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 孔子對周文化外在形式的批判，是思想觀念從”官學“桎梏解放出來的第一步，是由官學向諸子私學發展必經的一環。墨子生於子學興起的開始時期，對孔子所起的思想解放作用這點應是有親自體會的。所以，對孔子至當不易的評價，墨子是從對周文化批判的思想發展的角度作出的。
墨子對孔子至當不易歷史作用的肯定，並不改變其非儒的立場。相反，墨子非儒，係統地批判儒學的各種觀點，進一步否定了周文化的內容。孔子開創的儒學在根本內容上是維護周禮的，“周監於二代，鬱鬱乎文哉，吾從周!” 從孔子到墨子，對周文化來說是從形式的改造到內容的批判，從溫和的批評到激烈的否定。孔墨的對立，其緣由之一就是如何對待周文化，同時也表明周文化正是諸子思潮發展的起點、源泉和比較參照係。先秦諸子正是以周文化為對象或是肯定，或是否定，或是改良維新來展開自己的思想體係。
墨子非儒一是反對儒者述而不作的復古主義，“君子必服古言然後仁”，循而不作的復古主義。墨子認為創造要比述而不作有益的多，“古之善者則述之，今之善者則作之，欲善之益多也。” 指出隻有創造才是真正的君子之道，“古者羿作弓，伃作甲，奚仲作車，巧垂作舟，然則今之鮑函車，皆君子也。” 並且用邏輯悖論的手段說明服古後仁的謬誤。“所謂古之言服者，皆嚐新矣，而古人言之，服之，則非君子也。然則必服非君子之服，言非君子之言，而後仁乎?”
古人言、服的東西，其開始時必是新的，積久才成古，古人言之服之，按儒家的說法，就是不服古言的非君子，而今人服言的是非君子古人之服言，又怎麽能說是“必服古而仁”呢?況且儒家是“法周而未法夏也”，所以儒家“之古非古也”。 儒家服古而仁的說法缺乏根據和說服力，儒家提倡服古，言古，復古，其目的是為了恢復周禮。
二是反對儒者的重葬、久喪之禮。儒家為了恢復周禮，維護宗法等級，所以強調厚葬久喪是治國之道。墨子認為重葬浪費人力、物力、財力，無利於天下，三年久喪使社會生產荒廢，所以墨子說：“計厚葬，為多埋賦之財者也，……計久喪，為久禁從事者也。財以成者，扶而埋之，後得生者，而久禁之”。 厚葬是將生產出來的財富白白埋到地下，久喪則廢棄了產生財富的社會生產活動。久喪之禮既損害人的身體健康，又破壞了人類的生育繁衍，“是故百姓冬不仞寒，夏不仞暑，作疾病死者，不可勝計也。此其為敗男女之交多矣。” 所以，墨子認為“以厚葬久喪者為政，國家必貧，人民必寡，刑政必亂”。 厚葬久喪實是足以喪天下之道。墨子節葬的主張正是小生產勞動者針對富貴者，反對宗法等級的平等思想的一種體現。
三是反對“壽夭貧富，安危治亂，固有天命不可損益”的儒者天命觀，認為儒學的天命之說實“是賊天下之人者也”。 因為如果“群吏信之，則怠於分職;庶人信之，則怠於從事。吏不治則亂，農事緩則貧”， 天命之說的本質是否定了人的力量。儒者將周禮提高到天命的高度，使其具有一種神聖不可侵犯的威懾力量，墨子非命就是從根本上背棄了周道。
儒學從周，墨子背周。儒墨對立的意義就在於揭示了官學下私人過程的深入發展，墨子接著儒學對周禮的形式批判，在內容上批判了周禮損民、棄事、亂政之危害，“繁飾禮樂以淫人，久傷偽哀以謾親，立命緩貧而高浩居，倍本棄事而安怠傲，貪於飲食，情於作務，陷於饑寒，危於凍餓，無以違之。” 墨子將學者傳統和工匠傳統結合起來，最明顯地體現在兩點上，一是對實踐中積累起來的經驗知識的總結、概括與認識論、邏輯思想研究的結合上，使對自然現象客觀內容的認識和思維形式在確定性、一致性的基礎上統一起來，其成果形成了一係列的科學定義、科學命題、經驗公式、機械製造規範，經說四篇是其集大成。二是，理論認識和實踐的一致，即言行一致不僅是墨子認識論的指導思想，而且也是墨子及墨者處世做人的道德行為準則，“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猶合符節也”。 墨子認為“言足以復行者，常之;不足以舉行者，勿常。不足以舉行而常之，是盪口也。” 言行不一是道德人格衰敗的表現，“今子口言之，而身不行，是子之身亂也”。 《耕柱》篇記載了一則故事，比較典型地說明了墨家這種言行合一的精神。墨子弟子高石子至衛，衛君待之高官厚祿，上朝必盡言，而言無行，高石子見言不被所用，就離衛去齊，墨子知道後，稱讚他做得對，“去之苟道”。
三、墨家三派
關於墨子的弟子，文獻記載大都指出墨子弟子眾多。例如，“孔墨徒屬彌眾，弟子彌豐，充滿天下”。 《公輸》篇中墨子曾說：“臣之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
《淮南子。泰族訓》說：“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孫詒讓在《墨子。閑詁。墨學傳授考》中對墨子弟子作了考證。根據《墨子》一書及先秦諸子記載，孫詒讓綱羅掇拾，粗理脈胳，“今集之，凡得墨子弟子十五人，附存三人。再傳弟子三，三傳弟子一人，治墨術而不詳其傳授係次者十三人，襍家四人，傳記所載，盡於此矣。彼勤生薄死，以赴天下之急，而姓名澌滅，與草木同盡者，殆不知凡幾。”
關於墨學的傳授係次及墨家派別的分裂，有幾段文獻記載提供了一條基本線索。《呂氏春秋。當染》記載：“禽滑厘學於墨子，許犯學於禽滑厘，田擊學於許犯。”《莊子。天下》篇記載：相裏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譎不同，相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觭偶不仵之辭相應。以巨子為聖人，皆願為之屍，冀得為其後世，至今不決。……《韓非子。顯學》記載：自墨子之死也，有相裏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後，儒分為八，墨離為三，取捨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真孔墨。
梁啓超、侯外廬根據各自對文獻的考證和理解，分別製訂了關於墨學派別的源流表。梁啓超在《墨子學案》中所揭示的墨子學派：侯外廬等在《中國思想通史》第一卷中是這樣認為的：上表……符號，表示傳授無確據而頗有可能的。——符號表示傳授有文獻記載的。人名有符號的，表示其人為墨辯或富於辯者色彩的。人名有符號的，表示其人染有辯者的傾向。文獻的記載間或有缺且彼此各有出入;先賢的掇拾網羅，整理考證各有所得。
這裏不準備詳加評述，我們關心的是墨學派別分裂這一事實，及分析各派別的基本傾向。因為，根據現有文獻，要確鑿地考證出墨學源流演變的係次是不可能的。
墨子對孔子至當不易歷史作用的肯定，並不改變其非儒的立場。相反，墨子非儒，係統地批判儒學的各種觀點，進一步否定了周文化的內容。孔子開創的儒學在根本內容上是維護周禮的，“周監於二代，鬱鬱乎文哉，吾從周!” 從孔子到墨子，對周文化來說是從形式的改造到內容的批判，從溫和的批評到激烈的否定。孔墨的對立，其緣由之一就是如何對待周文化，同時也表明周文化正是諸子思潮發展的起點、源泉和比較參照係。先秦諸子正是以周文化為對象或是肯定，或是否定，或是改良維新來展開自己的思想體係。
墨子非儒一是反對儒者述而不作的復古主義，“君子必服古言然後仁”，循而不作的復古主義。墨子認為創造要比述而不作有益的多，“古之善者則述之，今之善者則作之，欲善之益多也。” 指出隻有創造才是真正的君子之道，“古者羿作弓，伃作甲，奚仲作車，巧垂作舟，然則今之鮑函車，皆君子也。” 並且用邏輯悖論的手段說明服古後仁的謬誤。“所謂古之言服者，皆嚐新矣，而古人言之，服之，則非君子也。然則必服非君子之服，言非君子之言，而後仁乎?”
古人言、服的東西，其開始時必是新的，積久才成古，古人言之服之，按儒家的說法，就是不服古言的非君子，而今人服言的是非君子古人之服言，又怎麽能說是“必服古而仁”呢?況且儒家是“法周而未法夏也”，所以儒家“之古非古也”。 儒家服古而仁的說法缺乏根據和說服力，儒家提倡服古，言古，復古，其目的是為了恢復周禮。
二是反對儒者的重葬、久喪之禮。儒家為了恢復周禮，維護宗法等級，所以強調厚葬久喪是治國之道。墨子認為重葬浪費人力、物力、財力，無利於天下，三年久喪使社會生產荒廢，所以墨子說：“計厚葬，為多埋賦之財者也，……計久喪，為久禁從事者也。財以成者，扶而埋之，後得生者，而久禁之”。 厚葬是將生產出來的財富白白埋到地下，久喪則廢棄了產生財富的社會生產活動。久喪之禮既損害人的身體健康，又破壞了人類的生育繁衍，“是故百姓冬不仞寒，夏不仞暑，作疾病死者，不可勝計也。此其為敗男女之交多矣。” 所以，墨子認為“以厚葬久喪者為政，國家必貧，人民必寡，刑政必亂”。 厚葬久喪實是足以喪天下之道。墨子節葬的主張正是小生產勞動者針對富貴者，反對宗法等級的平等思想的一種體現。
三是反對“壽夭貧富，安危治亂，固有天命不可損益”的儒者天命觀，認為儒學的天命之說實“是賊天下之人者也”。 因為如果“群吏信之，則怠於分職;庶人信之，則怠於從事。吏不治則亂，農事緩則貧”， 天命之說的本質是否定了人的力量。儒者將周禮提高到天命的高度，使其具有一種神聖不可侵犯的威懾力量，墨子非命就是從根本上背棄了周道。
儒學從周，墨子背周。儒墨對立的意義就在於揭示了官學下私人過程的深入發展，墨子接著儒學對周禮的形式批判，在內容上批判了周禮損民、棄事、亂政之危害，“繁飾禮樂以淫人，久傷偽哀以謾親，立命緩貧而高浩居，倍本棄事而安怠傲，貪於飲食，情於作務，陷於饑寒，危於凍餓，無以違之。” 墨子將學者傳統和工匠傳統結合起來，最明顯地體現在兩點上，一是對實踐中積累起來的經驗知識的總結、概括與認識論、邏輯思想研究的結合上，使對自然現象客觀內容的認識和思維形式在確定性、一致性的基礎上統一起來，其成果形成了一係列的科學定義、科學命題、經驗公式、機械製造規範，經說四篇是其集大成。二是，理論認識和實踐的一致，即言行一致不僅是墨子認識論的指導思想，而且也是墨子及墨者處世做人的道德行為準則，“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猶合符節也”。 墨子認為“言足以復行者，常之;不足以舉行者，勿常。不足以舉行而常之，是盪口也。” 言行不一是道德人格衰敗的表現，“今子口言之，而身不行，是子之身亂也”。 《耕柱》篇記載了一則故事，比較典型地說明了墨家這種言行合一的精神。墨子弟子高石子至衛，衛君待之高官厚祿，上朝必盡言，而言無行，高石子見言不被所用，就離衛去齊，墨子知道後，稱讚他做得對，“去之苟道”。
三、墨家三派
關於墨子的弟子，文獻記載大都指出墨子弟子眾多。例如，“孔墨徒屬彌眾，弟子彌豐，充滿天下”。 《公輸》篇中墨子曾說：“臣之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
《淮南子。泰族訓》說：“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孫詒讓在《墨子。閑詁。墨學傳授考》中對墨子弟子作了考證。根據《墨子》一書及先秦諸子記載，孫詒讓綱羅掇拾，粗理脈胳，“今集之，凡得墨子弟子十五人，附存三人。再傳弟子三，三傳弟子一人，治墨術而不詳其傳授係次者十三人，襍家四人，傳記所載，盡於此矣。彼勤生薄死，以赴天下之急，而姓名澌滅，與草木同盡者，殆不知凡幾。”
關於墨學的傳授係次及墨家派別的分裂，有幾段文獻記載提供了一條基本線索。《呂氏春秋。當染》記載：“禽滑厘學於墨子，許犯學於禽滑厘，田擊學於許犯。”《莊子。天下》篇記載：相裏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譎不同，相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觭偶不仵之辭相應。以巨子為聖人，皆願為之屍，冀得為其後世，至今不決。……《韓非子。顯學》記載：自墨子之死也，有相裏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後，儒分為八，墨離為三，取捨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真孔墨。
梁啓超、侯外廬根據各自對文獻的考證和理解，分別製訂了關於墨學派別的源流表。梁啓超在《墨子學案》中所揭示的墨子學派：侯外廬等在《中國思想通史》第一卷中是這樣認為的：上表……符號，表示傳授無確據而頗有可能的。——符號表示傳授有文獻記載的。人名有符號的，表示其人為墨辯或富於辯者色彩的。人名有符號的，表示其人染有辯者的傾向。文獻的記載間或有缺且彼此各有出入;先賢的掇拾網羅，整理考證各有所得。
這裏不準備詳加評述，我們關心的是墨學派別分裂這一事實，及分析各派別的基本傾向。因為，根據現有文獻，要確鑿地考證出墨學源流演變的係次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