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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酬定律：中國歷史上的生存遊戲 作者：吳思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歷史正是朝著這個方向發展的。自從明英宗登基後（1436年），明朝皇帝的工作量就削減到每天早朝處理八件事，相當於朱元璋每日工作量的五十分之一。王錡《寓圃雜記》卷一記載：英宗以沖幼即位，三位內閣大學士擔心皇上身體受不了，規定每日早朝，隻許言事八件。而且要在前一天將副本送到內閣，由內閣預先提出處理意見。有意思的是，這個臨時照顧小孩子的規矩居然定型了：英宗長大成人了，三位閣老也相繼去世，沒人要求復舊，於是成為定製。
後來，明朝皇帝的生活更加滋潤，竟有人敢二十多年不上朝，而且不愛上朝的皇帝都比較長壽，各自占據皇位四十多年。他們死後，明朝還要經過三五個皇帝才最後滅亡。說得更徹底一些，即使明朝滅亡了，亡國之君個人也未必受多少苦。崇禎上吊自殺是因為他氣性剛烈，假如他不死，撈個王的封號是沒有多大問題的。這可是足以讓無數英雄折腰的待遇。
總之，皇上的個人利益與國家利益並不完全一致，他追求個人福利最大化是很自然的。
再進一步說，皇帝也是有私人關係的，他的私人關係的利益比國家社稷的利益離他更近。明憲宗喜歡珍寶，成化年間（1465-1487），四方“白丁”勾結內臣，進獻珍玩，哄皇上高興了，動輒便賞個什麽官。按照規定，官員任命都要經過吏部，但是皇上硬要照顧私人，破壞祖宗的規矩，官僚們也擋不住。這樣的“編外官員”有個專用名詞，叫作“傳奉官”。前邊提到的馬文升給過一個數字，他說：“京官額一千二百餘人，傳奉官乃至八百餘人。” 明武宗（1506-1521）時代的傳奉官似乎更多，《明史》卷一百八十六提到的數字是：“傳奉冗員，多至千百”。由此看來，皇上竟是最大的白員濫設者和容留者，按《大誥》的規定，不滅族也該陵遲處死。
八、對局結果
對局各方的利益分析完了，現在可以做總結了。
蘇州府是朱元璋親自抓過的典型。二百多年後，《虞諧誌》如此描繪蘇州府常熟縣的白役陣容：“計常熟皂隸、快手、健步、民壯、馬快，共二百名。每名四人朋充，號曰‘正身’。每正一二副，號曰‘幫手’。每幫手二名，置白役六七名，曰‘夥計’。合之得萬餘人。”《虞諧誌》的作者說，這意味著萬餘隻虎狼，在方圓百裏內橫行，無休止地弱肉強食。愚昧善良的鄉下人之所以喪家亡命，都是因為這個。
明朝人一般算術水平不高，“萬餘虎狼”相當可疑。我根據上邊給出的數字計算，一二名幫手摺中算1。5名，六七名夥計折中算6。5名，合計為5900人。就算這樣，白員也超出正員的二三十倍。（明）黃省曾在《吳風錄》中也提供了一個數字：“隸人之害為尤甚。一人之正，十人之副，與吏胥夤緣為奸。”這裏是十倍。
至於吏（白書）的情況，四川巴縣的檔案表明，晚清光緒一朝的清剿也以慘敗告終。光緒25年3月（1899年），巴縣在冊吏員243名，其中15名是中央認可的正吏，228名是地方政府認可卻不敢上報中央的“灰吏”，還有一大批給灰吏當學徒的“白書”。由於白書不註冊，準確數字不詳，不過能夠統計出來的數目已經與灰吏相近了。這就意味著，吏級白員已經接近正員的三十倍。光緒26年（1900年）八國聯軍占領北京，巴縣大舉裁汰冗吏，次年在冊吏員隻剩113人，不及前年的一半。又過了一年，巴縣在冊吏員的數字又反彈到233名，增加了一倍多，裁員失敗 。
巴縣的白役數字同樣駭人聽聞。劉衡在清朝道光年間任巴縣知縣，他說巴縣吃衙役飯的約七千人。巴縣的額定衙役隻有七十人，白役竟是正役的一百倍。
總之，朝廷失敗了，白役和白書勝利了，這一點是毫無疑義的。
官僚隊伍的情況也不容樂觀。明末的刑科給事中（近似負責監督司法部的總統秘書）解學龍在給皇帝的上書中談到官員的數字：“國初，文職五千四百有奇，武職二萬八千有奇。神祖時，文增至一萬六千餘，武增至八萬二千餘矣。今不知又增幾倍。“ 根據他提供的數字，文武官員差不多增加了三倍，然後”不知又增幾倍“。
明朝人關於實際情形的記錄也支持上述數字。正統十四年（1449），周忱巡撫江南，發現各州縣衙門裏有許多佐貳（超編副職），崑山縣有兩個知縣（一把手），三個縣丞（二把手），四個主簿（三把手）。縣民王廷佩在他來視察時，在驛站的牆壁上題詩訴苦：“崑山百姓有何辜，一邑那勝兩大夫。巡撫相公閑暇處，思量心裏忸怩無？”
其實，按照如今四套班子的標準衡量，一個縣才有屈指可數的幾位品官，重疊的兩套班子，寥寥幾個超編副職，實在是清爽之極。我在李昌平《我向總理說實話》一書中看到，中組部和人事部明確規定縣長的職位是一正二副，最多也不能超過一正四副，而湖北省監利縣2000年的實況是一正六副，最高峰時一正十副。科局長一般都是一正八副。 這還僅僅是四大班子中的一套的情況。
寫到這裏，我再次遇到了定義方麵的困惑。一正十副中多出來的那六七位副縣長也算“白員”嗎？他們在地方政府認可的編製內，而且從財政拿工資，哪方麵都不“白”。但他們又不在中央的明文規定之內，類似清朝巴縣的那些灰吏。我們要判斷對局的勝負，不能不確定一個標準，將這些灰官灰吏歸歸類。
在當代西方的觀念中，官府和民眾的關係隻是一種特殊的交易關係。民眾掏錢納稅，購買政府的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譬如安全和抗災。官吏衙役及其產品和服務的數量，完全取決於民眾願意掏錢購買的數量，就好像村代銷點每年進的糕點取決於村民購買量一樣。超出這個量哪怕隻有一塊，那塊也屬於廢物點心——多餘的白員。
這條標準太理想化了，恐怕不能指望民眾及其代理人將公共服務公司能管理得這麽清爽。別說民眾的代理人，即使是私人老闆直接管理的公司，一旦管理層級增加，中間加入幾個代理人——有資格慷他人之慨的人——冗員和偷懶現象就是難免的。因此西方政府和大公司多少都要染點官場病。不過這條西方標準畢竟提供了一個衡量中心，那就是民眾的購買意願。隻要他們肯掏錢，多餘的人就不是白員，而是難以徹底清除的冗員。按照這個尺度，朱元璋身邊的太監也屬於白員，因為百姓並不需要他們。
中國的傳統標準是認可太監的，畢竟皇上是大老闆，掏錢僱人的是皇上而不是民眾。問題在於太監的數量。朱元璋自奉儉樸，用的宦官很少。明朝嘉靖年間的刑部尚書鄭曉說，洪武二年規定設置的內官編製（內使、監、奉、禦）不過六十人，如今自太監（宮內二十四監局的領導，正四品）至火者（宮內的雜役）已經將近萬人了。 這上百倍的差距體現出好老闆與敗家子的距離。個人色彩如此濃重，我們以哪個為標準呢？
除了民眾中心和皇帝中心這兩套標準之外，實際上還有第三套標準，那就是官府標準或代理人標準。按說他們不是老闆，自己不掏錢，根本就不該以他們為標準，但是中國有自己的特色，代理人往往能當家作主，或者承包後當個二地主。在這第三套標準中，高級代理人和低級代理人的尺度仍有不同。按照中央政府的尺度，那多餘六七位副縣長就是白員。按照地方政府的標準，副縣長就可以不算白員，容城財政所30多個正式編製之外的那一百多人才算白員。但是這一百多人也拿工資，也吃財政，根據容城財政所的標準，他們也不算白員， 不吃財政而吃政策的臨時工才是沒有爭議的白員。
後來，明朝皇帝的生活更加滋潤，竟有人敢二十多年不上朝，而且不愛上朝的皇帝都比較長壽，各自占據皇位四十多年。他們死後，明朝還要經過三五個皇帝才最後滅亡。說得更徹底一些，即使明朝滅亡了，亡國之君個人也未必受多少苦。崇禎上吊自殺是因為他氣性剛烈，假如他不死，撈個王的封號是沒有多大問題的。這可是足以讓無數英雄折腰的待遇。
總之，皇上的個人利益與國家利益並不完全一致，他追求個人福利最大化是很自然的。
再進一步說，皇帝也是有私人關係的，他的私人關係的利益比國家社稷的利益離他更近。明憲宗喜歡珍寶，成化年間（1465-1487），四方“白丁”勾結內臣，進獻珍玩，哄皇上高興了，動輒便賞個什麽官。按照規定，官員任命都要經過吏部，但是皇上硬要照顧私人，破壞祖宗的規矩，官僚們也擋不住。這樣的“編外官員”有個專用名詞，叫作“傳奉官”。前邊提到的馬文升給過一個數字，他說：“京官額一千二百餘人，傳奉官乃至八百餘人。” 明武宗（1506-1521）時代的傳奉官似乎更多，《明史》卷一百八十六提到的數字是：“傳奉冗員，多至千百”。由此看來，皇上竟是最大的白員濫設者和容留者，按《大誥》的規定，不滅族也該陵遲處死。
八、對局結果
對局各方的利益分析完了，現在可以做總結了。
蘇州府是朱元璋親自抓過的典型。二百多年後，《虞諧誌》如此描繪蘇州府常熟縣的白役陣容：“計常熟皂隸、快手、健步、民壯、馬快，共二百名。每名四人朋充，號曰‘正身’。每正一二副，號曰‘幫手’。每幫手二名，置白役六七名，曰‘夥計’。合之得萬餘人。”《虞諧誌》的作者說，這意味著萬餘隻虎狼，在方圓百裏內橫行，無休止地弱肉強食。愚昧善良的鄉下人之所以喪家亡命，都是因為這個。
明朝人一般算術水平不高，“萬餘虎狼”相當可疑。我根據上邊給出的數字計算，一二名幫手摺中算1。5名，六七名夥計折中算6。5名，合計為5900人。就算這樣，白員也超出正員的二三十倍。（明）黃省曾在《吳風錄》中也提供了一個數字：“隸人之害為尤甚。一人之正，十人之副，與吏胥夤緣為奸。”這裏是十倍。
至於吏（白書）的情況，四川巴縣的檔案表明，晚清光緒一朝的清剿也以慘敗告終。光緒25年3月（1899年），巴縣在冊吏員243名，其中15名是中央認可的正吏，228名是地方政府認可卻不敢上報中央的“灰吏”，還有一大批給灰吏當學徒的“白書”。由於白書不註冊，準確數字不詳，不過能夠統計出來的數目已經與灰吏相近了。這就意味著，吏級白員已經接近正員的三十倍。光緒26年（1900年）八國聯軍占領北京，巴縣大舉裁汰冗吏，次年在冊吏員隻剩113人，不及前年的一半。又過了一年，巴縣在冊吏員的數字又反彈到233名，增加了一倍多，裁員失敗 。
巴縣的白役數字同樣駭人聽聞。劉衡在清朝道光年間任巴縣知縣，他說巴縣吃衙役飯的約七千人。巴縣的額定衙役隻有七十人，白役竟是正役的一百倍。
總之，朝廷失敗了，白役和白書勝利了，這一點是毫無疑義的。
官僚隊伍的情況也不容樂觀。明末的刑科給事中（近似負責監督司法部的總統秘書）解學龍在給皇帝的上書中談到官員的數字：“國初，文職五千四百有奇，武職二萬八千有奇。神祖時，文增至一萬六千餘，武增至八萬二千餘矣。今不知又增幾倍。“ 根據他提供的數字，文武官員差不多增加了三倍，然後”不知又增幾倍“。
明朝人關於實際情形的記錄也支持上述數字。正統十四年（1449），周忱巡撫江南，發現各州縣衙門裏有許多佐貳（超編副職），崑山縣有兩個知縣（一把手），三個縣丞（二把手），四個主簿（三把手）。縣民王廷佩在他來視察時，在驛站的牆壁上題詩訴苦：“崑山百姓有何辜，一邑那勝兩大夫。巡撫相公閑暇處，思量心裏忸怩無？”
其實，按照如今四套班子的標準衡量，一個縣才有屈指可數的幾位品官，重疊的兩套班子，寥寥幾個超編副職，實在是清爽之極。我在李昌平《我向總理說實話》一書中看到，中組部和人事部明確規定縣長的職位是一正二副，最多也不能超過一正四副，而湖北省監利縣2000年的實況是一正六副，最高峰時一正十副。科局長一般都是一正八副。 這還僅僅是四大班子中的一套的情況。
寫到這裏，我再次遇到了定義方麵的困惑。一正十副中多出來的那六七位副縣長也算“白員”嗎？他們在地方政府認可的編製內，而且從財政拿工資，哪方麵都不“白”。但他們又不在中央的明文規定之內，類似清朝巴縣的那些灰吏。我們要判斷對局的勝負，不能不確定一個標準，將這些灰官灰吏歸歸類。
在當代西方的觀念中，官府和民眾的關係隻是一種特殊的交易關係。民眾掏錢納稅，購買政府的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譬如安全和抗災。官吏衙役及其產品和服務的數量，完全取決於民眾願意掏錢購買的數量，就好像村代銷點每年進的糕點取決於村民購買量一樣。超出這個量哪怕隻有一塊，那塊也屬於廢物點心——多餘的白員。
這條標準太理想化了，恐怕不能指望民眾及其代理人將公共服務公司能管理得這麽清爽。別說民眾的代理人，即使是私人老闆直接管理的公司，一旦管理層級增加，中間加入幾個代理人——有資格慷他人之慨的人——冗員和偷懶現象就是難免的。因此西方政府和大公司多少都要染點官場病。不過這條西方標準畢竟提供了一個衡量中心，那就是民眾的購買意願。隻要他們肯掏錢，多餘的人就不是白員，而是難以徹底清除的冗員。按照這個尺度，朱元璋身邊的太監也屬於白員，因為百姓並不需要他們。
中國的傳統標準是認可太監的，畢竟皇上是大老闆，掏錢僱人的是皇上而不是民眾。問題在於太監的數量。朱元璋自奉儉樸，用的宦官很少。明朝嘉靖年間的刑部尚書鄭曉說，洪武二年規定設置的內官編製（內使、監、奉、禦）不過六十人，如今自太監（宮內二十四監局的領導，正四品）至火者（宮內的雜役）已經將近萬人了。 這上百倍的差距體現出好老闆與敗家子的距離。個人色彩如此濃重，我們以哪個為標準呢？
除了民眾中心和皇帝中心這兩套標準之外，實際上還有第三套標準，那就是官府標準或代理人標準。按說他們不是老闆，自己不掏錢，根本就不該以他們為標準，但是中國有自己的特色，代理人往往能當家作主，或者承包後當個二地主。在這第三套標準中，高級代理人和低級代理人的尺度仍有不同。按照中央政府的尺度，那多餘六七位副縣長就是白員。按照地方政府的標準，副縣長就可以不算白員，容城財政所30多個正式編製之外的那一百多人才算白員。但是這一百多人也拿工資，也吃財政，根據容城財政所的標準，他們也不算白員， 不吃財政而吃政策的臨時工才是沒有爭議的白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