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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酬定律：中國歷史上的生存遊戲 作者：吳思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歐洲存在著類似戰國時期的暴力-財政實體林立的競爭環境，這雖然導致了市場的割裂和戰爭的損耗，導致了相對中華文明及其帝國盛世的落後，但也降低了暴力賦斂集團為所欲為的能力，同時還為資本抽逃提供了去處。歐洲統治者的額外索取不能超過資本抽逃的費用，超出的部分，不得不以權力交換，否則就要破壞自身的財政基礎和政治穩定。退一步說，即使資本的存量部分抽逃困難，資本的增量部分也會望而卻步，這就意味著自身財政基礎逐漸被競爭對手超過，長此以往便有被淘汰吞併的危險。相比之下，中國的大一統帝國卻不怕資本飛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民間資本根本沒有討價還價不成時退出的空間，隻能被帝國按住腦袋萎縮在角落裏。長此以往，當中國的農業型財政基礎被遠方的工商型財政基礎超過之後，生產能力和加害能力全麵落後的大一統帝國，早晚要被版圖小得多、暴力和生產力水平卻高得多的新型競爭者打敗。
在歐洲的封建割據環境裏，民間工商業集團可以向相對弱小的暴力賦斂集團購買城市自治權 ，還可以憑藉自身的財力組織武裝或聘請僱傭軍維護自治權 。在英格蘭或以荷蘭省著稱的尼德蘭北部等相對獨立的政治實體中，局部強大的資本力量甚至有機會獲取“主義”的地位。而國王和封建領主卻不得不在衝突中瞻前顧後，擔心鷸蚌相爭，漁翁得利。在如此複雜的格局中，資本有機會宣揚自己的意識形態，也有機會取得局部突破，建立一套資本控製暴力的體製，從而為資本的運行和積累提供更適宜的政治條件：穩定公正的司法，適度的稅收，對貿易和財產的保護，比較清廉的政府。總之，盡可能低的交易費用。這種製度又促進更專業更高效的分工體係的演進，形成強大的工業文明，在世界範圍內為自己開闢發展空間。
所謂資本主義製度，就是這樣一個資本控製了暴力和勸說力的製度。這種製度有可能在歐洲產生，卻很難在中國產生。比起中國來，農業文明時期的歐洲缺乏大一統的暴力組織和官僚代理製度，那些小型暴力-財政實體在封建製度中星羅棋布，整個歐洲四分五裂，戰爭頻繁。即使最強大的國家，也難以像中國那樣動輒調集百萬大軍捍衛帝國的秩序。同時，歐洲的暴力財政-實體又缺乏與意識形態組織的成功整合，獨立的教會削弱了國王的權威 ，國王的權威又削弱了教會的勢力。最後，歐洲還缺乏相對隔絕的單一文明和單一民族的地理區域，難以像中國那樣建立並維持一個綜合適應性極佳的大一統帝國製度。然而，正是由於這些缺陷，由於暴力和勸說控製體係中薄弱環節的存在，歐洲的亂世之失才給它帶來了意外之得。
中國的資本並不缺乏控製政府製訂法令的願望，但是缺乏實現願望的實力。在大一統的帝國製度下，盡管有蘇州和景德鎮那樣的工商業高度發達的城市，資本的利益仍是帝國治下的一個局部的集團利益，其興衰不過是帝國財政中一筆不難替代的數字。這樣一個對帝國財政貢獻有限的、在以農為本的社會裏專營“末技”的、無力影響天下興亡卻要受天下興亡拖累的局部集團的利益，距離“主義”的地位實在太遙遠了。至於蘇州城市“民變”那樣的局部暴亂，地方性武力便足以鎮壓，毫無動搖帝國秩序的可能。由此看來，發育完善、控製有力、整合良好、力量強大的帝國製度，又給中國帶來了意外之失。
所謂意外得失，指的是在這樣一個被儒家和天主教輕視的“末技”牟利集團背後，竟然隱藏著一種全新的足以改變世界麵貌的強大力量，一種自發地在競爭中分工發育的文明體係。十九世紀中葉，在歐洲千百個主權國的競爭環境中脫穎而出的勝利者，在比春秋戰國更豐富多彩的環境中經過數十代人的試錯淘汰脫穎而出的資本主義製度，在開闢自身發展空間的征途中闖入了清帝國的家門，為了合法銷售毒品而對稱雄兩千餘年的帝國製度大打出手。清帝國此時正處於傳統王朝循環的尾聲，人口膨脹，流民遍地，財政危機，官場臃腫，軍隊腐敗，管理效率低下，因而一觸即潰，既無招架之功，更無還手之力。
帝國的戰敗標誌著一個歷史性的轉折：暴力賦斂集團直接控製下的暴力，敵不過福利生產集團控製下的暴力。暴力賦斂集團支配一切的社會形態，在生存競爭中喪失了最拿手的優勢。
新思想與士階層
1、意識形態性的執政集團
分封製之外的士階層形成於春秋，昌盛於戰國，定型於漢唐。就好像經理階層依附資產階級一樣，士階層依附國君。
帝國製度一統天下之後，士階層麵對著皇家壟斷的人才需求，他們討價還價的地位大大下降。在諸多競爭性的學說體係中，董仲舒說服漢武帝獨尊儒術，以儒家描繪的秩序為立國藍本，儒家把這種秩序中最神聖最尊貴的地位賦予皇權，並獻上臣民的忠誠和儒生的效力。
儒家集團是一個意識形態性的執政黨團，根據對孔孟之道的掌握程度，這個集團被不同級別的選拔和考試劃分為不同的等級，並授予相應的官職教職和特權地位。作為意識形態性的執政團體，儒家集團具有兩重性：既是儒家道統的傳承者，又是皇家法統的雇員。
作為法統的雇員，儒生出身的官員可能真心信奉儒家道統，更可能把它當作升官發財的手段。作為道統的傳承者，儒家集團努力控製皇權，爭取帝王的師友地位，甚至暗藏著對堯舜傳賢禪讓製度的幻想。不過，在控製皇權的現實競爭中，儒生集團並不比宦官集團、軍人集團或後戚集團成功。儒家集團缺乏歐洲天主教會那樣的嚴密組織，其政治對手也不像歐洲那樣四分五裂，因而，儒家集團難以擺脫對皇權的依附狀態。
2、解釋變局的努力
鴉片戰爭之後，西方列強打破了帝國的隔絕狀態，中國被拉進了一個廣闊而陌生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競爭環境。這相當於一次災難性的環境突變，帝國製度對新環境的適應發生危機。麵對這種新局麵，儒家意識形態必須拿出令人信服的解釋和對策。
魏源提出了“師夷長技以製夷”的對策，帝國延續官營工業的傳統，在三四十年間建立了數十家以軍火工業為中心的企業，但官營工商業照舊經營不善，甲午戰爭的失敗更凸顯了帝國政治製度和意識形態的弊端。康有為用儒家的概念體係重新解釋帝國的歷史和處境，企圖通過君主立憲的根本性變法趕超歐美。但是戊戌變法的失敗表明，康有為對國內各大利益集團的看法過於簡單疏闊。
中國思想領域群雄競起，士大夫集團在各地組織了數以百計的學會，在失去了傳統指導的陌生環境中尋找行路指南。三民主義、自由主義、馬克思主義等源於西方的學說紛紛登場，給出各自對歷史和現實的解釋，爭取各自的信徒。三民主義開出了“驅逐韃虜、建立民國”的民族主義和民主主義藥方，將漢民族各階層的不滿集中於滿清帝國的上層統治集團，瓦解了其所剩無幾的威懾力和凝聚力，造成了“王綱解紐”之勢。
在歐洲的封建割據環境裏，民間工商業集團可以向相對弱小的暴力賦斂集團購買城市自治權 ，還可以憑藉自身的財力組織武裝或聘請僱傭軍維護自治權 。在英格蘭或以荷蘭省著稱的尼德蘭北部等相對獨立的政治實體中，局部強大的資本力量甚至有機會獲取“主義”的地位。而國王和封建領主卻不得不在衝突中瞻前顧後，擔心鷸蚌相爭，漁翁得利。在如此複雜的格局中，資本有機會宣揚自己的意識形態，也有機會取得局部突破，建立一套資本控製暴力的體製，從而為資本的運行和積累提供更適宜的政治條件：穩定公正的司法，適度的稅收，對貿易和財產的保護，比較清廉的政府。總之，盡可能低的交易費用。這種製度又促進更專業更高效的分工體係的演進，形成強大的工業文明，在世界範圍內為自己開闢發展空間。
所謂資本主義製度，就是這樣一個資本控製了暴力和勸說力的製度。這種製度有可能在歐洲產生，卻很難在中國產生。比起中國來，農業文明時期的歐洲缺乏大一統的暴力組織和官僚代理製度，那些小型暴力-財政實體在封建製度中星羅棋布，整個歐洲四分五裂，戰爭頻繁。即使最強大的國家，也難以像中國那樣動輒調集百萬大軍捍衛帝國的秩序。同時，歐洲的暴力財政-實體又缺乏與意識形態組織的成功整合，獨立的教會削弱了國王的權威 ，國王的權威又削弱了教會的勢力。最後，歐洲還缺乏相對隔絕的單一文明和單一民族的地理區域，難以像中國那樣建立並維持一個綜合適應性極佳的大一統帝國製度。然而，正是由於這些缺陷，由於暴力和勸說控製體係中薄弱環節的存在，歐洲的亂世之失才給它帶來了意外之得。
中國的資本並不缺乏控製政府製訂法令的願望，但是缺乏實現願望的實力。在大一統的帝國製度下，盡管有蘇州和景德鎮那樣的工商業高度發達的城市，資本的利益仍是帝國治下的一個局部的集團利益，其興衰不過是帝國財政中一筆不難替代的數字。這樣一個對帝國財政貢獻有限的、在以農為本的社會裏專營“末技”的、無力影響天下興亡卻要受天下興亡拖累的局部集團的利益，距離“主義”的地位實在太遙遠了。至於蘇州城市“民變”那樣的局部暴亂，地方性武力便足以鎮壓，毫無動搖帝國秩序的可能。由此看來，發育完善、控製有力、整合良好、力量強大的帝國製度，又給中國帶來了意外之失。
所謂意外得失，指的是在這樣一個被儒家和天主教輕視的“末技”牟利集團背後，竟然隱藏著一種全新的足以改變世界麵貌的強大力量，一種自發地在競爭中分工發育的文明體係。十九世紀中葉，在歐洲千百個主權國的競爭環境中脫穎而出的勝利者，在比春秋戰國更豐富多彩的環境中經過數十代人的試錯淘汰脫穎而出的資本主義製度，在開闢自身發展空間的征途中闖入了清帝國的家門，為了合法銷售毒品而對稱雄兩千餘年的帝國製度大打出手。清帝國此時正處於傳統王朝循環的尾聲，人口膨脹，流民遍地，財政危機，官場臃腫，軍隊腐敗，管理效率低下，因而一觸即潰，既無招架之功，更無還手之力。
帝國的戰敗標誌著一個歷史性的轉折：暴力賦斂集團直接控製下的暴力，敵不過福利生產集團控製下的暴力。暴力賦斂集團支配一切的社會形態，在生存競爭中喪失了最拿手的優勢。
新思想與士階層
1、意識形態性的執政集團
分封製之外的士階層形成於春秋，昌盛於戰國，定型於漢唐。就好像經理階層依附資產階級一樣，士階層依附國君。
帝國製度一統天下之後，士階層麵對著皇家壟斷的人才需求，他們討價還價的地位大大下降。在諸多競爭性的學說體係中，董仲舒說服漢武帝獨尊儒術，以儒家描繪的秩序為立國藍本，儒家把這種秩序中最神聖最尊貴的地位賦予皇權，並獻上臣民的忠誠和儒生的效力。
儒家集團是一個意識形態性的執政黨團，根據對孔孟之道的掌握程度，這個集團被不同級別的選拔和考試劃分為不同的等級，並授予相應的官職教職和特權地位。作為意識形態性的執政團體，儒家集團具有兩重性：既是儒家道統的傳承者，又是皇家法統的雇員。
作為法統的雇員，儒生出身的官員可能真心信奉儒家道統，更可能把它當作升官發財的手段。作為道統的傳承者，儒家集團努力控製皇權，爭取帝王的師友地位，甚至暗藏著對堯舜傳賢禪讓製度的幻想。不過，在控製皇權的現實競爭中，儒生集團並不比宦官集團、軍人集團或後戚集團成功。儒家集團缺乏歐洲天主教會那樣的嚴密組織，其政治對手也不像歐洲那樣四分五裂，因而，儒家集團難以擺脫對皇權的依附狀態。
2、解釋變局的努力
鴉片戰爭之後，西方列強打破了帝國的隔絕狀態，中國被拉進了一個廣闊而陌生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競爭環境。這相當於一次災難性的環境突變，帝國製度對新環境的適應發生危機。麵對這種新局麵，儒家意識形態必須拿出令人信服的解釋和對策。
魏源提出了“師夷長技以製夷”的對策，帝國延續官營工業的傳統，在三四十年間建立了數十家以軍火工業為中心的企業，但官營工商業照舊經營不善，甲午戰爭的失敗更凸顯了帝國政治製度和意識形態的弊端。康有為用儒家的概念體係重新解釋帝國的歷史和處境，企圖通過君主立憲的根本性變法趕超歐美。但是戊戌變法的失敗表明，康有為對國內各大利益集團的看法過於簡單疏闊。
中國思想領域群雄競起，士大夫集團在各地組織了數以百計的學會，在失去了傳統指導的陌生環境中尋找行路指南。三民主義、自由主義、馬克思主義等源於西方的學說紛紛登場，給出各自對歷史和現實的解釋，爭取各自的信徒。三民主義開出了“驅逐韃虜、建立民國”的民族主義和民主主義藥方，將漢民族各階層的不滿集中於滿清帝國的上層統治集團，瓦解了其所剩無幾的威懾力和凝聚力，造成了“王綱解紐”之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