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墨家作為一個有嚴格的，類似宗教組織形式的團體(諸如巨子製、俱誦《墨經》)，墨家後學在思想和行為方麵嚴格遵守了墨子所創學派的基本準則，在精神上和墨子保持了一致性，而不象儒家為了適應社會變化的需要，不斷改變觀點、思想和行為。墨學的分裂，隻是墨學後學各自堅持發展了墨子思想的某一基本傾向，或是言必信，行必果的遊俠獻身精神，或是絕對平均主義的政治理想，或是重視對自然問題研究的論辯風氣。所以，從墨家後學的思想、行為的所重，其大致可分為遊俠派、遊仕派和論辯派。墨子在《耕柱》篇中回答弟子的“為義孰為大務”的問題時，說：“能談辯者談辯，能說書者說書，能從事者從事，然後義事成也。”對弟子各有所能，各有所重的肯定，為墨學以後三派的分立打下了思想基礎。下麵對墨學三派略加述評。
(一)遊俠派
勤生薄死，艱苦卓絕，殉身赴義，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正是墨子的基本作風和墨家的基本傳統。戰國時局動盪，複雜的政治鬥爭，使“為知己者死”的俠士成為諸侯、公卿所特別需要的人才，聶政、荊軻之屬，一時名揚天下。顧頡剛曾指出，“然戰國者攻伐最劇烈之時代也，不但不能廢武事，其慷慨赴死之精神有甚於春秋。故士之好武者正復不少。彼輩自成一集團，不與文士混。……文者謂之‘儒’，武者謂之‘俠’，儒重名譽，俠重義氣。……儒俠對立，若分涇、渭，自戰國以迄西漢殆歷五百年。” 《韓非子。五蠹》說：“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儒俠對舉，俠當指的是墨俠。《淮南子。泰族訓》說：“墨子服役者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陸賈的《新語。思務》篇說：“墨子之門多勇士。”從墨子弟子禽滑厘及墨家巨子腹、孟勝等的事跡也很可看到墨俠派的風貌。禽滑厘跟隨墨子，裂裳裹足，長途跋涉，趕到宋國，率領墨子弟子三百人助宋守城，止楚攻宋。 禽滑厘曾事墨子三年，手足胼胝，麵目黎墨，役身給使，不敢問欲。 墨家巨子腹之子殺人，秦惠王令吏勿誅，而腹堅持“殺人者死，傷人者刑”的墨者之法，終殺其子。 墨家巨子孟勝為楚陽城君守城，以身殉職，其弟子徐弱等183 人隨之殉死。 ……《史記。遊俠列傳》所說的，“今遊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受其軀，赴士之厄困。”和墨俠在本質上是一致的。墨子所主張並堅持的“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猶合符節也，無言而不行也”， “口言之，身必行之” 等信條就是墨俠的基本信條。
從上述文獻記載可知，墨家遊俠派的存在當無疑義。並且，可進一步從遊俠派活動中心的轉移來證實墨俠派的存在。巨子孟勝率弟子為楚陽城君守城，以巨子為中心，可說墨俠的活動中心在楚。後孟勝死，傳巨子位給居宋的田襄子，墨俠派的活動中心轉移到宋。後田鳩 又率領弟子入秦，“墨者有田鳩欲見秦惠王，留秦三年而弗得見。客有言之於楚王者，往見楚王，楚王悅之，與將軍之節以如秦。至，因見惠王。” 後墨家巨子腹居秦，深受秦惠王器重。這一記載也許可說明，田鳩入秦傳巨子位給腹。墨俠派多是勇鬥之士，且多掌守城之技，這對當時的秦國來說，既可滿足對中原擴張所需的武士，又可用之防禦北方少數民族的侵略。
墨俠派在秦得勢也可以從其反對墨家論辯派的言行得到佐證。《韓非子。外儲說左上》篇記載了田鳩駁斥論辯派的話：“今世之談也，皆道辯說文辭之言，人主覽其文而忘其用。墨子之說，傳先王之道，論聖人之言，以宣告人，若辯其辭，則恐不懷其文忘其用，直以文害用也。”《呂氏春秋。去私》記載墨俠派唐姑果非墨辯派的事跡，“東方之墨者謝子將西見秦惠王。惠王問秦之墨者唐姑果，恐王之親謝子賢於己也，對曰：”謝子，東方之辯士也，其為人甚險，將奮於說，以取少主也。‘王因藏怒以待之。謝子至，說王，王弗聽。後日復見，逆而弗聽也。謝子不說，遂辭而行。“
這些記載說明，從禽滑厘、孟勝、田鳩、到腹這一派係，主要是繼承了“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的精神傳統，它們和當時“士為知己者死”的武俠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他們是墨子所說的以從事成義的行動者。他們以自己的勇士氣概，堅定的獻身精神，反對空談，在血光刀影的搏鬥中，為實現墨子的理想而奮鬥。
墨俠這一派別的客觀存在及稱之為遊俠派當是可信的。
(二)論辯派
墨子在《墨經》和大、小取等篇中十分重視對思維形式的研究，重視論辯的技巧。因為墨子懂得在和不同學派的爭論辯詰中，想使自己的觀點能折服別人，使自己的思想為社會所接受，首先必須注意使自己的理論和論說在形式上沒有破綻而更具說服力。因而，對概念和認識對象的對應關係，用詞的準確性，概念的明確性，論證的嚴密性和一致性都十分重視。邏輯方法被墨子自覺地作為一種“明是非之分”，“明同異之處，察名實之理”的有力工具，被墨子應用於自己學說的構造上。同時，邏輯方法也是墨子駁斥論敵的有力武器。例如，墨子在駁斥儒者巫馬子關於“子兼愛天下，未雲利也，我不愛天下，未雲賤也” 的論調時，運用類比推理的方法，使巫馬子不得不承認墨子兼愛天下的思想得人心。墨子在說服公輸盤、楚王停止攻宋時，也是運用類比論證的方法，以公輸盤、楚王承認殺人不義，以富竊窮不善為前提，進一步說明了攻宋，則殺人更多，也更為不義，楚國遠比宋富，攻宋則更為不善的理由。從而使公輸盤、楚王不得不承認攻宋是沒有道理的不義不善之舉。
墨子在儒學對立爭論中發展起來的論辯術及一些具體命題，在戰國中後期的名辯思潮中。被墨家以談辯成義的弟子後學大大發展起來了。莊子所說的：“駢於辯者，纍瓦結繩竄句，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而敝跬譽無用之言非乎?而楊、墨是已。” 又說：“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觭偶不仵之辭相應”。 這些記載說明，墨家的論辯派確實是在名辯思潮中為了堅持墨子關於物體存在與人的感覺，物體結構與屬性，宇宙的無限與有限，物體的運動與時空等建立在經驗基礎之上的唯物論觀點，和公孫龍、惠施兩派名家圍繞著堅白石離，同異是非，有窮無窮，火不熱，目不見，飛鳥之影，白馬非馬，一尺之捶，物莫非指等具體命題展開了激烈的論辯。在論說中發展了墨子的有關思想，形成了墨家後學的論辯派。
在名辯思潮中，兩派名家的觀點不相一致。惠施派是從“合”的觀點來談“堅白同異”，他們更多強調了事物的一般共性，忽視並抹煞了事物的差異。公孫龍派是從“離”的觀點來談“堅白同異”，他們更注重個體的獨立存在，否認了事物的普遍聯繫性。他們雖然各自有別，但名家兩派都是以墨家作為論辯對手的。墨家的論辯派堅持了墨子的觀點，批駁了名家兩派的觀點。
(一)遊俠派
勤生薄死，艱苦卓絕，殉身赴義，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正是墨子的基本作風和墨家的基本傳統。戰國時局動盪，複雜的政治鬥爭，使“為知己者死”的俠士成為諸侯、公卿所特別需要的人才，聶政、荊軻之屬，一時名揚天下。顧頡剛曾指出，“然戰國者攻伐最劇烈之時代也，不但不能廢武事，其慷慨赴死之精神有甚於春秋。故士之好武者正復不少。彼輩自成一集團，不與文士混。……文者謂之‘儒’，武者謂之‘俠’，儒重名譽，俠重義氣。……儒俠對立，若分涇、渭，自戰國以迄西漢殆歷五百年。” 《韓非子。五蠹》說：“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儒俠對舉，俠當指的是墨俠。《淮南子。泰族訓》說：“墨子服役者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陸賈的《新語。思務》篇說：“墨子之門多勇士。”從墨子弟子禽滑厘及墨家巨子腹、孟勝等的事跡也很可看到墨俠派的風貌。禽滑厘跟隨墨子，裂裳裹足，長途跋涉，趕到宋國，率領墨子弟子三百人助宋守城，止楚攻宋。 禽滑厘曾事墨子三年，手足胼胝，麵目黎墨，役身給使，不敢問欲。 墨家巨子腹之子殺人，秦惠王令吏勿誅，而腹堅持“殺人者死，傷人者刑”的墨者之法，終殺其子。 墨家巨子孟勝為楚陽城君守城，以身殉職，其弟子徐弱等183 人隨之殉死。 ……《史記。遊俠列傳》所說的，“今遊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受其軀，赴士之厄困。”和墨俠在本質上是一致的。墨子所主張並堅持的“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猶合符節也，無言而不行也”， “口言之，身必行之” 等信條就是墨俠的基本信條。
從上述文獻記載可知，墨家遊俠派的存在當無疑義。並且，可進一步從遊俠派活動中心的轉移來證實墨俠派的存在。巨子孟勝率弟子為楚陽城君守城，以巨子為中心，可說墨俠的活動中心在楚。後孟勝死，傳巨子位給居宋的田襄子，墨俠派的活動中心轉移到宋。後田鳩 又率領弟子入秦，“墨者有田鳩欲見秦惠王，留秦三年而弗得見。客有言之於楚王者，往見楚王，楚王悅之，與將軍之節以如秦。至，因見惠王。” 後墨家巨子腹居秦，深受秦惠王器重。這一記載也許可說明，田鳩入秦傳巨子位給腹。墨俠派多是勇鬥之士，且多掌守城之技，這對當時的秦國來說，既可滿足對中原擴張所需的武士，又可用之防禦北方少數民族的侵略。
墨俠派在秦得勢也可以從其反對墨家論辯派的言行得到佐證。《韓非子。外儲說左上》篇記載了田鳩駁斥論辯派的話：“今世之談也，皆道辯說文辭之言，人主覽其文而忘其用。墨子之說，傳先王之道，論聖人之言，以宣告人，若辯其辭，則恐不懷其文忘其用，直以文害用也。”《呂氏春秋。去私》記載墨俠派唐姑果非墨辯派的事跡，“東方之墨者謝子將西見秦惠王。惠王問秦之墨者唐姑果，恐王之親謝子賢於己也，對曰：”謝子，東方之辯士也，其為人甚險，將奮於說，以取少主也。‘王因藏怒以待之。謝子至，說王，王弗聽。後日復見，逆而弗聽也。謝子不說，遂辭而行。“
這些記載說明，從禽滑厘、孟勝、田鳩、到腹這一派係，主要是繼承了“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的精神傳統，它們和當時“士為知己者死”的武俠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他們是墨子所說的以從事成義的行動者。他們以自己的勇士氣概，堅定的獻身精神，反對空談，在血光刀影的搏鬥中，為實現墨子的理想而奮鬥。
墨俠這一派別的客觀存在及稱之為遊俠派當是可信的。
(二)論辯派
墨子在《墨經》和大、小取等篇中十分重視對思維形式的研究，重視論辯的技巧。因為墨子懂得在和不同學派的爭論辯詰中，想使自己的觀點能折服別人，使自己的思想為社會所接受，首先必須注意使自己的理論和論說在形式上沒有破綻而更具說服力。因而，對概念和認識對象的對應關係，用詞的準確性，概念的明確性，論證的嚴密性和一致性都十分重視。邏輯方法被墨子自覺地作為一種“明是非之分”，“明同異之處，察名實之理”的有力工具，被墨子應用於自己學說的構造上。同時，邏輯方法也是墨子駁斥論敵的有力武器。例如，墨子在駁斥儒者巫馬子關於“子兼愛天下，未雲利也，我不愛天下，未雲賤也” 的論調時，運用類比推理的方法，使巫馬子不得不承認墨子兼愛天下的思想得人心。墨子在說服公輸盤、楚王停止攻宋時，也是運用類比論證的方法，以公輸盤、楚王承認殺人不義，以富竊窮不善為前提，進一步說明了攻宋，則殺人更多，也更為不義，楚國遠比宋富，攻宋則更為不善的理由。從而使公輸盤、楚王不得不承認攻宋是沒有道理的不義不善之舉。
墨子在儒學對立爭論中發展起來的論辯術及一些具體命題，在戰國中後期的名辯思潮中。被墨家以談辯成義的弟子後學大大發展起來了。莊子所說的：“駢於辯者，纍瓦結繩竄句，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而敝跬譽無用之言非乎?而楊、墨是已。” 又說：“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觭偶不仵之辭相應”。 這些記載說明，墨家的論辯派確實是在名辯思潮中為了堅持墨子關於物體存在與人的感覺，物體結構與屬性，宇宙的無限與有限，物體的運動與時空等建立在經驗基礎之上的唯物論觀點，和公孫龍、惠施兩派名家圍繞著堅白石離，同異是非，有窮無窮，火不熱，目不見，飛鳥之影，白馬非馬，一尺之捶，物莫非指等具體命題展開了激烈的論辯。在論說中發展了墨子的有關思想，形成了墨家後學的論辯派。
在名辯思潮中，兩派名家的觀點不相一致。惠施派是從“合”的觀點來談“堅白同異”，他們更多強調了事物的一般共性，忽視並抹煞了事物的差異。公孫龍派是從“離”的觀點來談“堅白同異”，他們更注重個體的獨立存在，否認了事物的普遍聯繫性。他們雖然各自有別，但名家兩派都是以墨家作為論辯對手的。墨家的論辯派堅持了墨子的觀點，批駁了名家兩派的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