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官學到諸子私學,從思維方式的發展看,確實是一個從迷信走向理性的過程。理性的覺醒是人對自我認識和評價的提高,標誌著在人和自然,個人和社會的關係中,個人的主體意識和自信性的增強。人更相信自己的感覺和理性思維,不再依賴於冥冥神靈的庇護。這樣,在人們的頭腦中,自然的圖景,社會的圖景完全發生了變化。各個社會階層認識到自己在社會中的位置,按照各自的地位來認識、描述自然和社會,構畫自己的理想境界,寄託了各自的追求和希望。以老子、孔子、墨子為起端的諸子百家雖然不少都採用了托古改製的方式,但絕少筮卜的迷信方式。諸子思潮對西周官學的否定,其重要內容之一,正是理性否定了迷信。同樣,理性代替迷信也正是以老子、孔子、墨子為起端的諸子思潮洶湧澎湃,席捲社會的一個原因。這是科學與民主代替愚昧與專製的一種古代形式。


    第二章 墨子與墨家學派


    一、墨子生平和《墨子》全書的結構


    在西周官學和諸子私學文化衝突的過程中,墨子和墨家學派是代表社會下層小生產勞動者的利益和思想。如果說,孔子的儒家帶有沒落貴族士的特徵,他們在對西周官學反思的過程中,形成了一套以“仁”、“禮”為核心的理論體係,力圖在新的經濟關係的基礎上建立一種新的上下有序的社會秩序,那末,墨子及其學派則明顯帶有上升庶民士的特徵,他們強烈要求保護新興的小生產勞動者的物質利益和政治權利。墨子及其許多弟子本身都是手工匠出身,“墨”的原意是使用繩墨之木匠。 他們直接參加了生產實踐,生活在社會下層,以節儉自苦為樂。在春秋戰國之際的社會動盪中,原來嚴格的社會等級秩序解體,工商食官的局麵已不復存在。各種個體手工匠逐漸成為一種獨立的社會階層,販運商業的發展進一步刺激了個體工業的繁榮。個體手工匠和小農作為小生產者是社會物質生產的主要力量,已成為一股不可忽視的社會力量。他們中的佼佼者通過學—→士—→仕的途徑,登上了政治舞台。墨子和墨家學派正是在這樣一個風雲際會的社會背景下崛起的,代表小生產者所理想的社會。


    (一)墨子生平


    墨子的生卒年代和國籍是一個聚訴未決的疑案,連一代史家司馬遷,作《史記》廣求精審,集采極博,先秦諸子多列言行為傳,而於墨子隻在《孟子荀卿列傳》末附綴24個字:“蓋墨翟宋之大夫,善守禦,為節用,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連生卒年代都不清楚,事跡幾不可考。《漢書。藝文誌》也隻大概地說:“墨子在孔子後”。《後漢書。張衡傳注》稍微確切一點:“公輸般、墨翟並當子思時出仲尼後。”孫詒讓在《墨子閑詁》中根據《墨子》53篇記載的歷史事件為參證,認為,“墨子之後孔子蓋信。審核前後約略計之,墨子當與子思並時,而生年尚在其後(子思生於魯哀公二年,周敬王二十七年即公元前492 年),當生於周定王之初年,而卒於安王之季,蓋八九十歲。” 按公曆計,孫詒讓認為墨子的生卒年代約是公元前468 —387 年。梁啓超根據墨子所曾接交之人來推定墨子的生卒年代,認為,“要之墨子之生,最晚不能幼於公輸般三十歲(公輸般之生,最晚亦當在孔子卒前十年。)墨子之卒,最早不能早於鄭繻公被弒之後三年(公元前390 年),最晚不能晚於吳起遇難之年(公元前318 年)。卒年既大略考定,持以上推其生年,使墨子老壽能如子夏者,則亦可上逮孔子也。”所以,墨子生於周定王初年(元年至十年之間,公元前468 至459 年),約當孔子卒後十餘年(孔子卒於公元前479 年)。墨子卒於周安王中葉(十二年到廾年之間,公元前390 至382 年),約當孟子生前十餘年(孟子生於公元前372 年)。“ 按公曆計,梁啓超認為墨子的生卒年代約為公元前463 年—385 年(前後誤差5 年)。錢穆根據墨子與公輸般的關係,墨子與孔門弟子年歲的比較,墨子與楚魯陽的關係及《墨子》中《耕柱》、《貴義》、《魯問》、《公輸》五篇所記載的墨子言論行事考訂了墨子的生卒年代。按公曆計,錢穆認識墨子約生於公元前479 年,約卒於公元前394 年(生、卒年份至遲不出10年)。 侯外廬等酌定墨子的生卒年代為周敬王三十年(孔子卒前10年(——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按公曆計為公元前490 ——403 年。 任繼愈認為:”墨子的生卒年雖難以確切斷定,但是可以考其大略。止楚攻宋應是可信的歷史事件,它發生在公元前445 —440年之間,此時的墨子當在壯年(太老不能長途跋涉,太年輕不能有弟子三百人),再結合其他資料推斷,墨子約生於公元前480 年,約死於公元前420 年,他孩童之年當是孔子老死之時,其主要活動年代在戰國之初,止於韓、趙、魏三家正式分晉和田齊代薑齊之前。


    根據各家考證和現有史料要精確斷定墨子的生卒年代是不可能的,意義也不是很大。各家考證的生卒年代,其誤差約為20年左右。這些考證和史料也大致勾畫了墨子所處的時代和主要活動年代,對深入理解墨子思想及其時代背景是很有必要的。


    墨子上逮孔子,下接孟子,墨子思想作為儒學的一個對立麵,是在直接和儒家思想鬥爭中產生和發展的。儒家從孔子經曾子、子思到孟子正是一個發展上升的過程。前期儒墨的對立,表明了孔子開創的“有教無類”的私學的深入發展。


    不僅西周官學成為社會思潮批判的對象,而且對西周官學採取溫和批評態度的孔子儒學,墨子對其也採取了激烈的批判態度。儒、墨兩派直接的思想鬥爭為以後的百家爭鳴準備了舞台。義利、古今、禮法、天人、名實等諸子共同關注的時代命題正是由孔墨之爭為起端的。


    墨子成年和活動的年代大致是在公元前453 年前後二、三十年。這個歷史時期以韓、趙、魏三家滅智伯而分晉地為標誌,說明自平王東遷以來,政由方伯的政局繼而發展到“禮樂征伐自大夫出”,甚至“陪臣執國命”的局麵。“天下惡乎定”, 戰爭頻繁,社會的宗法關係和等級秩序受到衝擊和破壞,這為士、庶階層的活躍提供了條件和機遇,形成了“今萬乘方爭時,遊者主事”的狀況,不管國籍,不管出身,不管貧富,有才能者,遇機會一躍而成為將相,這已是一種較為普遍的社會現象。正是在這種社會背景下,作為小生產者的思想代表的墨子及其學派,才能“徒屬彌眾,弟子彌豐”, “顯榮於天下者眾矣,不可勝數”,成為當時唯一能與儒學相抗衡的顯學。


    在孔子時代,雖然周室衰微,僭越多見,但“尊周”仍是一麵有號召力的旗子,“挾天子以令諸侯”,“尊王攘夷”仍是各諸侯爭霸的一種有效的策略。到了墨子時代,兼併戰爭成了政治鬥爭的全部內容,耕戰成了各國的基本國策。足兵足食,富國強兵的現實需要,生死存亡的危機迫使各國相繼變法,實行政治改革。這實質上是社會各階級相鬥爭的結果。這種政治變革有利於士庶階層突破血緣門第的限製而進入仕途政界。這點也正是作為小生產者的思想代表的墨子學派能顯赫一時的社會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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