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一書現存53篇。《漢書。藝文誌》著錄“《墨子》七十一篇”，班固注曰：“名翟，為宋大夫，在孔子後”。《漢書。藝文誌》以篇言而不言卷數，可見漢代所藏的《墨子》當是竹簡。竹書藏久易脫爛，重新整理，不免會有脫簡、錯簡之誤。從現存的經、說四篇來看，脫簡、錯簡之多，使書幾不能讀。《隋書。經籍誌》著錄：《墨子》十五卷，目一卷，宋大夫墨翟撰“。以後的《舊唐書。經籍誌》、《唐書。藝文誌》、《宋史。藝文誌》均著錄：“《墨子》十五卷，墨翟撰”。宋代《中興館閣書目》著錄：“《墨子》十三篇”。《通誌藝文略》、《直齋書錄解題》、《國史經籍誌》皆著錄：“《墨子》三卷”。宋濂《諸子辨》稱：“《墨子》三卷，戰國時宋大夫墨翟撰。上卷七篇號曰《經》，中卷、下卷號曰《論》，共十三篇”。可見在宋代有三卷十三篇本和十五卷並行於世。
現存的《墨子》15卷隻有53篇，佚18篇。在佚失的18篇中，有存目的是《節用》下，《節葬》上、中，《明鬼》上、下，《非樂》中、下，《非儒》上、中，共9 篇。 另佚失的9 篇都是關於守城器械和方法的論述，孫詒讓考證其中6 篇的篇目應是《備鉤》、《備沖》、《備堙》、《備空洞》、《備轒轀》、《備軒車》。對現存的53篇其真偽及成書年代，治墨各家劃分的標準及根據不一，看法也不盡相同。分歧最大的是經、說上下及大、小取6 篇的作者是誰。有的治墨者認為，這6 篇的作者是後期墨家，此說以孫詒讓、侯外廬為代表。有的學者認為經上下是墨子自著，而經說上下，大、小取則是後期墨家所著，此說以梁啓超、高亨為代表。有的則認為這6 篇都是墨子自著，此說以魯勝、畢沅、詹劍峰為代表。治墨各家有一點是共同的，即認為墨子曾著過書是一個歷史事實。筆者認為《墨經》四篇(經、說上下)是墨家的基本典籍，類似墨家教義，雖在轉輾抄寫、傳授的過程中不免有後學增益，但基本應是墨子原著。《墨經》四篇當視為墨子自著，理由如下：
其一，《貴義》篇記載，墨子曾獻書惠王，惠王稱為良書。 墨子作為一家宗師，所獻之書當然是墨子自著的，是墨家的基本經典。後來楚威王又曾讀過墨子的書，認為“其言多而不辯”。 這個斷語和《墨經》四篇(經、說上下)的內容、形式十分切合。經、說上下四篇辭句精煉，內容豐富，所以可稱“言多而不辯”。四篇的內容涉及到墨家的各門學問：政治、經濟、科技、哲學、道德，它們包括了墨子思想的三大基本傾向：經驗向理論過渡的科學傾向，兼愛、重利的政治傾向，言必信，行必果，言行合一的道德傾向。這三個思想傾向就是後期墨家因彼此取捨不同，而分成墨家三派的思想基礎。
其二，《莊子。天下》記載，後期墨家“俱誦墨經而倍譎不同”。即是墨家各派俱誦的經，當然應為墨子自著。從現存的《墨子》53篇看，隻有經、說上下四篇才具有作為墨家教義——經的特徵。內容豐富才會取捨不同，辭句精煉才能增文解經，以己說附經義，各行其事，相互攻訐為別墨。
其三，從經、說上下的體例看，有兩個特點：一是由梁啓超首先發現的標牒字體例。《經說》和《經》的條文一一對應，《經說》每一條的第一個字(或第二個字)總是牒舉它所要說明的那條經文的首一字(二字)或其中某一個特殊的字，這是《經》、《經說》四篇的公例。二是由晉魯勝發現的經、說結構。治墨者一般都認為“引說就經”的方法是魯勝創造的。其實不然，魯勝自己也認為，“墨辯有上、下經，經各有說，凡四篇，與其書眾篇連第，故獨存”。即經、說相應是原有的結構，隻不過魯勝以引說就經的方法整理了《墨經》四篇，“今引說就經，各附其章，疑者闕之”。 《墨經》四篇體例、結構上的這兩個特點，使《墨經》具有一種教科書和教義集成的性質。例如，經上各條大都是墨學的基本定義和原理，經下各條多是以這些基本定義和原理為基礎，推理、論證墨子學說，而經說上下則是對經文的一種詮釋和引伸。《墨經》的作用正如魯勝所說的，“墨子著書，作辯經以立名本”。《墨經》四篇既是墨家奉行的經典，又是傳授墨學的教科書，使墨家作為一個有嚴格組織性的集團具有一致的思想基礎。它們對墨家成員具有約束力，這也是具有宗教性質的墨家集團所必需的。
其四，經、說上下四篇是墨子親自著定或口授的微言真諦，它們的內容構成了墨子思想體係的基本構架。例如，“功，利民也”， “義，利也”， “無窮不害兼，說在盈否”， “不知其所處，不害愛之”， “仁，體愛也”，“任。為身之所惡，以成人之所急”。 這些基本命題大致構畫了墨子兼愛、尚利思想的基本內涵。《經上》關於“知”、“慮”、“仁”、“義”、“禮”、“忠”、“孝”、“任”、“勇”、“利”、“害”、“功”等定義不僅與《墨子》各篇的思想與論點相一致，並且被進一步闡發了。
經、說四篇關於數、形、力、光諸門自然科學的理論認識，一方麵是在總結實踐經驗基礎上以定義、命題、經驗定律形式表現出來的初步理論形態，這為墨家科學思想的形成奠定了自然科學基礎，另一方麵也是墨家在機械製造，特別是守城器械製造方麵的知識基礎。
經、說四篇的一些條文確定了言必信，行必果的墨者的行為準則。“令，不為而作也。” “法，所若而然也。” “勇，誌之所以敢也。” “誌行，為也。” 等等，這些行為準則特別為墨家遊俠派所奉行並被其所發展。
經、說四篇也大致框定了墨者重實踐、重邏輯的認識、思維、論證的方法。“法……取此擇彼，問故觀宜”， “取去俱能之，是兩智之也”， “知其所以不知，說在以名取”。 這種思維、認識方法作為墨者認識事物的有效手段和論辯工具，充分表現在墨者的社會政治思想、科學思想、道德思想的論說和實踐之中。如《小取》篇闡明了墨子的論辯之術，它是以墨子的各種定義、判斷和推理構成了墨子的辯術，《大取》篇則以墨子的辯術論證了墨子的兼愛之道。
經、說四篇不談鬼、神，這和先秦諸子對墨子的評議也相吻合。
從經、說四篇的內容和墨子思想的基本傾向、基本方法相對勘，可知，隻有經、說四篇才具備作為墨家經典教義的資格，而其他各篇是不具備的。所以，作為一家宗師的墨子所著之書必定是一種墨家的基本典籍，它規範了墨者的基本思想和行為。從《墨子》全書現存的53篇看，隻有經、說四篇，無論在內容，還是在形式，才有資格作為墨家的基本典籍。所以，經、說四篇基本為墨子所著或口授應是可信的。
至於說《墨經》四篇所論及的堅白、同異、名實、有窮無窮、火不熱、影不動、五行相勝等問題是戰國中後期所熱烈討論的，以此作為《墨經》晚出的論據也大可商榷。從思想發展的角度看，這些命題應該是伴隨著春秋末年學術下私人的過程而產生的。由於社會秩序劇變，思想解放，對各種自然現象、社會現象的解釋、探討，特別是對現象背後原因的追根尋底的探求更會引起私學的興趣。這種探求和解釋必然會引起諸子私學各家的爭論和辯詰，所以墨子會有三表法。辯詰的學風，辯說的產生應和諸子私學同時興起，前者是後者必然的副產品。所以，堅白、同異、有窮無窮之類的問題是必然會碰到和探究的。例如，孔子已提出堅白問題，“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堅白並舉，說明當時已有關於堅白問題的討論了。老子的學說也已涉及了無窮有窮和同異問題。老子認為各種“有”是有限的，而本源“無”是無限的，有限的“有”生於“無”又歸於“無”。老子又認為各種“有”是異，但又同於“無”。當然，這類問題剛提出的時候並不象後來名辯思潮所爭論的那樣明確。戰國中、後期的名辯思潮隻不過是惠施、公孫龍等名家重新掀起的一個高潮。另一方麵，從邏輯形式的角度看，惠施、公孫龍等名家提出的堅白相離之類的命題都是反命題，都應是對墨子提出的正命題的反詰。正如，墨子提出的五行毋相勝的反命題是對春秋時代五行相勝命題的反詰。正命題提在前，反命題詰於後，從邏輯思維發展的一般過程來看，也應如此。
現存的《墨子》15卷隻有53篇，佚18篇。在佚失的18篇中，有存目的是《節用》下，《節葬》上、中，《明鬼》上、下，《非樂》中、下，《非儒》上、中，共9 篇。 另佚失的9 篇都是關於守城器械和方法的論述，孫詒讓考證其中6 篇的篇目應是《備鉤》、《備沖》、《備堙》、《備空洞》、《備轒轀》、《備軒車》。對現存的53篇其真偽及成書年代，治墨各家劃分的標準及根據不一，看法也不盡相同。分歧最大的是經、說上下及大、小取6 篇的作者是誰。有的治墨者認為，這6 篇的作者是後期墨家，此說以孫詒讓、侯外廬為代表。有的學者認為經上下是墨子自著，而經說上下，大、小取則是後期墨家所著，此說以梁啓超、高亨為代表。有的則認為這6 篇都是墨子自著，此說以魯勝、畢沅、詹劍峰為代表。治墨各家有一點是共同的，即認為墨子曾著過書是一個歷史事實。筆者認為《墨經》四篇(經、說上下)是墨家的基本典籍，類似墨家教義，雖在轉輾抄寫、傳授的過程中不免有後學增益，但基本應是墨子原著。《墨經》四篇當視為墨子自著，理由如下：
其一，《貴義》篇記載，墨子曾獻書惠王，惠王稱為良書。 墨子作為一家宗師，所獻之書當然是墨子自著的，是墨家的基本經典。後來楚威王又曾讀過墨子的書，認為“其言多而不辯”。 這個斷語和《墨經》四篇(經、說上下)的內容、形式十分切合。經、說上下四篇辭句精煉，內容豐富，所以可稱“言多而不辯”。四篇的內容涉及到墨家的各門學問：政治、經濟、科技、哲學、道德，它們包括了墨子思想的三大基本傾向：經驗向理論過渡的科學傾向，兼愛、重利的政治傾向，言必信，行必果，言行合一的道德傾向。這三個思想傾向就是後期墨家因彼此取捨不同，而分成墨家三派的思想基礎。
其二，《莊子。天下》記載，後期墨家“俱誦墨經而倍譎不同”。即是墨家各派俱誦的經，當然應為墨子自著。從現存的《墨子》53篇看，隻有經、說上下四篇才具有作為墨家教義——經的特徵。內容豐富才會取捨不同，辭句精煉才能增文解經，以己說附經義，各行其事，相互攻訐為別墨。
其三，從經、說上下的體例看，有兩個特點：一是由梁啓超首先發現的標牒字體例。《經說》和《經》的條文一一對應，《經說》每一條的第一個字(或第二個字)總是牒舉它所要說明的那條經文的首一字(二字)或其中某一個特殊的字，這是《經》、《經說》四篇的公例。二是由晉魯勝發現的經、說結構。治墨者一般都認為“引說就經”的方法是魯勝創造的。其實不然，魯勝自己也認為，“墨辯有上、下經，經各有說，凡四篇，與其書眾篇連第，故獨存”。即經、說相應是原有的結構，隻不過魯勝以引說就經的方法整理了《墨經》四篇，“今引說就經，各附其章，疑者闕之”。 《墨經》四篇體例、結構上的這兩個特點，使《墨經》具有一種教科書和教義集成的性質。例如，經上各條大都是墨學的基本定義和原理，經下各條多是以這些基本定義和原理為基礎，推理、論證墨子學說，而經說上下則是對經文的一種詮釋和引伸。《墨經》的作用正如魯勝所說的，“墨子著書，作辯經以立名本”。《墨經》四篇既是墨家奉行的經典，又是傳授墨學的教科書，使墨家作為一個有嚴格組織性的集團具有一致的思想基礎。它們對墨家成員具有約束力，這也是具有宗教性質的墨家集團所必需的。
其四，經、說上下四篇是墨子親自著定或口授的微言真諦，它們的內容構成了墨子思想體係的基本構架。例如，“功，利民也”， “義，利也”， “無窮不害兼，說在盈否”， “不知其所處，不害愛之”， “仁，體愛也”，“任。為身之所惡，以成人之所急”。 這些基本命題大致構畫了墨子兼愛、尚利思想的基本內涵。《經上》關於“知”、“慮”、“仁”、“義”、“禮”、“忠”、“孝”、“任”、“勇”、“利”、“害”、“功”等定義不僅與《墨子》各篇的思想與論點相一致，並且被進一步闡發了。
經、說四篇關於數、形、力、光諸門自然科學的理論認識，一方麵是在總結實踐經驗基礎上以定義、命題、經驗定律形式表現出來的初步理論形態，這為墨家科學思想的形成奠定了自然科學基礎，另一方麵也是墨家在機械製造，特別是守城器械製造方麵的知識基礎。
經、說四篇的一些條文確定了言必信，行必果的墨者的行為準則。“令，不為而作也。” “法，所若而然也。” “勇，誌之所以敢也。” “誌行，為也。” 等等，這些行為準則特別為墨家遊俠派所奉行並被其所發展。
經、說四篇也大致框定了墨者重實踐、重邏輯的認識、思維、論證的方法。“法……取此擇彼，問故觀宜”， “取去俱能之，是兩智之也”， “知其所以不知，說在以名取”。 這種思維、認識方法作為墨者認識事物的有效手段和論辯工具，充分表現在墨者的社會政治思想、科學思想、道德思想的論說和實踐之中。如《小取》篇闡明了墨子的論辯之術，它是以墨子的各種定義、判斷和推理構成了墨子的辯術，《大取》篇則以墨子的辯術論證了墨子的兼愛之道。
經、說四篇不談鬼、神，這和先秦諸子對墨子的評議也相吻合。
從經、說四篇的內容和墨子思想的基本傾向、基本方法相對勘，可知，隻有經、說四篇才具備作為墨家經典教義的資格，而其他各篇是不具備的。所以，作為一家宗師的墨子所著之書必定是一種墨家的基本典籍，它規範了墨者的基本思想和行為。從《墨子》全書現存的53篇看，隻有經、說四篇，無論在內容，還是在形式，才有資格作為墨家的基本典籍。所以，經、說四篇基本為墨子所著或口授應是可信的。
至於說《墨經》四篇所論及的堅白、同異、名實、有窮無窮、火不熱、影不動、五行相勝等問題是戰國中後期所熱烈討論的，以此作為《墨經》晚出的論據也大可商榷。從思想發展的角度看，這些命題應該是伴隨著春秋末年學術下私人的過程而產生的。由於社會秩序劇變，思想解放，對各種自然現象、社會現象的解釋、探討，特別是對現象背後原因的追根尋底的探求更會引起私學的興趣。這種探求和解釋必然會引起諸子私學各家的爭論和辯詰，所以墨子會有三表法。辯詰的學風，辯說的產生應和諸子私學同時興起，前者是後者必然的副產品。所以，堅白、同異、有窮無窮之類的問題是必然會碰到和探究的。例如，孔子已提出堅白問題，“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堅白並舉，說明當時已有關於堅白問題的討論了。老子的學說也已涉及了無窮有窮和同異問題。老子認為各種“有”是有限的，而本源“無”是無限的，有限的“有”生於“無”又歸於“無”。老子又認為各種“有”是異，但又同於“無”。當然，這類問題剛提出的時候並不象後來名辯思潮所爭論的那樣明確。戰國中、後期的名辯思潮隻不過是惠施、公孫龍等名家重新掀起的一個高潮。另一方麵，從邏輯形式的角度看，惠施、公孫龍等名家提出的堅白相離之類的命題都是反命題，都應是對墨子提出的正命題的反詰。正如，墨子提出的五行毋相勝的反命題是對春秋時代五行相勝命題的反詰。正命題提在前，反命題詰於後，從邏輯思維發展的一般過程來看，也應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