
隨著工商食官局麵的瓦解，個體的販運商業迅速繁榮。這種販運性商業以個人盈利為最終目的，個人的盈虧成為判別商業行為的價值尺度，追逐盈利成為商人的基本動力。同時，這種販運性商業也促使了具有專門手藝的自由個體工匠必然大量湧現。這種自由個體工匠是以各自獨特的技藝作為謀生、求利的手段。《墨子。節用中》說，“凡天下群百工，輪車、鞼匏、陶、冶、梓匠，使各事其所能”，《論語。子張》說，“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墨子。尚賢上》說，“雖在農與工肆之人，有能則舉之”，等等。文獻的這些記載說明，在春秋戰國之際，自由工匠已是一個獨立的社會階層，他們已從經濟上的謀利發展到追求政治上的權利，這是個人功利主義發展的必然結果。
由於自然條件的差異和特殊技術的形成，製作方法的保密性這兩個原因，使手工業製品的品種分布具有明顯的地方差別。例如，衡山是當時著名生產軍用品械的地方。 這種生產狀況既刺激了販運商業，又愈使手工業技術的專門化和生產的家庭化。自然，以追求個人盈利的功利主義傾向也會表現得更為強烈。這些具有專門手藝的工匠都是通過“父兄之教”與“子弟之學”訓練出來的，“相語以事，相示以誇，相陳以功。……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工之子恆為工。” 《考工記》對“工”所下的定義是：“巧者述之守之世，謂之工”。專門技術是工匠謀生的手段，為個人、家庭謀利是工匠生產家庭化的基本原因。手工業生產的家庭化的形式使個人功利主義的發展呈現出極端的趨向。《莊子。逍遙遊》有一則故事，雖有寓言之嫌，但一方麵確實說明了專門技術的保密是手工業生產家庭化的基本原因，另一方麵也說明了現實的物質利益已成為手工業工匠行為對否的判別標準。
宋人有善為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洴澼絖為事。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為洴澼絖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
這種以家庭為單位的個體工匠是社會物質生產的另一基本力量。他們和小農的物質生產滿足了整個社會衣、食、住、行各方麵需要的生活資料，個體的販運性商業成為社會物質資料主要的流通渠道。個體工匠、小農、商人作為社會物質生產的基本力量，他們以力謀利的社會價值觀必然會影響到社會心理。貨幣廣泛的流通，販運商業的發達，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去。功利至上成為一種較為普遍的社會觀念是其現實的社會基礎。
另一方麵這些新興階級，特別是商人，由於經濟地位的上升，已成為重要的社會力量，他們自然在政治上，社會地位上，生活享受上要求和舊貴族階級相抗衡、相平等。《詩經》中有不少篇章描述了這些庶民階層的興起及其對政治權力和生活享受的追求。
彼有旨酒，又有嘉殽，洽比其鄰，婚姻禮雲。念我獨兮，憂心。
仳仳彼有屋，方有穀，民今之無祿，天夭是椓。哿矣富人，哀此獨! 式夷式己，無小人殆。瑣瑣姻亞，則無朊仕。
這兩段小雅都說明了庶民由於富有，其兒女已可和貴族血統的兒女通婚了，並憑藉這種婚姻關係和自己的財富，逐漸走上了政治舞台，掌握了政治權力，並影響當時的政局。
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舟人之子，熊羆是裘。私人之子，百僚是試。
彼何人斯，居河之湄?無拳無勇，職為亂階。既微且，爾勇伊何?為猷將多，爾居徒幾何?
這兩段小雅具體描寫了新興階級作為經濟上的爆發戶所表現出來的那種缺文少禮，無拳無勇的樣子和沒落貴族對他們的憎惡感情。這也說明新興階級的功利主義使他們的行為和心理已能和貴族階級相對抗。新興的小農、小手工業生產者、商人有他們自己的物質利益，有他們特有的思想方法、人生態度，對現實社會的看法，這些促使他們功利主義的社會價值觀。這種價值觀強烈地表現在思想戰線、政治實踐和日常生活中。
當時的各種士雖然各有各的思想，在他們的思想背後隱藏著不同的階級利益和政治目的，但追求名利富貴的功利主義也可說是士進行各種政治活動的一種動力。所以，會出現世無一尊，諸雄爭霸，士無定主，士擇君而投之的社會現象。雖然有一些士是為了自己的思想和信仰，但很大一部分士不辭辛苦，風塵僕僕則主要是為了謀取功名利祿。士無定主的社會現象說明，當時功利主義的社會價值觀已廣泛地影響到知識階層。就是一心一生以維護周禮為己任的孔子及其儒學弟子顛沛流離，遊說諸侯，其中也不能排除謀求個人名利的因素。當時周天子尚在，他們並沒有去輔佐王室。
隨著個體獨立追求成為社會的一種風氣和思潮，物慾與天理，人性與神德的矛盾激起了一種追求財富和物慾的功利主義傾向。利己主義的功利觀作為一種新的人生價值尺度和行為準則，也逐漸為社會所認可和接受。這種利己主義的功利觀是基於個體平等的認識之上，是個體覺醒的一個標誌。墨子說：“列德而尚賢，雖在農與工肆之人，有能則舉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祿”， 這裏強調的是以個人本身的能力和品德的高低，而不是以血緣門第的貴賤為標準來決定各人應取得的社會地位和物質財富。德賢之才理應得到高爵重祿，這種利己主義的功利觀激勵了社會各階層，特別是士、庶階層為了追求功利的個體奮鬥。孟子曾概括春秋戰國之際的這種思想狀況：“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 “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 孟子的這兩段話說明了幾個問題。其一，為我、兼愛都是強調了個人的獨立平等，強調了個人存在的合理性，隻不過各自論述角度不同。為我是說明了皆同心同欲，兼愛則強調了，彼此相愛共利是能實現為我的社會環境。其二，孟子無君無父的批評，從反麵說明了墨、楊兩氏分別從抨擊政治等級和宗法等級兩個方麵，強調了個人存在的平等性和獨立性。其三，這種以個人平等為基礎的利己主義已普遍為社會認可，成為遊士和商人日興的精神支柱。他們在考慮問題、權衡利害得失的時候，個人的存在與利益已成為一個基本因素，對個人利益的追求被認為是天經地義的。
春秋戰國之際，政治上，上下移位，朝不保夕，政局動盪。各諸侯，各私室大臣各以自己的力量爭霸問鼎，逐鹿中原。國家、社稷、君主的生死存亡是最大的利害關係，所以有“春秋無義戰” 之說。爭霸的現實使利成為一種突出的社會觀念嵌入人們的頭腦之中。然而，原先的西周等級製度、天命神學作為一種傳統力量的積澱還影響著人們的思想和行為。仁義還是作為一麵旗幟起著裝飾作用，“尊王攘夷”，“奉天子以令諸侯”還是爭霸鬥爭中一種有效的策略。另一方麵，由於新興的社會階層，如小手工業者、商人脫離了原來的等級或宗族的束縛，成為一種自由民個體。生產工具的改進，技術的進步，土地的私有化，使這些自由民個體的生存、謀利有了堅實的物質基礎。然而，傳統思想觀念潛在的束縛和影響，舊有社會關係的殘餘，這種種又阻礙了功利主義價值觀被社會所接受。義利之爭不僅僅為統治階級、知識階層所關注，而且也滲透到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
隨著工商食官局麵的瓦解，個體的販運商業迅速繁榮。這種販運性商業以個人盈利為最終目的，個人的盈虧成為判別商業行為的價值尺度，追逐盈利成為商人的基本動力。同時，這種販運性商業也促使了具有專門手藝的自由個體工匠必然大量湧現。這種自由個體工匠是以各自獨特的技藝作為謀生、求利的手段。《墨子。節用中》說，“凡天下群百工，輪車、鞼匏、陶、冶、梓匠，使各事其所能”，《論語。子張》說，“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墨子。尚賢上》說，“雖在農與工肆之人，有能則舉之”，等等。文獻的這些記載說明，在春秋戰國之際，自由工匠已是一個獨立的社會階層，他們已從經濟上的謀利發展到追求政治上的權利，這是個人功利主義發展的必然結果。
由於自然條件的差異和特殊技術的形成，製作方法的保密性這兩個原因，使手工業製品的品種分布具有明顯的地方差別。例如，衡山是當時著名生產軍用品械的地方。 這種生產狀況既刺激了販運商業，又愈使手工業技術的專門化和生產的家庭化。自然，以追求個人盈利的功利主義傾向也會表現得更為強烈。這些具有專門手藝的工匠都是通過“父兄之教”與“子弟之學”訓練出來的，“相語以事，相示以誇，相陳以功。……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工之子恆為工。” 《考工記》對“工”所下的定義是：“巧者述之守之世，謂之工”。專門技術是工匠謀生的手段，為個人、家庭謀利是工匠生產家庭化的基本原因。手工業生產的家庭化的形式使個人功利主義的發展呈現出極端的趨向。《莊子。逍遙遊》有一則故事，雖有寓言之嫌，但一方麵確實說明了專門技術的保密是手工業生產家庭化的基本原因，另一方麵也說明了現實的物質利益已成為手工業工匠行為對否的判別標準。
宋人有善為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洴澼絖為事。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為洴澼絖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
這種以家庭為單位的個體工匠是社會物質生產的另一基本力量。他們和小農的物質生產滿足了整個社會衣、食、住、行各方麵需要的生活資料，個體的販運性商業成為社會物質資料主要的流通渠道。個體工匠、小農、商人作為社會物質生產的基本力量，他們以力謀利的社會價值觀必然會影響到社會心理。貨幣廣泛的流通，販運商業的發達，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去。功利至上成為一種較為普遍的社會觀念是其現實的社會基礎。
另一方麵這些新興階級，特別是商人，由於經濟地位的上升，已成為重要的社會力量，他們自然在政治上，社會地位上，生活享受上要求和舊貴族階級相抗衡、相平等。《詩經》中有不少篇章描述了這些庶民階層的興起及其對政治權力和生活享受的追求。
彼有旨酒，又有嘉殽，洽比其鄰，婚姻禮雲。念我獨兮，憂心。
仳仳彼有屋，方有穀，民今之無祿，天夭是椓。哿矣富人，哀此獨! 式夷式己，無小人殆。瑣瑣姻亞，則無朊仕。
這兩段小雅都說明了庶民由於富有，其兒女已可和貴族血統的兒女通婚了，並憑藉這種婚姻關係和自己的財富，逐漸走上了政治舞台，掌握了政治權力，並影響當時的政局。
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舟人之子，熊羆是裘。私人之子，百僚是試。
彼何人斯，居河之湄?無拳無勇，職為亂階。既微且，爾勇伊何?為猷將多，爾居徒幾何?
這兩段小雅具體描寫了新興階級作為經濟上的爆發戶所表現出來的那種缺文少禮，無拳無勇的樣子和沒落貴族對他們的憎惡感情。這也說明新興階級的功利主義使他們的行為和心理已能和貴族階級相對抗。新興的小農、小手工業生產者、商人有他們自己的物質利益，有他們特有的思想方法、人生態度，對現實社會的看法，這些促使他們功利主義的社會價值觀。這種價值觀強烈地表現在思想戰線、政治實踐和日常生活中。
當時的各種士雖然各有各的思想，在他們的思想背後隱藏著不同的階級利益和政治目的，但追求名利富貴的功利主義也可說是士進行各種政治活動的一種動力。所以，會出現世無一尊，諸雄爭霸，士無定主，士擇君而投之的社會現象。雖然有一些士是為了自己的思想和信仰，但很大一部分士不辭辛苦，風塵僕僕則主要是為了謀取功名利祿。士無定主的社會現象說明，當時功利主義的社會價值觀已廣泛地影響到知識階層。就是一心一生以維護周禮為己任的孔子及其儒學弟子顛沛流離，遊說諸侯，其中也不能排除謀求個人名利的因素。當時周天子尚在，他們並沒有去輔佐王室。
隨著個體獨立追求成為社會的一種風氣和思潮，物慾與天理，人性與神德的矛盾激起了一種追求財富和物慾的功利主義傾向。利己主義的功利觀作為一種新的人生價值尺度和行為準則，也逐漸為社會所認可和接受。這種利己主義的功利觀是基於個體平等的認識之上，是個體覺醒的一個標誌。墨子說：“列德而尚賢，雖在農與工肆之人，有能則舉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祿”， 這裏強調的是以個人本身的能力和品德的高低，而不是以血緣門第的貴賤為標準來決定各人應取得的社會地位和物質財富。德賢之才理應得到高爵重祿，這種利己主義的功利觀激勵了社會各階層，特別是士、庶階層為了追求功利的個體奮鬥。孟子曾概括春秋戰國之際的這種思想狀況：“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 “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 孟子的這兩段話說明了幾個問題。其一，為我、兼愛都是強調了個人的獨立平等，強調了個人存在的合理性，隻不過各自論述角度不同。為我是說明了皆同心同欲，兼愛則強調了，彼此相愛共利是能實現為我的社會環境。其二，孟子無君無父的批評，從反麵說明了墨、楊兩氏分別從抨擊政治等級和宗法等級兩個方麵，強調了個人存在的平等性和獨立性。其三，這種以個人平等為基礎的利己主義已普遍為社會認可，成為遊士和商人日興的精神支柱。他們在考慮問題、權衡利害得失的時候，個人的存在與利益已成為一個基本因素，對個人利益的追求被認為是天經地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