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兩派都受過墨子思想的影響,如惠施關於“汜愛萬物,大地一體”的思想,很有墨子兼愛大同的思想色彩,也曾“欲以荊齊偃兵”。公孫龍曾同越文惠王論偃兵,《呂氏春秋。審應》篇載公孫龍答趙惠王:“偃兵之意,兼愛天下之心也,兼愛天下不可以虛名為也,必有真實。”又曾勸燕昭王偃兵,力主墨子的非攻思想。 所以,魯勝說:“墨子著書作辯經以立名本,惠施、公孫龍祖述其學,以正別名顯於世。” 惠施、公孫龍他們可能是將墨子的思想或論辯命題,經過自己的改造加工,成為非墨的論題,並以此揚名。例如,惠施從泛愛萬物出發,提出合同異的思想,公孫龍從兼愛主義出發提出了白馬非馬的命題。《公孫龍子。蹤府》篇曾說:“夫是仲尼異楚人於所謂人,而非龍異白馬所謂馬,驚。”


    這個類比推論正是從專愛楚人不能說是愛人這個兼愛主義的前提出發,推出了有白馬不能說是有馬的結論。由此,白馬非馬的命題就提出了。從墨子的兼愛思想出發,反對墨子的經驗論與唯理論結合的認識論,這可說是名家出於墨而非墨的基本途徑,正如墨子學周禮而背之,出於儒而非儒。


    墨家論辯派對名家的批判也是對名家出於墨而非墨的批判。這點也可說明,墨家論辯派是堅持墨子的思想,隻不過他們主要注重關於認識論命題的論辯。


    墨家論辯派的存在,從名辯思潮的論辯中可得到證明。名辯思潮的發展使墨家論辯派興盛一時。從上麵所談到的遊俠派排斥談辯之墨的事實,也可反證墨家論辯派的存在。


    (三)遊仕派


    《呂氏春秋。當染》所說的“禮、墨之後學,顯榮於天下者眾矣,不可勝數”。


    遊仕於諸侯當屬顯榮,墨子的“著書成義”的弟子大都以墨子的學說為武器遊仕於各國諸侯。墨子本人也將仕弟子於諸侯作為授徒教學的一個基本目的,一部分弟子也是誌在祿仕而學於墨子門下。如《公孟》篇記載:“有遊於子墨門者,身體強良,思慮徇通,欲使隨而學。子墨子曰:”故學乎,吾將仕子。‘勸於善言而學,其年,而責仕於子墨子。“墨家的遊仕派是以遊說君主,入仕,實施墨子政治主張。現將《墨子》一書中墨子弟子入仕諸侯的記載摘錄如下:子墨子遊荊耕柱子於楚,二、三子過之,食之三升,客之不厚。二、三子復於子墨子曰:”耕柱子處楚無益矣。二、三子過之,食之三升,客之不厚。“子墨子曰:”未可智也。“毋幾何而遺十金於子墨子,曰:”後生不敢死,有十金於此,願夫子之用也。“子墨子曰:”果未可智也。“ 子墨子遊公尚過於越。公尚過說越王,越王大說,謂公尚過曰:”先生苟能使子墨子於越,而教寡人,請裂故吳之地,方五百裏,以封子墨子。“公尚過許諾。遂為公尚過束車五十乘,以迎子墨子於魯,曰:”吾以夫子之道說越王,越王大說,謂過曰,苟能使子墨子至於越,而教寡人,請裂故吳之地,方五百裏,以封子。“子墨子謂公尚過曰:”子觀越王之誌何若?意越王將聽吾言,用我道,則翟將往,量腹而食,度身而衣,自比於群臣,奚能以封為哉?抑越不聽吾言,不用吾道,而吾往焉,則是我以義糶也。“ 子墨子遊,魏越曰:”既得見四方之君子,則將先語?“子墨子曰:”凡入國,必擇務而從事焉。國家昏亂,則語之尚賢,尚同;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葬;國家憙音湛湎,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淫僻無禮,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奪侵淩,即語之兼愛、非攻。故曰擇務而從事焉。“ 子墨子出曹公子而於宋,三年而反,睹子墨子曰:”始吾遊於子之門,短褐之衣,藜藿之羹,朝得之,則夕弗得,祭祀鬼神。今而以夫子之教,家厚於始也。謹祭祀鬼神,然而人徒多死,六畜不蕃,身湛於病,吾未知夫子之道之可用也。“子墨子曰:”不然!夫鬼神之所欲於人者多,欲人之處高爵祿則以讓賢也,多財則以分貧也。夫鬼神豈唯擢季拑肺之為欲哉?今子處高爵祿而不以讓賢,一不祥也;多財而不以分貧,二不祥也。今子事鬼神唯祭而已矣,而曰:“病何自至哉?”是猶百門而閉一門焉。 子墨子使勝綽事項子牛。項子牛三侵魯地,而勝綽三從。子墨子聞之,使高孫子請而退之。曰:“我使綽也,將以濟驕而正嬖也。今綽也祿厚而譎夫子,夫子三侵魯,而綽三從,是鼓鞭於馬靳也。翟聞之,言義而弗行,是犯明也。綽非弗之知也。祿勝義也。” 子墨子使管黔遨遊高石子於衛,君致祿甚厚,設之於卿。高石子三朝必盡言,而言無行者。去而之齊……子墨子說,而召子禽子曰:“姑聽此乎!夫倍義而鄉祿者,我常聞之矣。倍祿而鄉義者,於高石子焉見之也。


    這些記載說明墨家弟子入仕,大都是由墨子為之遊揚的。出仕的地方有楚、越、宋、齊、衛等各國。墨子本身也準備遊仕於四方人君世主。墨子遊仕弟子,主要目的是要他們在各國君主麵前宣傳墨子的政治主張,並要求他們具體實踐之。


    對違背墨子之道的入仕弟子如勝綽、曹公子等,墨子譴責他們“倍義而鄉祿”,對堅持墨家教義的弟子,如高石子等,墨子倍加讚賞,說他是“倍祿而鄉義”。


    墨者入仕主要是為了實行墨家的主義,並不是為了追求爵祿。隻要能聽墨者之言,行墨者之道,則量腹而食,度身而衣就足夠了。墨家的遊仕確實顯赫一時,其活動範圍很大,影響廣泛。


    上麵這些文獻記載及分析論證,說明墨家的遊俠、論辯、遊仕三派確實是存在的,在當時的社會也確有廣泛的影響。墨家三派的活動方式雖然各不相同,或是從事,或是談辯,或是著書,但其目的都是一致的,即都是為了堅持墨子的基本思想觀點,實行墨子之道。


    第三章 重視物質生產是墨子思想的基礎


    春秋戰國之際社會經濟發生了巨大的變革。其結果,一方麵是出現了新興的社會階級,如地主、小生產勞動者(包括小農和小手工業者)、商人。這些新興的社會階級沒有顯赫的祖先可炫耀,也沒有世襲的權力可憑靠。他們隻能靠自己的力量來爭取自己的生存和謀求自己的發展。另一方麵由於家庭宗隊結構的失控,西周官學的瓦解,社會的價值觀也發生了根本的變化。追求、保護自身的物質利益成為新興階級的社會價值觀。墨子作為小生產勞動者的思想代表,更能切身地體會到以力謀生,以力謀利的艱辛,更能理解物質生產的重要性。因而強調重視物質生產,強調以滿足自身生存需要,天下共利為中心內容的功利觀就自然在墨子的思想中得到充分的反映。


    一、墨子尚利貴義的功利觀


    儒墨對立的一個基本點是儒者喻義不喻利,墨子明確提出尚利思想,認為利就是義,貴義就是興天下之利。儒墨對義利關係看法的分歧,其根由,前者輕視物質生產,後者重視物質生產。再究其因,孔子忽視了人的自然本能的物質需要,並不是從人的自然人性(衣、食、住、行、男女之交、人類的生殖繁衍)出發來研究人際關係及人的社會活動。墨子從本人量腹而食,度身而衣的生活經歷和從事生產的實踐懂得,衣、食、住、行是人民百姓最關心的基本問題。墨子作為小生產勞動者的思想代表,當然十分懂得物質生產對滿足人類生存基本需要的重要作用。這種作用的重要是因為全部人類都有衣、食、住、行的基本需要,從事物質生產是求天下之利的基本手段。從這點出發,墨子對各種生產技術的價值判斷是以利人實用為基本標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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