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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酬定律：中國歷史上的生存遊戲 作者：吳思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作為帝國製度基礎的農耕技術和小農經濟，是比採集和狩獵更能充分利用自然資源的生產方式。在兩千多年的歷史上，帝國農業的生產方式也經歷了許多進步，出現了新的作物品種、新的栽培技術、新的生產工具、新的地租形式、更精密的土地產權製度等等。不過，這種生產方式對自然資源的利用效率終究有自己的極限。
在帝國承平日久，人口增加之時，農業依賴的土地資源便日漸緊張，帝國各階層對土地資源的爭奪也日趨激烈。資源競爭導致了嚴重的兩極分化，一方麵是在競爭中獲勝的官僚地主和平民地主獲得大量土地，另一方麵，在競爭中失敗的大量人口淪為佃戶、僱農、奴僕、流民、乞丐、疍民 、土匪或盜賊，他們造反的機會成本很低，帝國崩潰的風險也因此加大了。
對生產資料的激烈競爭，一方麵破壞了帝國賴以生存的小農經濟製度，另一方麵，又把大量人口逼入了在生存競爭中占據優勢地位的官吏集團，加劇了帝國官吏集團膨脹和腐敗的原有趨勢。這又像火上澆油一樣製造出更多的流民和造反者，迫使帝國通過更過分的搜刮聚集力量進行鎮壓，因而更大幅度地偏離儒家對基本秩序的規定，直到每次搜刮所激起的反叛暴力超過新聚集的帝國鎮壓能力。於是秩序崩潰，天下大亂，生產性活動大麵積停止，人民在戰亂和饑荒中大批死亡，土地荒蕪，人口銳減，自然資源相對寬裕。此時劫掠的利益低於維護秩序並從事生產的利益，生產開始恢復，各暴力集團小範圍的割據局麵形成，各暴力集團相互攻殺吞併，最後建立新的帝國。
帝國無法吸納自身創造的過剩人口，便以這種方式解決人口過剩問題。帝國在安排皇族迅速膨脹的人口時都顯得束手無策。這是儒家視野之外的問題，是儒家認知框架無力分析也未曾認真看待的更深層次的危機。帝國秩序的破壞與人口壓力增加的同步交織確實容易攪亂對這個問題的分析。但是，帝國對儒家秩序的周期性偏離與復位，畢竟有別於農業文明基礎上的人口與土地均衡關係的破壞與重建，盡管這兩種失衡共同以王朝更替和治亂循環為常規的自我校正機製。
帝國製度輪迴十餘次而基本結構不改，根本的原因，是不能形成衝出農業文明的力量。因此既不能解決人口與資源關係的長期性問題，也不能形成構造新型政治均衡的社會力量，從而解決統治集團墮落的周期性問題。小農經濟的基礎不變，誘導或脅迫帝國製度發生根本變遷的利害格局就不能形成，王朝循環就不會終止。
3、官營工商業與民營工商業
歐洲形成了衝出農業文明的力量。那裏的工商業吸納了大量人口，工業的發展又為農業提供了化肥農藥等新投入的生產要素，從而提高了農業產出水平；發達的商業也保證了外來的食品供應，支撐著工商業分工的深化和繁榮。如此分工與專業化交互促進又相互支持，逐步改變了經濟結構和勞動力結構。這種新的文明體係及其市場色彩濃厚的激勵機製，改造了人們的生活方式和生育意願，最後達到了人口增長率和生產方式的承受能力的基本平衡。
上述過程未能在帝國兩千多年的輪迴中展開。
在中國歷史上，工商業的形成和發展與官府的關係極其密切。在早期階段，較大規模的工商業分工本身就產生於暴力賦斂集團及其支配的行政權力的需求和指令，這就是周朝的“工商食官” 。官營工商業以暴力強製為基礎，壟斷山林池澤和礦產資源，直接占用和支配人力物力，從事工業生產和內外交易活動，滿足統治集團對武器、祭祀用品、交通工具和衣食住用等生活用品的需要。
帝國的官營工業取得了輝煌的成就，製造出了精美的祭祀用品、戰車、兵器、航船、宏偉的建築、精巧的手工藝品，以及相應的複雜的分工協作體係。帝國的代理官員是這套生產體係的直接管理者。但是，無論官營工商業如何發達，它終究是帝國的附庸，是小農經濟的剩餘產品所支撐的政治軍事組織的附庸。它沒有自身的生命和發展動力。
官營工業生產體係還麵臨著一道難以突破的邊界：在自身的分工與專業化的發展中，分工越細，體係越複雜，代理鏈越長，管理成本就越高，分工帶來的利益也就越低。當管理成本高過分工所帶來的收益的時候，分工發展的進程就會終止。
與官營工業不同，民營工業在市場體係中的分工和發展，是一種利益主體不斷生成的過程。官營工商業隻有一個行政頭腦，分工好比是肢體的分化和延長，存在著信息不通、指揮失靈和尾大不掉的風險。而民營工業在肢體過長時就會自然斷裂，生成新的利益主體。隻要分工帶來的收益大於交易成本 ，分工和發展的進程就會無止境地持續下去，永遠不存在管理效率和行政需要的限製邊界。專業化分工導致的專業知識積累和生產力水平的提高是沒有止境的，這種提高又進一步提高了對交易成本的支付能力 ，這個自發演化過程持續下去，便有可能創造出一個資源利用效率更高、力量更強大的新文明。
帝國製度下的民營工商業也在緩慢發展，統治集團對民間工商業集團的看法和態度也漸趨緩和。但是民間工商業的生存和發展總要受到許多外部限製。帝國的權力太大了，有利可圖的領域一定會被它霸占和壟斷，可是行政管理的效率逐層遞減特性又註定了它經營不善。經營不善的惡果又要以成本攤派和無償徵調的方式轉嫁給民營工商業集團，轉嫁給大大小小的工匠、商人和企業主。於是，通過壟斷和攤派這兩種方式，官營工商業既侵占了民營工商業的發展空間，又削弱了他們的發展能力。
為了發展和自衛，民營工商業集團一直在收買和巴結帝國官員甚至皇帝本人，他們被迫在政治領域投入巨大的資金和精力，以行賄送禮、捐錢買官和培養子弟參加科舉的方式，為本人和後代爭取社會地位和政治保護。帝國前期曾以死刑遏製工商業者進入官場的企圖，後期在財政壓力下放寬了政策，但帝國對民營工商業的正式保護並未超出牧人對羊群——地位低於農民的二等羊群——的保護，目的仍是獲得盡可能多的羊肉羊皮。至於民營工商業者對帝國個別官員的成功拉攏，就好像平民地主對官員的拉攏一樣，作用和影響都是暫時和局部的，不足以動搖暴力賦斂集團的統治地位和整體決策。
在這種環境中生存的民營工商業，並不能發展為賦稅的主要承擔者，他們的盛衰對帝國便不那麽重要。不僅如此。民間工商業者的牟利動機，他們收買官員的行為，在官方意識形態看來還是對仁義道德和帝國秩序的破壞性力量。在和平環境中，他們要求的發展和擴張條件很難得到帝國官員的支持配合；在帝國的危機時期，民間工商業的少數倖存者，通常是一次又一次勸捐勸賑甚至無償剝奪的對象，被當作緩解帝國財政危機的稻草而拉入泥潭。
作為獨大的暴力-財政實體，大一統帝國可以自己說了算，根據自身的利益和偏好調整與其他社會集團的關係，並由此決定這些社會集團的生存發展條件。歐洲眾多的統治者也希望自己說了算，但是缺乏這麽做的實力。在危機時期，中國的大一統帝國隻管加稅，並不用出讓自己的任何權力，而歐洲那些互相征戰的國君卻要拿出壟斷權甚至徵稅權與納稅人做交易，把自己的權力讓給納稅人選舉出來的議會，以此換取他們對加稅的支持。
在帝國承平日久，人口增加之時，農業依賴的土地資源便日漸緊張，帝國各階層對土地資源的爭奪也日趨激烈。資源競爭導致了嚴重的兩極分化，一方麵是在競爭中獲勝的官僚地主和平民地主獲得大量土地，另一方麵，在競爭中失敗的大量人口淪為佃戶、僱農、奴僕、流民、乞丐、疍民 、土匪或盜賊，他們造反的機會成本很低，帝國崩潰的風險也因此加大了。
對生產資料的激烈競爭，一方麵破壞了帝國賴以生存的小農經濟製度，另一方麵，又把大量人口逼入了在生存競爭中占據優勢地位的官吏集團，加劇了帝國官吏集團膨脹和腐敗的原有趨勢。這又像火上澆油一樣製造出更多的流民和造反者，迫使帝國通過更過分的搜刮聚集力量進行鎮壓，因而更大幅度地偏離儒家對基本秩序的規定，直到每次搜刮所激起的反叛暴力超過新聚集的帝國鎮壓能力。於是秩序崩潰，天下大亂，生產性活動大麵積停止，人民在戰亂和饑荒中大批死亡，土地荒蕪，人口銳減，自然資源相對寬裕。此時劫掠的利益低於維護秩序並從事生產的利益，生產開始恢復，各暴力集團小範圍的割據局麵形成，各暴力集團相互攻殺吞併，最後建立新的帝國。
帝國無法吸納自身創造的過剩人口，便以這種方式解決人口過剩問題。帝國在安排皇族迅速膨脹的人口時都顯得束手無策。這是儒家視野之外的問題，是儒家認知框架無力分析也未曾認真看待的更深層次的危機。帝國秩序的破壞與人口壓力增加的同步交織確實容易攪亂對這個問題的分析。但是，帝國對儒家秩序的周期性偏離與復位，畢竟有別於農業文明基礎上的人口與土地均衡關係的破壞與重建，盡管這兩種失衡共同以王朝更替和治亂循環為常規的自我校正機製。
帝國製度輪迴十餘次而基本結構不改，根本的原因，是不能形成衝出農業文明的力量。因此既不能解決人口與資源關係的長期性問題，也不能形成構造新型政治均衡的社會力量，從而解決統治集團墮落的周期性問題。小農經濟的基礎不變，誘導或脅迫帝國製度發生根本變遷的利害格局就不能形成，王朝循環就不會終止。
3、官營工商業與民營工商業
歐洲形成了衝出農業文明的力量。那裏的工商業吸納了大量人口，工業的發展又為農業提供了化肥農藥等新投入的生產要素，從而提高了農業產出水平；發達的商業也保證了外來的食品供應，支撐著工商業分工的深化和繁榮。如此分工與專業化交互促進又相互支持，逐步改變了經濟結構和勞動力結構。這種新的文明體係及其市場色彩濃厚的激勵機製，改造了人們的生活方式和生育意願，最後達到了人口增長率和生產方式的承受能力的基本平衡。
上述過程未能在帝國兩千多年的輪迴中展開。
在中國歷史上，工商業的形成和發展與官府的關係極其密切。在早期階段，較大規模的工商業分工本身就產生於暴力賦斂集團及其支配的行政權力的需求和指令，這就是周朝的“工商食官” 。官營工商業以暴力強製為基礎，壟斷山林池澤和礦產資源，直接占用和支配人力物力，從事工業生產和內外交易活動，滿足統治集團對武器、祭祀用品、交通工具和衣食住用等生活用品的需要。
帝國的官營工業取得了輝煌的成就，製造出了精美的祭祀用品、戰車、兵器、航船、宏偉的建築、精巧的手工藝品，以及相應的複雜的分工協作體係。帝國的代理官員是這套生產體係的直接管理者。但是，無論官營工商業如何發達，它終究是帝國的附庸，是小農經濟的剩餘產品所支撐的政治軍事組織的附庸。它沒有自身的生命和發展動力。
官營工業生產體係還麵臨著一道難以突破的邊界：在自身的分工與專業化的發展中，分工越細，體係越複雜，代理鏈越長，管理成本就越高，分工帶來的利益也就越低。當管理成本高過分工所帶來的收益的時候，分工發展的進程就會終止。
與官營工業不同，民營工業在市場體係中的分工和發展，是一種利益主體不斷生成的過程。官營工商業隻有一個行政頭腦，分工好比是肢體的分化和延長，存在著信息不通、指揮失靈和尾大不掉的風險。而民營工業在肢體過長時就會自然斷裂，生成新的利益主體。隻要分工帶來的收益大於交易成本 ，分工和發展的進程就會無止境地持續下去，永遠不存在管理效率和行政需要的限製邊界。專業化分工導致的專業知識積累和生產力水平的提高是沒有止境的，這種提高又進一步提高了對交易成本的支付能力 ，這個自發演化過程持續下去，便有可能創造出一個資源利用效率更高、力量更強大的新文明。
帝國製度下的民營工商業也在緩慢發展，統治集團對民間工商業集團的看法和態度也漸趨緩和。但是民間工商業的生存和發展總要受到許多外部限製。帝國的權力太大了，有利可圖的領域一定會被它霸占和壟斷，可是行政管理的效率逐層遞減特性又註定了它經營不善。經營不善的惡果又要以成本攤派和無償徵調的方式轉嫁給民營工商業集團，轉嫁給大大小小的工匠、商人和企業主。於是，通過壟斷和攤派這兩種方式，官營工商業既侵占了民營工商業的發展空間，又削弱了他們的發展能力。
為了發展和自衛，民營工商業集團一直在收買和巴結帝國官員甚至皇帝本人，他們被迫在政治領域投入巨大的資金和精力，以行賄送禮、捐錢買官和培養子弟參加科舉的方式，為本人和後代爭取社會地位和政治保護。帝國前期曾以死刑遏製工商業者進入官場的企圖，後期在財政壓力下放寬了政策，但帝國對民營工商業的正式保護並未超出牧人對羊群——地位低於農民的二等羊群——的保護，目的仍是獲得盡可能多的羊肉羊皮。至於民營工商業者對帝國個別官員的成功拉攏，就好像平民地主對官員的拉攏一樣，作用和影響都是暫時和局部的，不足以動搖暴力賦斂集團的統治地位和整體決策。
在這種環境中生存的民營工商業，並不能發展為賦稅的主要承擔者，他們的盛衰對帝國便不那麽重要。不僅如此。民間工商業者的牟利動機，他們收買官員的行為，在官方意識形態看來還是對仁義道德和帝國秩序的破壞性力量。在和平環境中，他們要求的發展和擴張條件很難得到帝國官員的支持配合；在帝國的危機時期，民間工商業的少數倖存者，通常是一次又一次勸捐勸賑甚至無償剝奪的對象，被當作緩解帝國財政危機的稻草而拉入泥潭。
作為獨大的暴力-財政實體，大一統帝國可以自己說了算，根據自身的利益和偏好調整與其他社會集團的關係，並由此決定這些社會集團的生存發展條件。歐洲眾多的統治者也希望自己說了算，但是缺乏這麽做的實力。在危機時期，中國的大一統帝國隻管加稅，並不用出讓自己的任何權力，而歐洲那些互相征戰的國君卻要拿出壟斷權甚至徵稅權與納稅人做交易，把自己的權力讓給納稅人選舉出來的議會，以此換取他們對加稅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