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論斷與《禮記。禮運》中的一段論及周禮的話相對勘，可得到佐證。“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大人世及以為禮，城郭溝池以為固，禮義以為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製度，以立田裏，以賢勇智，以功為己。”大道行，天下為公;大道隱，天下為家。這兩種社會情況相對比，可說明《禮運》的大同思想確是描述了周禮等級宗法社會以前，原始公社的社會狀況。
這種原始公社大同思想影響到墨子的，就是墨子兼愛的社會理想。下引有關墨子兼愛思想的數條文摘，將其與《禮運》大同思想相比較，可見兩者如出一轍。
視人之國若視其國，視人之家若視其家，視人之身若視其身。
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財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勸以教人。
老而無妻子者，有所侍養，以終其壽;幼弱孤童之無父母者，有所放依，以長其身。
墨子早期學習儒學，係統地受過周禮的教育，又長期居住在周文化傳統濃厚的魯國。他熟悉周禮和儒家經典，受周文化的薰陶是自然之事。《史記。孔子世家》說：“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義廢，詩書缺”，而現存的《墨子》53篇中，據羅根澤在《諸子係年》的統計、考證，引用《詩》者有12處，引用《書》者有32處，引用各國《春秋》者有4 處。墨子對於儒學及周文化的修養無論在文字或義理上都具有學者的水平。墨子引《詩》、《書》、《春秋》，文句多以通俗化的解釋，這和墨學的平民化的特點相適應。雖然，後來墨子因儒學、周禮“煩擾而不悅，厚葬靡財而貧民，久服傷生而害事”，終於“背周道而用夏政”，成為儒學的背叛者和反對派，但儒學和周文化在墨子的思想上也打下了烙印。《親士》、《修身》、《所染》3 篇具有明顯的儒家色彩。治墨者一般都認為是後人偽托，或後期墨家學儒後的作品。從墨子出於儒而反儒的思想發展過程看，這3 篇作品正是墨子受儒學影響的早期著作。韓愈在《談墨子》中主張儒墨合一說，“儒墨同是堯舜，同非桀紂，同修身正心治天下國家，奚不相悅如是哉?” 雖則韓愈沒有認識到儒墨的根本對立是不同階級利益的對立，但孔子的仁者愛人，惠民德政，知人舉才，修身正身等等人道主義對墨子的兼愛、尚賢、修身之言行確有其影響。墨子正是運用了孔子學說及儒家典籍的思想材料重新構造了自己的學說和理論。
從天子失官，學在四野，官學下私人的變化過程看，孔子第一個對周王朝的各種官學及典章製度進行學習、研究、損益和改造，並提出自己的學說，進而聚徒授學，開創了私學。墨子作為由庶民通過學而上升為士的學者，其接觸的學問、知識不外是兩個渠道，一是西周失落的官學，二是孔子開創的儒學。墨子正是通過對周禮和儒學的學習，才打下了具有學者和一代宗師資格的文化知識基礎。墨子思想的創立和發展正是以此為出發點的。對春秋戰國之際的小生產勞動者的思想代表來說，他們所能利用的文化遺產隻能是儒學和周文化。
宋人是殷商遺族，孔子說：“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獻不足故也。”雖然因文獻不足，不能以宋來論證殷禮，但宋俗中留有殷商遺風。所以，孔子又說：“我欲觀殷道，故之宋”。 1978年在河南固始侯古堆一號墓出土的一對宋景公為其妹陪嫁的青銅。銘文中宋景公自稱“有殷天之唐(湯)孫”。 這證明宋國封君確是殷商王族後裔。墨子先世為宋人。在宗法關係很強的時代，宋國習俗通過家庭、家族的途徑是會影響到宋人後裔的墨子的。
“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 明鬼尊神當是宋俗。這與墨子大談明鬼、天誌，將他們作為一種威懾恫嚇的手段有一定的聯繫，“凡入國必擇務而從事焉……國家淫僻無禮，則語之尊天、師鬼”。 墨子極力鼓吹的“桐棺三寸”的薄葬，托之於夏禹，但據呂思勉在《呂思勉讀史劄記。桐棺三寸非禹製》一文中考證，認為“木為棺槨實始於殷”，“蓋墨子斟酌時俗所製之古聖王所製，又雲禹之行事如此，皆託辭也”。殷道親親者立弟，周道尊尊者立子的習慣，表明了在王位繼承製上殷、周的差別。兄終弟及是重母統的表現，說明在殷商時代還有母係社會母權製的遺風。
《禮記。禮運》記載孔子欲用《坤幹》之義觀殷道，“我欲觀殷道，故之宋，而不足征也，吾得《坤幹》焉。”《坤幹》以坤(主地，主陰)為首，《周易》以幹(主天，主陽)為首，說明《坤幹》重母統，《周易》重父統。用《坤幹》之義觀殷道，正說明殷商社會母權製的存在。《史記。殷本紀》說：“自中丁以來，廢嫡而更立諸弟子”。宋為殷後，兄終弟及的母權製的遺風在宋國國君繼承問題上仍存在。《史記。宋世家》記載，“宣公有太子與夷，十九年，宣公病，讓其弟和，和三讓而受之。宣公卒，弟和立，是為穆公。”對此事，儒家認為立弟是禍根，“宋人禍宣公為之”。 孟子斥墨子兼愛無父為禽獸，是基於用重父統的周禮批評重母統的殷道。儒家認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政之根本，這正是周公製禮的核心。立嫡立子的周製的確立，表明父權製完全取代了母權製，階級關係支配了血緣關係。以血緣為基礎的宗法族權必須服從以階級為基礎的政治君權，所以，天子、諸侯無宗法。《禮記。大傳》說：“君有合族之道，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位也。”《穀梁傳。隱公七年》也說：“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君臣關係統治血親關係。這樣看來，墨子在血親基礎上的兼愛主張留有殷商母權思想的遺風殘跡。
宋國在春秋時代是一個小國、弱國，又處楚晉爭霸的必經、必爭之地。因此，戰爭不斷，兵禍連年，宋國吃盡戰爭苦頭，生產荒蕪，家庭離散，民不聊生。在這種情況下，宋人當然特別希望和平，弭兵息戰以休養生息，安居樂業。春秋時期僅有的兩次弭兵大會都是由宋國倡導，並在宋國舉行。公元前579 年，“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盟於宋西門之外”。 公元前546 年宋左師向戍提出舉行弭兵盟會的倡議，晉楚等大小14個國家盟於宋蒙門之外。宋人的和平弭兵的強烈願望對墨子的非攻主張有直接的影響，墨子率徒止楚攻宋就是和平弭兵的範例。
(三)《墨子》的結構
先秦古籍的成書年代及作者多難確定，《墨子》一書也不例外。這給認識墨子思想及墨學流派的演變帶來一定的困難。對《墨子》一書的結構作一比較分析，盡可能地確定其真偽和訛誤，是係統研究墨子思想的一個基本前提。對《墨子》一書的辨正、分析應考慮到兩點：一是先秦古籍，特別是先秦諸子各書，大都由弟子或再傳弟子等轉碾抄寫、傳授而逐漸形成的。這樣一個傳授過程中，出現後世的語言、文字、稱謂、習慣、事件、觀點和轉抄中的以訛傳訛的文字錯誤在所難免。二是，不應該以語言文字等細節上的時代差別來否定總體上與所處時代的至當不易。
這種原始公社大同思想影響到墨子的，就是墨子兼愛的社會理想。下引有關墨子兼愛思想的數條文摘，將其與《禮運》大同思想相比較，可見兩者如出一轍。
視人之國若視其國，視人之家若視其家，視人之身若視其身。
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財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勸以教人。
老而無妻子者，有所侍養，以終其壽;幼弱孤童之無父母者，有所放依，以長其身。
墨子早期學習儒學，係統地受過周禮的教育，又長期居住在周文化傳統濃厚的魯國。他熟悉周禮和儒家經典，受周文化的薰陶是自然之事。《史記。孔子世家》說：“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義廢，詩書缺”，而現存的《墨子》53篇中，據羅根澤在《諸子係年》的統計、考證，引用《詩》者有12處，引用《書》者有32處，引用各國《春秋》者有4 處。墨子對於儒學及周文化的修養無論在文字或義理上都具有學者的水平。墨子引《詩》、《書》、《春秋》，文句多以通俗化的解釋，這和墨學的平民化的特點相適應。雖然，後來墨子因儒學、周禮“煩擾而不悅，厚葬靡財而貧民，久服傷生而害事”，終於“背周道而用夏政”，成為儒學的背叛者和反對派，但儒學和周文化在墨子的思想上也打下了烙印。《親士》、《修身》、《所染》3 篇具有明顯的儒家色彩。治墨者一般都認為是後人偽托，或後期墨家學儒後的作品。從墨子出於儒而反儒的思想發展過程看，這3 篇作品正是墨子受儒學影響的早期著作。韓愈在《談墨子》中主張儒墨合一說，“儒墨同是堯舜，同非桀紂，同修身正心治天下國家，奚不相悅如是哉?” 雖則韓愈沒有認識到儒墨的根本對立是不同階級利益的對立，但孔子的仁者愛人，惠民德政，知人舉才，修身正身等等人道主義對墨子的兼愛、尚賢、修身之言行確有其影響。墨子正是運用了孔子學說及儒家典籍的思想材料重新構造了自己的學說和理論。
從天子失官，學在四野，官學下私人的變化過程看，孔子第一個對周王朝的各種官學及典章製度進行學習、研究、損益和改造，並提出自己的學說，進而聚徒授學，開創了私學。墨子作為由庶民通過學而上升為士的學者，其接觸的學問、知識不外是兩個渠道，一是西周失落的官學，二是孔子開創的儒學。墨子正是通過對周禮和儒學的學習，才打下了具有學者和一代宗師資格的文化知識基礎。墨子思想的創立和發展正是以此為出發點的。對春秋戰國之際的小生產勞動者的思想代表來說，他們所能利用的文化遺產隻能是儒學和周文化。
宋人是殷商遺族，孔子說：“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獻不足故也。”雖然因文獻不足，不能以宋來論證殷禮，但宋俗中留有殷商遺風。所以，孔子又說：“我欲觀殷道，故之宋”。 1978年在河南固始侯古堆一號墓出土的一對宋景公為其妹陪嫁的青銅。銘文中宋景公自稱“有殷天之唐(湯)孫”。 這證明宋國封君確是殷商王族後裔。墨子先世為宋人。在宗法關係很強的時代，宋國習俗通過家庭、家族的途徑是會影響到宋人後裔的墨子的。
“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 明鬼尊神當是宋俗。這與墨子大談明鬼、天誌，將他們作為一種威懾恫嚇的手段有一定的聯繫，“凡入國必擇務而從事焉……國家淫僻無禮，則語之尊天、師鬼”。 墨子極力鼓吹的“桐棺三寸”的薄葬，托之於夏禹，但據呂思勉在《呂思勉讀史劄記。桐棺三寸非禹製》一文中考證，認為“木為棺槨實始於殷”，“蓋墨子斟酌時俗所製之古聖王所製，又雲禹之行事如此，皆託辭也”。殷道親親者立弟，周道尊尊者立子的習慣，表明了在王位繼承製上殷、周的差別。兄終弟及是重母統的表現，說明在殷商時代還有母係社會母權製的遺風。
《禮記。禮運》記載孔子欲用《坤幹》之義觀殷道，“我欲觀殷道，故之宋，而不足征也，吾得《坤幹》焉。”《坤幹》以坤(主地，主陰)為首，《周易》以幹(主天，主陽)為首，說明《坤幹》重母統，《周易》重父統。用《坤幹》之義觀殷道，正說明殷商社會母權製的存在。《史記。殷本紀》說：“自中丁以來，廢嫡而更立諸弟子”。宋為殷後，兄終弟及的母權製的遺風在宋國國君繼承問題上仍存在。《史記。宋世家》記載，“宣公有太子與夷，十九年，宣公病，讓其弟和，和三讓而受之。宣公卒，弟和立，是為穆公。”對此事，儒家認為立弟是禍根，“宋人禍宣公為之”。 孟子斥墨子兼愛無父為禽獸，是基於用重父統的周禮批評重母統的殷道。儒家認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政之根本，這正是周公製禮的核心。立嫡立子的周製的確立，表明父權製完全取代了母權製，階級關係支配了血緣關係。以血緣為基礎的宗法族權必須服從以階級為基礎的政治君權，所以，天子、諸侯無宗法。《禮記。大傳》說：“君有合族之道，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位也。”《穀梁傳。隱公七年》也說：“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君臣關係統治血親關係。這樣看來，墨子在血親基礎上的兼愛主張留有殷商母權思想的遺風殘跡。
宋國在春秋時代是一個小國、弱國，又處楚晉爭霸的必經、必爭之地。因此，戰爭不斷，兵禍連年，宋國吃盡戰爭苦頭，生產荒蕪，家庭離散，民不聊生。在這種情況下，宋人當然特別希望和平，弭兵息戰以休養生息，安居樂業。春秋時期僅有的兩次弭兵大會都是由宋國倡導，並在宋國舉行。公元前579 年，“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盟於宋西門之外”。 公元前546 年宋左師向戍提出舉行弭兵盟會的倡議，晉楚等大小14個國家盟於宋蒙門之外。宋人的和平弭兵的強烈願望對墨子的非攻主張有直接的影響，墨子率徒止楚攻宋就是和平弭兵的範例。
(三)《墨子》的結構
先秦古籍的成書年代及作者多難確定，《墨子》一書也不例外。這給認識墨子思想及墨學流派的演變帶來一定的困難。對《墨子》一書的結構作一比較分析，盡可能地確定其真偽和訛誤，是係統研究墨子思想的一個基本前提。對《墨子》一書的辨正、分析應考慮到兩點：一是先秦古籍，特別是先秦諸子各書，大都由弟子或再傳弟子等轉碾抄寫、傳授而逐漸形成的。這樣一個傳授過程中，出現後世的語言、文字、稱謂、習慣、事件、觀點和轉抄中的以訛傳訛的文字錯誤在所難免。二是，不應該以語言文字等細節上的時代差別來否定總體上與所處時代的至當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