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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酬定律：中國歷史上的生存遊戲 作者：吳思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這太複雜了。我們在評判帝國時代的對局的勝負，隻能採納皇帝的標準，準確點說應該是開國皇帝的標準。朱元璋劃定的圈子之外的官吏衙役，一概要算作白員。為了貫徹這條標準，我們不得不把太監當成公務員，也不得不把平民百姓可能需要的公務員當成白員。皇帝不肯為百姓掏錢，我們能有什麽辦法？他是天下萬物的總代表，壟斷了對錯標準的確定權。我們說朱元璋敗於白員，依據的便是他的標準。
當然，朱元璋在自己的任期內發動了幾次大掃蕩，取得過局部和暫時的勝利，但這是一場持久戰和遊擊戰。我們可以把儒家信條以及在此基礎上建立的正式法規看作一種共識，一項邊界協定，一條統治集團與百姓之間在長期互動中摸索出來的公認疆界。我們已經看到，官吏、白員甚至皇帝都樂意侵犯百姓的邊界，而百姓缺乏應手的反擊武器。抵抗侵犯主要依靠皇上和大臣的良心，依靠那種“知其不可而為之”的儒家式的迂闊和梗直。這未免過於軟弱單薄了。既然無法借用民間力量構築利益對抗格局，好皇帝和好儒家的良心便陷入敵眾我寡的戰略態勢之中，敗局由此確定。
九、大局：淘汰良民假說
白員的勝局又意味著什麽呢？復社名士侯方域（1618-1654，字朝宗）目睹明朝滅亡，入清後在《壯悔堂文集》“正百姓”中寫了一段文字，我想把這段文字所表達的思想稱為“淘汰良民定律”。“定律”需要更充分的論證，不能妄稱，這裏先稱其為“假說”。 侯方域的“淘汰良民假說”，從百姓的視角展現了白員必勝之局所牽涉的全局。
侯方域說：明朝的百姓，稅加之，兵加之，刑罰加之，勞役加之，水旱瘟疫加之，官吏的侵漁加之，豪強的吞併加之，百姓一，而加之者七。
此時老百姓的對策是什麽呢？侯方域說，富裕的百姓，爭相出金錢入學校；狡猾的百姓，爭相拉關係充吏胥。用這種辦法可以逃避七項負擔中的兩項。
這裏需要解釋幾句。按照明朝的規定，州縣學校的生員（俗稱秀才）和胥吏可以免除賦役。生員是官員的後備軍，官員食稅而不納稅；胥吏已經是領夥食補助的服役人，因此不再承擔賦稅。於是，這兩種身份就提供了針對“稅加之”和“役加之”的避難所。我們知道，胥吏的身份是可以用“頂首錢”買的。生員的身份同樣可以買到，譬如《儒林外史》第三回中的周進，那位每年掙十二兩銀子的私塾先生，就用二百兩銀子買了個相當於生員的監生身份。這種交易實際上包含了避稅權的買賣。
不過，侯方域把這兩種身份僅僅當成避難所，未免有些消極片麵。生員可以領取國家發的夥食費，大體是每天兩升米的樣子。胥吏不僅有工食銀，還有種種陋規收入。這一增一減，對金錢和人力投入來說便是可觀的回報。更何況，加入生員和胥吏隊伍也將提高對抗刑罰、兵、胥吏和豪強吞併的能力。
侯方域接著說：現在單說賦役問題。百姓正在痛苦無告之時，進學校就免除了，當吏胥就免除了。免除的結果如何呢？侯方域開始進行動態計算。他說，十個人中逃避掉一人，就要以那一人逃避的份額加於剩下的九人。百人中逃避掉十人，就要將那十人的份額加於剩下的九十人。如此惡性循環，逃避的壓力越來越大，逃避的競爭越來越難以禁止。於是，天下的生員和胥吏漸漸增多，百姓漸漸減少。開始還是以學校和胥吏加於百姓，後來就是以百姓加於百姓了。
說到這裏我想插兩句話：第一，侯方域又忽略了生員和胥吏的侵漁能力，按照我們熟悉的比方說，他們從牛羊變成了牧工，他們也要吃牛羊肉的，李榕筆下的白役就是證明。第二，我在描繪白員隊伍成員時忽略了生員等身份。那些額外的生員，編外的士兵（專有名詞為“掛兵”），吃官飯而無官身的師爺家人長隨，甚至無官身而做官事的保甲長（近似如今的村黨支部書記），都有理由根據他們吃官飯的程度獲得完整或部分的白員身份。
侯方域說：剩下那些沒有辦法的百姓怎麽辦呢？如果不死於溝壑（指逃荒要飯病餓而死），就隻好相率為盜賊。天下怎麽能不亂啊。
這就是淘汰良民定律。良民或者死於溝壑，或者擠入白員隊伍，或者淪為盜賊。這條定律比我開頭猜想的“白員興則社稷衰”確切得多。社稷興衰是難以計算的，良民卻可以計算。白員是低成本傷害能力的追求者和使用者，是“破壞力”集團的成員，一旦他們超過某個比例，便吞噬了良民的擴大再生產能力；白員在人口中的比例繼續擴大，還將吞噬良民的簡單再生產能力。越過這個轉折點之後，良民的數量便開始下降。
許多人奇怪，說中國明清有那麽多“資本主義萌芽”，為什麽不能長出資本主義，看看這條定律就不奇怪了。
在侯方域列舉的七條負擔中，稅、兵、刑罰、勞役、水旱瘟疫、官吏侵漁、豪強吞併，五條來自官府，一條豪強吞併有半官方色彩，隻有水旱瘟疫屬於自然力量。同樣的資本和人力，百姓可以用於生產抗旱排澇設備，也可以用於購買胥吏之類的身份。假如七項負擔同等沉重，對付水旱隻能免其一，當白員卻可以免二減三外加得一。此時，有心對付水旱的良民，究竟何去何從呢？難道不應該加入侯方域描繪的惡性循環嗎？
“合法傷害權”是官家安身立命的本錢。這種“官本”“主義”起來甚為蠻橫，說什麽便是什麽，說多少便是多少，越過邊界一味地自我擴張，如同李榕筆下的白員所顯示的那樣，官家的繁榮與商家的繁榮便直接呈現為反向關係。官本繁盛之處，良民簡單再生產的本錢都被吞噬了，哪裏還能長出別的主義？
2002年4月21日
金庸給我們編了什麽夢？
早就有人說過，武俠小說是成年人的童話。這些年，金庸編織的成人童話風靡漢語世界，2001年又大舉進軍影視，席捲了大眾文化的各個領域。那麽，金庸給我們編織了什麽夢？席捲中國的白日夢是由什麽構成的？我們如此上癮地讀金庸，顯露出我們內心和我們社會的什麽東西？
金庸對武俠的想像色彩繽紛，但是最核心的一點，就是擁有一種超常的能力，可以保護自己不受暴力的侵犯和傷害，自己卻有能力隨心所欲地傷害別人。
當然，有能力傷害別人，並不一定就要使用這種能力。真正的武俠，可以稱為俠的人，一定要有武德，要遵守天道，不僅不使用超常的暴力害人，還要保護弱者，路見不平，拔刀相助。武俠就是憑一己之力匡扶正義的人，也是替天行道的人。
我們願意當這樣的人嗎？如果需要算計一下再做回答，那好，請留意以下幾項條件。
第一，當這樣的人門檻很低。無須特別的家庭背景和超人的資質，我輩尋常人就可以入選。入選後，也無須吃特別多的辛苦，莫名其妙的幾次奇遇就能使你獲得常人需要數十年乃至上百年才能積累起來的功夫。保持這種功夫，還無須戒酒肉，更無須遠女色。
當然，朱元璋在自己的任期內發動了幾次大掃蕩，取得過局部和暫時的勝利，但這是一場持久戰和遊擊戰。我們可以把儒家信條以及在此基礎上建立的正式法規看作一種共識，一項邊界協定，一條統治集團與百姓之間在長期互動中摸索出來的公認疆界。我們已經看到，官吏、白員甚至皇帝都樂意侵犯百姓的邊界，而百姓缺乏應手的反擊武器。抵抗侵犯主要依靠皇上和大臣的良心，依靠那種“知其不可而為之”的儒家式的迂闊和梗直。這未免過於軟弱單薄了。既然無法借用民間力量構築利益對抗格局，好皇帝和好儒家的良心便陷入敵眾我寡的戰略態勢之中，敗局由此確定。
九、大局：淘汰良民假說
白員的勝局又意味著什麽呢？復社名士侯方域（1618-1654，字朝宗）目睹明朝滅亡，入清後在《壯悔堂文集》“正百姓”中寫了一段文字，我想把這段文字所表達的思想稱為“淘汰良民定律”。“定律”需要更充分的論證，不能妄稱，這裏先稱其為“假說”。 侯方域的“淘汰良民假說”，從百姓的視角展現了白員必勝之局所牽涉的全局。
侯方域說：明朝的百姓，稅加之，兵加之，刑罰加之，勞役加之，水旱瘟疫加之，官吏的侵漁加之，豪強的吞併加之，百姓一，而加之者七。
此時老百姓的對策是什麽呢？侯方域說，富裕的百姓，爭相出金錢入學校；狡猾的百姓，爭相拉關係充吏胥。用這種辦法可以逃避七項負擔中的兩項。
這裏需要解釋幾句。按照明朝的規定，州縣學校的生員（俗稱秀才）和胥吏可以免除賦役。生員是官員的後備軍，官員食稅而不納稅；胥吏已經是領夥食補助的服役人，因此不再承擔賦稅。於是，這兩種身份就提供了針對“稅加之”和“役加之”的避難所。我們知道，胥吏的身份是可以用“頂首錢”買的。生員的身份同樣可以買到，譬如《儒林外史》第三回中的周進，那位每年掙十二兩銀子的私塾先生，就用二百兩銀子買了個相當於生員的監生身份。這種交易實際上包含了避稅權的買賣。
不過，侯方域把這兩種身份僅僅當成避難所，未免有些消極片麵。生員可以領取國家發的夥食費，大體是每天兩升米的樣子。胥吏不僅有工食銀，還有種種陋規收入。這一增一減，對金錢和人力投入來說便是可觀的回報。更何況，加入生員和胥吏隊伍也將提高對抗刑罰、兵、胥吏和豪強吞併的能力。
侯方域接著說：現在單說賦役問題。百姓正在痛苦無告之時，進學校就免除了，當吏胥就免除了。免除的結果如何呢？侯方域開始進行動態計算。他說，十個人中逃避掉一人，就要以那一人逃避的份額加於剩下的九人。百人中逃避掉十人，就要將那十人的份額加於剩下的九十人。如此惡性循環，逃避的壓力越來越大，逃避的競爭越來越難以禁止。於是，天下的生員和胥吏漸漸增多，百姓漸漸減少。開始還是以學校和胥吏加於百姓，後來就是以百姓加於百姓了。
說到這裏我想插兩句話：第一，侯方域又忽略了生員和胥吏的侵漁能力，按照我們熟悉的比方說，他們從牛羊變成了牧工，他們也要吃牛羊肉的，李榕筆下的白役就是證明。第二，我在描繪白員隊伍成員時忽略了生員等身份。那些額外的生員，編外的士兵（專有名詞為“掛兵”），吃官飯而無官身的師爺家人長隨，甚至無官身而做官事的保甲長（近似如今的村黨支部書記），都有理由根據他們吃官飯的程度獲得完整或部分的白員身份。
侯方域說：剩下那些沒有辦法的百姓怎麽辦呢？如果不死於溝壑（指逃荒要飯病餓而死），就隻好相率為盜賊。天下怎麽能不亂啊。
這就是淘汰良民定律。良民或者死於溝壑，或者擠入白員隊伍，或者淪為盜賊。這條定律比我開頭猜想的“白員興則社稷衰”確切得多。社稷興衰是難以計算的，良民卻可以計算。白員是低成本傷害能力的追求者和使用者，是“破壞力”集團的成員，一旦他們超過某個比例，便吞噬了良民的擴大再生產能力；白員在人口中的比例繼續擴大，還將吞噬良民的簡單再生產能力。越過這個轉折點之後，良民的數量便開始下降。
許多人奇怪，說中國明清有那麽多“資本主義萌芽”，為什麽不能長出資本主義，看看這條定律就不奇怪了。
在侯方域列舉的七條負擔中，稅、兵、刑罰、勞役、水旱瘟疫、官吏侵漁、豪強吞併，五條來自官府，一條豪強吞併有半官方色彩，隻有水旱瘟疫屬於自然力量。同樣的資本和人力，百姓可以用於生產抗旱排澇設備，也可以用於購買胥吏之類的身份。假如七項負擔同等沉重，對付水旱隻能免其一，當白員卻可以免二減三外加得一。此時，有心對付水旱的良民，究竟何去何從呢？難道不應該加入侯方域描繪的惡性循環嗎？
“合法傷害權”是官家安身立命的本錢。這種“官本”“主義”起來甚為蠻橫，說什麽便是什麽，說多少便是多少，越過邊界一味地自我擴張，如同李榕筆下的白員所顯示的那樣，官家的繁榮與商家的繁榮便直接呈現為反向關係。官本繁盛之處，良民簡單再生產的本錢都被吞噬了，哪裏還能長出別的主義？
2002年4月21日
金庸給我們編了什麽夢？
早就有人說過，武俠小說是成年人的童話。這些年，金庸編織的成人童話風靡漢語世界，2001年又大舉進軍影視，席捲了大眾文化的各個領域。那麽，金庸給我們編織了什麽夢？席捲中國的白日夢是由什麽構成的？我們如此上癮地讀金庸，顯露出我們內心和我們社會的什麽東西？
金庸對武俠的想像色彩繽紛，但是最核心的一點，就是擁有一種超常的能力，可以保護自己不受暴力的侵犯和傷害，自己卻有能力隨心所欲地傷害別人。
當然，有能力傷害別人，並不一定就要使用這種能力。真正的武俠，可以稱為俠的人，一定要有武德，要遵守天道，不僅不使用超常的暴力害人，還要保護弱者，路見不平，拔刀相助。武俠就是憑一己之力匡扶正義的人，也是替天行道的人。
我們願意當這樣的人嗎？如果需要算計一下再做回答，那好，請留意以下幾項條件。
第一，當這樣的人門檻很低。無須特別的家庭背景和超人的資質，我輩尋常人就可以入選。入選後，也無須吃特別多的辛苦，莫名其妙的幾次奇遇就能使你獲得常人需要數十年乃至上百年才能積累起來的功夫。保持這種功夫，還無須戒酒肉，更無須遠女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