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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酬定律：中國歷史上的生存遊戲 作者：吳思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設身處地替百姓想一想，假如李榕筆下的那些酒店老闆被逼停業，他們一定會打聽一下停業的禁令是否合法。倘若可以確認不合法，倘若可以確認是差役害人，他們很可能利用這個政策，把害人的傢夥綁縛進京。不過我要強調這僅僅是可能，真要成為現實，還有許多需要討論的條件。
首先，打聽信息是有費用的，到縣城裏搞清楚這一點需要時間和金錢，需要有關係，找對人，這並不容易。其次，禁令很可能是合法的，法令中有許多模糊地帶，官吏衙役不至於笨得讓百姓一伸手就可以抓到把柄。再次，搞清楚差役是不是白役，也是需要花錢花時間的，有的時候定義模糊，潛規則當政，再加上檔案保管嚴格，百姓根本就別想弄清楚，即使費勁弄清楚了，人家也早跑了，你也早破產了。再往後，過五關斬六將鬧清楚了一切，綁縛幾個人從四川走到北京又需要多少人手和盤纏？五六千元或被告的家當是否夠用？他們反抗或逃跑怎麽辦？百姓有權將其監禁甚至擊斃嗎？最後，終於把貪官汙吏和白員押解到京了，你去找誰呢？找皇帝？找大臣？如果他們這麽容易說上話，我自己去告狀就行了，何必抓人？如果告狀是一麵之詞不可信，抓來了被告他就會坦白交代自己的罪行？各級官員向來把百姓踢來踢去的當皮球，抓了幾個他們也不在乎其死活的小官，他們就不踢我們了？萬一他們再把我們踢回四川卻如何收場？
上邊提到的所有風險、成本和技能，本來都該由政府來承當。政府徵稅，僱傭了許多熟悉法律和政策的專家，又僱傭了許多押解人犯的警察，賦予他們鎮壓反抗的權力和武器，每年還要撥出大筆的差旅費和辦案費。朱元璋指望老農民把這一切都承擔起來嗎？如果他們真來承擔的話，恐怕比承擔貪官汙吏的侵害還要倒黴。而且，我總覺得這麽做有生命危險，難道真能指望人家束手待斃，讓你捉去滅族嗎？
總之，我不敢指望朱元璋的“群眾監督”能夠解決多少問題。或許可以解決一些值得拚命的大問題，但我們經常麵對的是單獨哪個都不值得拚命的一大堆小問題。
另外，群眾監督還有並不幹淨的一麵，經歷過文革的人想必不會陌生。朱元璋講過某些刁民如何濫用這種權利的故事，如何藉機橫吃橫喝，到人家殺雞宰羊，敲詐勒索，如何拿獲貪官汙吏白役後做私下交易。 這倒也罷了，反正可以降低貪官汙吏和白員們的收益。問題在於難以正常執行政府公務。朱元璋本來限製了衙役的合法傷害權，不準他們拿著牌票下鄉抓人，隻能發牌傳喚，三次傳喚不到才可以用強。結果，在官府需要召集民眾正常服役的時候，某縣一傳不來，二傳不來，三傳都不肯來的達251戶，更有一位叫劉以能的刁民，不僅三牌不至，還把前去通知的差役綁縛進京。
我們可以想像，各級官員如何竊笑著把這些信息迅速而誇張地傳到朱元璋的耳朵裏。他們的潛台詞是：不是要限製我們的權力嗎？不是要群眾監督我們嗎？那好，你安排下來的工作我們無法完成，這可不賴我們。朱元璋聽多了這類報告，感嘆道：嗚呼！為了方便民生而禁貪婪的官吏，刁民便乘機侮慢官長。為了維護官吏的威信而禁民眾，官吏的貪心又勃然而起。沒有人知道仁義在哪裏。嗚呼，治國難呀！
七、皇帝的利害計算
朱元璋在洪武三十一年（1398）去世，他的孫子建文帝登基。在即位詔書中，以溫文爾雅著稱的建文帝宣布：“今後官民有犯五刑者，法司一依《大明律》科斷，無深文（刻意羅織從重從嚴）。”
這句話的潛台詞是：今後不許依照《大誥》中的嚴刑苛法斷案。《大誥》被不動聲色地廢除了。建文帝很年輕，生長於深宮，不熟悉基層情況，又被一群文臣包圍著，這個決定背後顯然有官僚集團的影子。
朱棣以維護“祖訓”的名義起兵，奪了他侄子的皇位，恢復了《大誥》的法典地位。不過，堅持了19年後（1421），朱棣也宣布：法司所問囚人，今後一依《大明律》擬罪，不許深文。
三年後，朱棣去世，他的兒子朱高熾即位，在洪熙元年（1425年）正月發布的詔書中，朱高熾宣布他爺爺創建的群眾監督製度為非法。朱高熾是個弱皇帝，身邊有一個覬覦皇位的兄弟，他的詔書有一股爭取官僚集團支持的味道：“朝廷建置文武官，所以統治軍民。其間有官非其人，不得軍民之心者，軍民動輒綁縛淩辱，有傷大體。今後凡有害軍害民官吏，許被害之人，赴合該上司陳告。上司不為準理，許訴於朝，不許擅自綁縛，違者治罪。“這就是說，歷史用三十多年的時間繞了一個圈子，又回到了起點的位置。農民被叮咬吸血，隻能向長官反映，不能自己動手打蚊子了。但長官自己不疼不癢，他真會著急替農民打蚊子嗎？朱元璋說他十九年沒見過一個，因此立法讓農民自己打。朱元璋生活的年代太早，又沒有出國考察過，難免有些孤陋寡聞。現在看來，長官未必沒有打蚊子的積極性，這取決於他的烏紗帽在誰手裏。如果在農民手裏，他就會幫農民打。話扯遠了，我們接著談立法。
朱元璋也擔心子孫後代廢除他的良法，專門寫了《祖訓錄》預防。不過這仍是憑良心的事，子孫硬不理睬，他也不能從墳墓裏爬出來撤人家。而生來富貴的子孫，花錢辦事的感覺必定不同於創業者。
開國皇帝好比一個小牧童，含辛茹苦創建了一個牧業王國，當上了牛羊百萬的大牧主。他很清楚，牛羊的利益是吃好喝好繁殖好，別被狼吃了，這與牧主的利益是共同的。為了實現這塊共同利益，最好精挑細選一萬名牧工。牧工不好不行，超編也不行。假如牧工的數字達到90萬，所謂十羊九牧，那多出來的89萬自稱牧工的傢夥，在朱元璋和老百姓看來無異於虎狼。朱元璋動殺心，因為他見不得虎狼糟蹋自己的心血，嚴刑苛法很合乎創業者的性格和利益。
問題在於，選擇牧工和捕殺虎狼是很勞神費力的。《春明夢餘錄》提到過朱元璋的工作量：“八日之間，內外諸司奏劄凡一千六百六十，計三千二百九十一事。” 由此計算，朱元璋平均每天要看二百多份奏章，處理四百多件政事。以每天工作十小時計算，每個小時要讀二十份奏章，處理四十件事情。平均每份奏章隻有三分鍾，每件事隻有一分半鍾。如此高強度的工作，不眠不休苦幹十個小時，這個皇帝究竟還有什麽當頭？
朱元璋自己也發牢騷，據說他寫過一首詩：“百僚未起朕先起，百僚已睡朕未睡。不如江南富足翁，日高丈五猶披被。” “江南富足翁”不過是牧主的一條牛，竟然活得讓大牧主羨慕不已，究竟誰是主，誰是奴？朱元璋自己苦慣了，發發牢騷也就算了。但朱元璋的後代舒服慣了，假如他們減輕工作量，把過去一天的工作分成五十天慢慢幹，多留下一些享受生活的時間，這樣做豈不是更合情理？幹得不好，無非讓牛羊多吃點苦，容虎狼多吃幾口肉，與皇帝的個人福利關係很小。從長遠的觀點看問題，子孫後代或許要因此受到一些損失，不過三五代之後的子孫的禍福，貼現到今天又能值幾個錢？
首先，打聽信息是有費用的，到縣城裏搞清楚這一點需要時間和金錢，需要有關係，找對人，這並不容易。其次，禁令很可能是合法的，法令中有許多模糊地帶，官吏衙役不至於笨得讓百姓一伸手就可以抓到把柄。再次，搞清楚差役是不是白役，也是需要花錢花時間的，有的時候定義模糊，潛規則當政，再加上檔案保管嚴格，百姓根本就別想弄清楚，即使費勁弄清楚了，人家也早跑了，你也早破產了。再往後，過五關斬六將鬧清楚了一切，綁縛幾個人從四川走到北京又需要多少人手和盤纏？五六千元或被告的家當是否夠用？他們反抗或逃跑怎麽辦？百姓有權將其監禁甚至擊斃嗎？最後，終於把貪官汙吏和白員押解到京了，你去找誰呢？找皇帝？找大臣？如果他們這麽容易說上話，我自己去告狀就行了，何必抓人？如果告狀是一麵之詞不可信，抓來了被告他就會坦白交代自己的罪行？各級官員向來把百姓踢來踢去的當皮球，抓了幾個他們也不在乎其死活的小官，他們就不踢我們了？萬一他們再把我們踢回四川卻如何收場？
上邊提到的所有風險、成本和技能，本來都該由政府來承當。政府徵稅，僱傭了許多熟悉法律和政策的專家，又僱傭了許多押解人犯的警察，賦予他們鎮壓反抗的權力和武器，每年還要撥出大筆的差旅費和辦案費。朱元璋指望老農民把這一切都承擔起來嗎？如果他們真來承擔的話，恐怕比承擔貪官汙吏的侵害還要倒黴。而且，我總覺得這麽做有生命危險，難道真能指望人家束手待斃，讓你捉去滅族嗎？
總之，我不敢指望朱元璋的“群眾監督”能夠解決多少問題。或許可以解決一些值得拚命的大問題，但我們經常麵對的是單獨哪個都不值得拚命的一大堆小問題。
另外，群眾監督還有並不幹淨的一麵，經歷過文革的人想必不會陌生。朱元璋講過某些刁民如何濫用這種權利的故事，如何藉機橫吃橫喝，到人家殺雞宰羊，敲詐勒索，如何拿獲貪官汙吏白役後做私下交易。 這倒也罷了，反正可以降低貪官汙吏和白員們的收益。問題在於難以正常執行政府公務。朱元璋本來限製了衙役的合法傷害權，不準他們拿著牌票下鄉抓人，隻能發牌傳喚，三次傳喚不到才可以用強。結果，在官府需要召集民眾正常服役的時候，某縣一傳不來，二傳不來，三傳都不肯來的達251戶，更有一位叫劉以能的刁民，不僅三牌不至，還把前去通知的差役綁縛進京。
我們可以想像，各級官員如何竊笑著把這些信息迅速而誇張地傳到朱元璋的耳朵裏。他們的潛台詞是：不是要限製我們的權力嗎？不是要群眾監督我們嗎？那好，你安排下來的工作我們無法完成，這可不賴我們。朱元璋聽多了這類報告，感嘆道：嗚呼！為了方便民生而禁貪婪的官吏，刁民便乘機侮慢官長。為了維護官吏的威信而禁民眾，官吏的貪心又勃然而起。沒有人知道仁義在哪裏。嗚呼，治國難呀！
七、皇帝的利害計算
朱元璋在洪武三十一年（1398）去世，他的孫子建文帝登基。在即位詔書中，以溫文爾雅著稱的建文帝宣布：“今後官民有犯五刑者，法司一依《大明律》科斷，無深文（刻意羅織從重從嚴）。”
這句話的潛台詞是：今後不許依照《大誥》中的嚴刑苛法斷案。《大誥》被不動聲色地廢除了。建文帝很年輕，生長於深宮，不熟悉基層情況，又被一群文臣包圍著，這個決定背後顯然有官僚集團的影子。
朱棣以維護“祖訓”的名義起兵，奪了他侄子的皇位，恢復了《大誥》的法典地位。不過，堅持了19年後（1421），朱棣也宣布：法司所問囚人，今後一依《大明律》擬罪，不許深文。
三年後，朱棣去世，他的兒子朱高熾即位，在洪熙元年（1425年）正月發布的詔書中，朱高熾宣布他爺爺創建的群眾監督製度為非法。朱高熾是個弱皇帝，身邊有一個覬覦皇位的兄弟，他的詔書有一股爭取官僚集團支持的味道：“朝廷建置文武官，所以統治軍民。其間有官非其人，不得軍民之心者，軍民動輒綁縛淩辱，有傷大體。今後凡有害軍害民官吏，許被害之人，赴合該上司陳告。上司不為準理，許訴於朝，不許擅自綁縛，違者治罪。“這就是說，歷史用三十多年的時間繞了一個圈子，又回到了起點的位置。農民被叮咬吸血，隻能向長官反映，不能自己動手打蚊子了。但長官自己不疼不癢，他真會著急替農民打蚊子嗎？朱元璋說他十九年沒見過一個，因此立法讓農民自己打。朱元璋生活的年代太早，又沒有出國考察過，難免有些孤陋寡聞。現在看來，長官未必沒有打蚊子的積極性，這取決於他的烏紗帽在誰手裏。如果在農民手裏，他就會幫農民打。話扯遠了，我們接著談立法。
朱元璋也擔心子孫後代廢除他的良法，專門寫了《祖訓錄》預防。不過這仍是憑良心的事，子孫硬不理睬，他也不能從墳墓裏爬出來撤人家。而生來富貴的子孫，花錢辦事的感覺必定不同於創業者。
開國皇帝好比一個小牧童，含辛茹苦創建了一個牧業王國，當上了牛羊百萬的大牧主。他很清楚，牛羊的利益是吃好喝好繁殖好，別被狼吃了，這與牧主的利益是共同的。為了實現這塊共同利益，最好精挑細選一萬名牧工。牧工不好不行，超編也不行。假如牧工的數字達到90萬，所謂十羊九牧，那多出來的89萬自稱牧工的傢夥，在朱元璋和老百姓看來無異於虎狼。朱元璋動殺心，因為他見不得虎狼糟蹋自己的心血，嚴刑苛法很合乎創業者的性格和利益。
問題在於，選擇牧工和捕殺虎狼是很勞神費力的。《春明夢餘錄》提到過朱元璋的工作量：“八日之間，內外諸司奏劄凡一千六百六十，計三千二百九十一事。” 由此計算，朱元璋平均每天要看二百多份奏章，處理四百多件政事。以每天工作十小時計算，每個小時要讀二十份奏章，處理四十件事情。平均每份奏章隻有三分鍾，每件事隻有一分半鍾。如此高強度的工作，不眠不休苦幹十個小時，這個皇帝究竟還有什麽當頭？
朱元璋自己也發牢騷，據說他寫過一首詩：“百僚未起朕先起，百僚已睡朕未睡。不如江南富足翁，日高丈五猶披被。” “江南富足翁”不過是牧主的一條牛，竟然活得讓大牧主羨慕不已，究竟誰是主，誰是奴？朱元璋自己苦慣了，發發牢騷也就算了。但朱元璋的後代舒服慣了，假如他們減輕工作量，把過去一天的工作分成五十天慢慢幹，多留下一些享受生活的時間，這樣做豈不是更合情理？幹得不好，無非讓牛羊多吃點苦，容虎狼多吃幾口肉，與皇帝的個人福利關係很小。從長遠的觀點看問題，子孫後代或許要因此受到一些損失，不過三五代之後的子孫的禍福，貼現到今天又能值幾個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