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士階層的崛起
士作為一個社會階層在西周的社會等級序列中介於大夫與庶民之間，“大夫臣士，士臣皂”， “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 “克亂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群，士田十萬，庶人工商遂，人臣隸圉免”。 其社會地位並不高，與工、商、農並為四民，“四民者勿使雜處。……昔聖王之處士也，使就間燕;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外農，就田野。” 士有文士、武士之分，武士是一種充任領主管理、護衛職務的人員，文士是一種操持禮樂儀式的人員，他們都以領主給的祿奉為生。
春秋戰國之際，士的構成，它的社會地位，社會作用，活動方式都起了很大的變化，主要是文士。文士成為一種能量很大，思想和行動最為活躍的社會力量。
這種力量不僅表現在士掌握了當時爭霸現實必需的政治經驗和策略，而且在於士群體頻繁的流動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當時社會的政局和各國的政策。雖然士本身代表著各種階級的政治和經濟利益，但是當時經濟、政治、階級結構的變化為士階層的生存和發展提供了政治和經濟上的保障。士從貧賤地位一躍而為將相的狀況已不屬罕見，布衣卿相的命運往往決定於立談之間。社會經濟、政治結構變化的基本傾向決定了士階層活動的基本傾向，即麵臨禮崩樂毀的社會，如何建立更為適宜的社會秩序。其中當然有各自所理想的前景和實施方式、手段之間的差別。
士階層的變化作為一種社會表象，有兩個特點。一是士遊無定，朝秦暮楚，周遊列國，進行政治活動。二是貴族等級和庶民等級通過士階層這一交匯點，對流、衝突。這衝擊了原來的等級秩序，並且也反映了當時社會經濟、政治結構的劇變。士的變化既是測定社會變革程度的溫度表，又是推動社會變革的一種動力。
如果說，販運商人的流動性影響了社會的物質生產的結構和規模，社會的價值觀，那麽士的流動更多地影響到社會的政局、社會思想和社會心理的動盪。
春秋戰國之際，士的構成包括三個來源。一是沒落貴族的子弟，他們一般都受過比較正規的貴族教育，熟悉各種典章製度，並且有操持各種禮儀的實際技能，但政治地位下降，經濟窮困。這種狀況促使其中的勇士者不甘寂寞，利用當時政治上風雲際會的機遇，遊說各國諸侯，以求一呈。例如宋國貴族之後的孔子就是這類士的典型代表，孔子少“貧且賤”，“多能鄙事”，精通六藝，素懷治天下之大誌，自稱“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聚徒講學，遊說各國，從事政治活動。二是原周王室司禮樂的官員流落民間，如《論語。微子》所記載的：“大師摯適齊，亞飯於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鼓方叔人於海。”這些文士都具有專門的技能和豐富的知識，對各諸侯國的政權建設是極為有用的。他們熟悉政治，懂得策略，又具有實際才能，其中的佼佼者，用自己的思想和行動影響著政局和社會思潮的動向。《漢書。藝文誌》所謂的諸子出於王官說，正是學術下私人的一條途徑。例如，曾任周王室“守藏室之史”的老子，就是這類士的典型代表。士的第三類來源是由農、工、商等庶民等級上升而來的。繩墨之匠的賤人墨子就是這類士的典型代表。墨子在魯向史角學禮，遊說楚、齊、衛等國，曾仕宋。其弟子眾多，皆以自苦為極故多出於庶民，然入仕顯榮於天下者不可勝數。
春秋戰國之際，私人辦學之風盛行，大批庶民通過學而進入士的階層。《呂氏春秋。尊師》篇載：“子張，魯之鄙家也;顏涿聚，梁父之大盜也，學於孔子。段幹木，晉國之大駔也，學於子夏。高何、縣子石、齊國之暴者也，指於鄉曲，學於子墨子;索虜參，東方之巨狡也，學於禽滑黎。此六人者，刑戮死辱之人也。今非徒免於刑戮死辱也，由此為天下名士顯人，以終其壽，王公大人從而禮之。此得之於學也。“此類記載說明了學對於庶民的重要意義，也說明了正是由於學這一階梯，使上和庶民的界限被打破了。《管子。小匡》記載說，雖”農之子常為農“，但”其秀才之能為士者則足賴也。……以仕則多賢，是以聖王敬畏戚農“。由農為上而入仕已是很力平常的事了。孔子“有教無類” “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嚐無海焉” 的收學、教學原則，正是教育普及到平民，學在官府局麵瓦解的反映和結果。這使下層庶民通過入學的途徑大量地踏上仕途，走上政治舞台。
在士的構成中，貴族餘孽下降的士和庶民上升的士是最基本的兩大類，他們由於本身政治、經濟地位的急劇變化，政治欲望最為強烈，社會基礎最為廣泛，活動能量也最大。在動盪不安的政局中，他們左右逢源，成為一種舉足輕重的社會力量。他們自負自重，“所在國重，所去國輕。”《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記載：“故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強晉而霸越。子貢一使，使勢相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史記。老子韓非列傳》載：“申不害者，京人也，故鄭之賤臣。學術以幹韓昭侯，昭侯用為相。”可見士的政治能量之大。入仕的士“一怒而諸侯懼，安民而天下息”，遊士之事影響政局，當非妄言。
在西周的等級序列中，土隻是一種專職人員，並不能過問、幹預政治。到了春秋戰國之際，在諸侯爭霸的現實中，有許多複雜的內政、外交、軍事問題迫切需要解決。這直接關係到各國的強弱勝負，生死存亡。這些問題靠貴族血統，世襲門第是無濟於事的，它需要的是知識、智慧、能力和謀略。
這些因素影響到國家內外政策的製定是否正確，關係到能否促進國富兵強，調解社會矛盾，安定社會秩序，也決定了軍事外交縱橫捭闔的策略，以能存己滅彼。士階層的崛起就是應時代之需要。士階層具有爭霸現實所需的智謀、能力和實際的軍事才幹。士開始以政治、軍事活動家的身份，發揮它的政治作用。這種政治作用表現在三十方麵，一是作為一種政治思想家，用自己一整套的理論去指導各諸侯國的政治和軍事戰略，如孔子、墨子都曾周遊列國，宣傳自己的政治主張。二是作為實際的政治家、軍事家，製定具體實施的各項政策、措施，直接處理各種行政管理和軍事戰爭的事務，孫武、範蠡就是這類士的典型代表。三是聚徒講學，培養眾多弟子去入仕各國，如鄧析、孔丘、墨翟都曾聚徒講學。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可見其盛。弟子的基本出路是入仕做官。《墨子。公孟》篇說：“子墨於曰：”故學乎，吾將仕子‘，“《墨子。貴義》篇也記載，”子墨子仕人於衛“。大量學子的存在，為仕提供了數量眾多的後備軍，由士人仕成為各級官吏的基本途徑。而在萬乘方爭之時，布衣卿相也就習以為常了。
這種由操持禮儀形式的專職人員向政治家、軍事家、教育家的社會作用的轉換，是士階層崛起，成為一種舉足輕重的社會力量的主要標誌。“入國而下存其士，則亡國矣。見賢而不急，則緩其君矣。非賢無急，非士無與慮國，緩賢忘士，而能從其國存者，未曾有也。” 諸侯用士與否已直接關係到治國安邦爭霸大業。
士作為一個社會階層在西周的社會等級序列中介於大夫與庶民之間，“大夫臣士，士臣皂”， “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 “克亂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群，士田十萬，庶人工商遂，人臣隸圉免”。 其社會地位並不高，與工、商、農並為四民，“四民者勿使雜處。……昔聖王之處士也，使就間燕;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外農，就田野。” 士有文士、武士之分，武士是一種充任領主管理、護衛職務的人員，文士是一種操持禮樂儀式的人員，他們都以領主給的祿奉為生。
春秋戰國之際，士的構成，它的社會地位，社會作用，活動方式都起了很大的變化，主要是文士。文士成為一種能量很大，思想和行動最為活躍的社會力量。
這種力量不僅表現在士掌握了當時爭霸現實必需的政治經驗和策略，而且在於士群體頻繁的流動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當時社會的政局和各國的政策。雖然士本身代表著各種階級的政治和經濟利益，但是當時經濟、政治、階級結構的變化為士階層的生存和發展提供了政治和經濟上的保障。士從貧賤地位一躍而為將相的狀況已不屬罕見，布衣卿相的命運往往決定於立談之間。社會經濟、政治結構變化的基本傾向決定了士階層活動的基本傾向，即麵臨禮崩樂毀的社會，如何建立更為適宜的社會秩序。其中當然有各自所理想的前景和實施方式、手段之間的差別。
士階層的變化作為一種社會表象，有兩個特點。一是士遊無定，朝秦暮楚，周遊列國，進行政治活動。二是貴族等級和庶民等級通過士階層這一交匯點，對流、衝突。這衝擊了原來的等級秩序，並且也反映了當時社會經濟、政治結構的劇變。士的變化既是測定社會變革程度的溫度表，又是推動社會變革的一種動力。
如果說，販運商人的流動性影響了社會的物質生產的結構和規模，社會的價值觀，那麽士的流動更多地影響到社會的政局、社會思想和社會心理的動盪。
春秋戰國之際，士的構成包括三個來源。一是沒落貴族的子弟，他們一般都受過比較正規的貴族教育，熟悉各種典章製度，並且有操持各種禮儀的實際技能，但政治地位下降，經濟窮困。這種狀況促使其中的勇士者不甘寂寞，利用當時政治上風雲際會的機遇，遊說各國諸侯，以求一呈。例如宋國貴族之後的孔子就是這類士的典型代表，孔子少“貧且賤”，“多能鄙事”，精通六藝，素懷治天下之大誌，自稱“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聚徒講學，遊說各國，從事政治活動。二是原周王室司禮樂的官員流落民間，如《論語。微子》所記載的：“大師摯適齊，亞飯於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鼓方叔人於海。”這些文士都具有專門的技能和豐富的知識，對各諸侯國的政權建設是極為有用的。他們熟悉政治，懂得策略，又具有實際才能，其中的佼佼者，用自己的思想和行動影響著政局和社會思潮的動向。《漢書。藝文誌》所謂的諸子出於王官說，正是學術下私人的一條途徑。例如，曾任周王室“守藏室之史”的老子，就是這類士的典型代表。士的第三類來源是由農、工、商等庶民等級上升而來的。繩墨之匠的賤人墨子就是這類士的典型代表。墨子在魯向史角學禮，遊說楚、齊、衛等國，曾仕宋。其弟子眾多，皆以自苦為極故多出於庶民，然入仕顯榮於天下者不可勝數。
春秋戰國之際，私人辦學之風盛行，大批庶民通過學而進入士的階層。《呂氏春秋。尊師》篇載：“子張，魯之鄙家也;顏涿聚，梁父之大盜也，學於孔子。段幹木，晉國之大駔也，學於子夏。高何、縣子石、齊國之暴者也，指於鄉曲，學於子墨子;索虜參，東方之巨狡也，學於禽滑黎。此六人者，刑戮死辱之人也。今非徒免於刑戮死辱也，由此為天下名士顯人，以終其壽，王公大人從而禮之。此得之於學也。“此類記載說明了學對於庶民的重要意義，也說明了正是由於學這一階梯，使上和庶民的界限被打破了。《管子。小匡》記載說，雖”農之子常為農“，但”其秀才之能為士者則足賴也。……以仕則多賢，是以聖王敬畏戚農“。由農為上而入仕已是很力平常的事了。孔子“有教無類” “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嚐無海焉” 的收學、教學原則，正是教育普及到平民，學在官府局麵瓦解的反映和結果。這使下層庶民通過入學的途徑大量地踏上仕途，走上政治舞台。
在士的構成中，貴族餘孽下降的士和庶民上升的士是最基本的兩大類，他們由於本身政治、經濟地位的急劇變化，政治欲望最為強烈，社會基礎最為廣泛，活動能量也最大。在動盪不安的政局中，他們左右逢源，成為一種舉足輕重的社會力量。他們自負自重，“所在國重，所去國輕。”《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記載：“故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強晉而霸越。子貢一使，使勢相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史記。老子韓非列傳》載：“申不害者，京人也，故鄭之賤臣。學術以幹韓昭侯，昭侯用為相。”可見士的政治能量之大。入仕的士“一怒而諸侯懼，安民而天下息”，遊士之事影響政局，當非妄言。
在西周的等級序列中，土隻是一種專職人員，並不能過問、幹預政治。到了春秋戰國之際，在諸侯爭霸的現實中，有許多複雜的內政、外交、軍事問題迫切需要解決。這直接關係到各國的強弱勝負，生死存亡。這些問題靠貴族血統，世襲門第是無濟於事的，它需要的是知識、智慧、能力和謀略。
這些因素影響到國家內外政策的製定是否正確，關係到能否促進國富兵強，調解社會矛盾，安定社會秩序，也決定了軍事外交縱橫捭闔的策略，以能存己滅彼。士階層的崛起就是應時代之需要。士階層具有爭霸現實所需的智謀、能力和實際的軍事才幹。士開始以政治、軍事活動家的身份，發揮它的政治作用。這種政治作用表現在三十方麵，一是作為一種政治思想家，用自己一整套的理論去指導各諸侯國的政治和軍事戰略，如孔子、墨子都曾周遊列國，宣傳自己的政治主張。二是作為實際的政治家、軍事家，製定具體實施的各項政策、措施，直接處理各種行政管理和軍事戰爭的事務，孫武、範蠡就是這類士的典型代表。三是聚徒講學，培養眾多弟子去入仕各國，如鄧析、孔丘、墨翟都曾聚徒講學。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可見其盛。弟子的基本出路是入仕做官。《墨子。公孟》篇說：“子墨於曰：”故學乎，吾將仕子‘，“《墨子。貴義》篇也記載，”子墨子仕人於衛“。大量學子的存在，為仕提供了數量眾多的後備軍，由士人仕成為各級官吏的基本途徑。而在萬乘方爭之時，布衣卿相也就習以為常了。
這種由操持禮儀形式的專職人員向政治家、軍事家、教育家的社會作用的轉換，是士階層崛起，成為一種舉足輕重的社會力量的主要標誌。“入國而下存其士，則亡國矣。見賢而不急，則緩其君矣。非賢無急，非士無與慮國，緩賢忘士，而能從其國存者，未曾有也。” 諸侯用士與否已直接關係到治國安邦爭霸大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