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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酬定律：中國歷史上的生存遊戲 作者：吳思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所謂“鑽營濫充”，就是爭奪這種稀缺資源的占有權或使用權。反過來說，低成本的傷害能力，合法傷害權之類的東西，就好比是一個利藪，一塊培養基，一個生態位，白員就是這個生態位的必然產物。盡管這是一個以害人為生的大物種，我們卻不好痛罵人家。資本和勞動力總要無孔不入地流向收益比較高的領域，不消除這塊培養基，單罵跑來繁殖的細菌覺悟不高，還要擋人家的財路，就有點不大講理。
五、官吏的利害計算
純粹從官僚個人的眼前利益考慮，削減白員有害，增添白員有利。
（明）正德十六年（1521），正德皇上駕崩，嘉靖皇帝即位。當時的文官首領楊廷和替皇上起草了登極詔書，痛裁白員14。87萬人，減漕糧153。2萬石。這些白員不在錦衣衛就在內監，而且來頭不小。有的人原來是宦官、有的是皇上認的幹兒子，有的是皇上直接下令升遷的“傳升”或“乞升”。可以想像，為了謀求這些美差，那十四萬人花費了多少財產和心血。詔書公布後，中外稱頌，都說新天子是聖人。
在這場運動中，新皇上撈到了聖人的聲譽，老百姓減輕了153萬石漕糧的負擔，楊廷和卻遇到了生命危險。
《明史》說，裁員之後，“失職之徒”對楊廷和恨之入骨，楊廷和上朝時，有人藏著白刃在轎旁窺伺機會。皇上聽說後，詔派百名禁卒護衛楊廷和出入。
據《萬曆野獲篇。大臣用禁卒》記載，明朝隻有馬文升和楊廷和二位用過禁軍。馬文升是弘治初年的兵部尚書（近似國防部長），他痛恨軍官冒濫，斥去軍營將校三十餘人。結果怨家引弓射入他的家門，又搜羅了他的過失，飛書射入皇宮。於是皇帝賜給馬文升錦衣衛士十二人。由此看來，裁員不僅有喪命危險，還有掉烏紗帽的危險。怨恨者搜羅裁員者的過失，寫匿名信告狀，這是常見的官場手段，而在官場混過十幾年的人，有幾個幹淨得可以經住這種挑剔？這挑剔相當於一道限製裁員資格的高門檻，偌大的官僚集團未必能挑出幾個夠資格的人。
過去大臣裁員難，如今小官裁員也同樣難。
1998年5月22日《南方周末》講了一個鎮黨委書記清退臨時工失敗的故事，大標題是《懲治腐敗裁減官員實施新政 董陽變法遭遇強敵慘敗河口》。董陽43歲，調至湖北省黃石市河口鎮當書記11個月，清退了48名臨時工。這關係到臨時工的飯碗，也關係到把臨時工塞進來的人物的臉麵。結果本鎮幹部18人聯名上書，要求將他調走，上級果然就將他調到區科技局當局長，手下有一個兵，享一份閑差。調走董陽的理由是：他是好幹部，但不是好書記。
為什麽古往今來總是這麽難呢？李昌平在《我向總理說實話》中引述了白員的一段話，其中大有深意。超編數倍的容城財政所在上級的壓力下準備裁員，被裁的人放出話來：“進容城財政所都是花了錢的，少於三五萬進不來。現在要我們走？沒門！”
我覺得這話很在理。三五萬不是小數，那是人家一生的重大投資，指望將本取利慢慢受用的投資，你說兩句話就不算了？這不是沒收土地搞土改嗎？非要沒收，你就要準備鬧一場殘酷的階級鬥爭，別指望某個階級會束手就擒，平白讓你消滅掉。提高到階級鬥爭的高度看問題，就比較容易理解馬文升和楊廷和二位前輩動用軍隊的境遇，也比較容易理解如今董陽和李昌平們的下場。在李昌平筆下，裁減容城財政所白員的努力最後不了了之；在他治下裁掉的上百人也陸續回來了，真正被擠走是他自己。
後退一步天地寬。接納白員其實是很合算的。幹部的工資由國家規定，幹多幹少都一樣。在收入固定的條件下，追求福利最大化的方式，就是減少工作量，也就是增加幫手。更何況，白員的那三五萬元的投資也是一筆可觀的外快，這是對民脂民膏搜刮權的發包費，一次性預收，或者叫事先提成。
以上談的都是官吏自身利益，沒有考慮上級和皇帝的要求，也沒有考慮法律和條例的規定。假如官吏們執法對自己有利，這個法律就不難貫徹。反之，如果執法對自己不利，既吃力又得罪人，還得不到上級的獎賞，那麽，皇上下達給官員的命令就近似一紙空文。清朝人劉愚分析四川吏治之壞，就把高官不肯真正執法限製白員說成首要原因。他說：四川吏治之壞，並不是因為官員們有多麽邪惡，關鍵是官員太多。為什麽多呢？因為違例。敢違例嗎？大官容忍這麽做。大官中沒有一人認真辦事，明知其違例也不肯處理。
為了不執行或少執行對自己不利的法令，同時又不受到上邊的怪罪，官員們發展出一套偽裝術，一套以虛文應付法令的策略。《五雜俎。事部二》這樣介紹這套通行策略：上官剛到任，必定宣布一番禁令，這是通行的套路。大體都是胥吏以老套子欺騙官員，官員假裝振刷欺騙百姓。說什麽禁止參謁、禁止饋送、禁止通關節、禁止私下攻訐、禁止常例、禁止迎送、禁止奢華、禁止左右人役需索，都是自己禁自己犯，早晨下令晚上更改。
有了這套久經考驗的偽裝術，來自法令方麵的風險也可以大大降低了。
六、百姓監督的利害計算
從理論上說，真正能阻擋逐利洪流的隻有老百姓。白員收益的源頭正是民脂民膏，隻要民眾保護好自身的血汗，滔滔江河就可能變成涓涓細流。朱元璋看出了這一點，他也寄希望於人民。
洪武十九年（1386），朱元璋寫下了一段充滿失望和希望的文字，大意是：過去我任命的那些官，都是些不才之徒，一到任就與吏員、衙役和頑惡潑皮勾結起來作弊，害了我多少良民。我想依靠官員替百姓辨別曲直，但是十九年了，還沒有見過這樣的官。今後，民間的老人和豪傑要幫助我安民。官府再徇私枉法，就給我把刑房（近似縣法院）官吏捆來。再賦役不公平，給我把戶房（近似縣財政局）官吏捆來。……隻要民眾按我的命令去做，不用一年，貪官汙吏就會全部轉化成賢人。為什麽呢？因為良民自己能辨別是非，奸邪難以得逞，由此就可以逼迫官員成為好官。誰敢阻擋民眾捉拿貪官汙吏，滿門抄斬！
群眾監督政策的實行情況及其效果如何？我找到的歷史記載不多，難以作出準確評估，但從零星記錄中已經可以看出，確實有一些百姓使用了這種權利並且獲得獎賞，還有一些刁難權利行使人的官吏被挖掉膝蓋甚至被處死。
朱元璋曾以洋洋得意的筆調記載了一個縣官向老百姓求饒的故事。他說，樂亭縣（今河北樂亭）的主簿（縣府三把手）汪鐸想方設法害民，擅自徵發勞役，避勞役者要交五匹絹。結果，德高望重的老人趙罕辰等34人聯合起來將其綁縛赴京。路上，又有何睿等十名“的當”人、“說事”人和“管事”人（至少有兩種為白役）翻然悔悟，改正錯誤，協助趙罕辰等人將具體執行害民政策的工房吏（統管全縣交通城建水利等工程的領導）張進等八人一併綁縛進京。走出樂亭縣四十裏後，縣主簿汪鐸求饒說：我十四歲讀書，用燈窗之勞換來了今天，你免了我這一次吧，別毀了我的前程。
五、官吏的利害計算
純粹從官僚個人的眼前利益考慮，削減白員有害，增添白員有利。
（明）正德十六年（1521），正德皇上駕崩，嘉靖皇帝即位。當時的文官首領楊廷和替皇上起草了登極詔書，痛裁白員14。87萬人，減漕糧153。2萬石。這些白員不在錦衣衛就在內監，而且來頭不小。有的人原來是宦官、有的是皇上認的幹兒子，有的是皇上直接下令升遷的“傳升”或“乞升”。可以想像，為了謀求這些美差，那十四萬人花費了多少財產和心血。詔書公布後，中外稱頌，都說新天子是聖人。
在這場運動中，新皇上撈到了聖人的聲譽，老百姓減輕了153萬石漕糧的負擔，楊廷和卻遇到了生命危險。
《明史》說，裁員之後，“失職之徒”對楊廷和恨之入骨，楊廷和上朝時，有人藏著白刃在轎旁窺伺機會。皇上聽說後，詔派百名禁卒護衛楊廷和出入。
據《萬曆野獲篇。大臣用禁卒》記載，明朝隻有馬文升和楊廷和二位用過禁軍。馬文升是弘治初年的兵部尚書（近似國防部長），他痛恨軍官冒濫，斥去軍營將校三十餘人。結果怨家引弓射入他的家門，又搜羅了他的過失，飛書射入皇宮。於是皇帝賜給馬文升錦衣衛士十二人。由此看來，裁員不僅有喪命危險，還有掉烏紗帽的危險。怨恨者搜羅裁員者的過失，寫匿名信告狀，這是常見的官場手段，而在官場混過十幾年的人，有幾個幹淨得可以經住這種挑剔？這挑剔相當於一道限製裁員資格的高門檻，偌大的官僚集團未必能挑出幾個夠資格的人。
過去大臣裁員難，如今小官裁員也同樣難。
1998年5月22日《南方周末》講了一個鎮黨委書記清退臨時工失敗的故事，大標題是《懲治腐敗裁減官員實施新政 董陽變法遭遇強敵慘敗河口》。董陽43歲，調至湖北省黃石市河口鎮當書記11個月，清退了48名臨時工。這關係到臨時工的飯碗，也關係到把臨時工塞進來的人物的臉麵。結果本鎮幹部18人聯名上書，要求將他調走，上級果然就將他調到區科技局當局長，手下有一個兵，享一份閑差。調走董陽的理由是：他是好幹部，但不是好書記。
為什麽古往今來總是這麽難呢？李昌平在《我向總理說實話》中引述了白員的一段話，其中大有深意。超編數倍的容城財政所在上級的壓力下準備裁員，被裁的人放出話來：“進容城財政所都是花了錢的，少於三五萬進不來。現在要我們走？沒門！”
我覺得這話很在理。三五萬不是小數，那是人家一生的重大投資，指望將本取利慢慢受用的投資，你說兩句話就不算了？這不是沒收土地搞土改嗎？非要沒收，你就要準備鬧一場殘酷的階級鬥爭，別指望某個階級會束手就擒，平白讓你消滅掉。提高到階級鬥爭的高度看問題，就比較容易理解馬文升和楊廷和二位前輩動用軍隊的境遇，也比較容易理解如今董陽和李昌平們的下場。在李昌平筆下，裁減容城財政所白員的努力最後不了了之；在他治下裁掉的上百人也陸續回來了，真正被擠走是他自己。
後退一步天地寬。接納白員其實是很合算的。幹部的工資由國家規定，幹多幹少都一樣。在收入固定的條件下，追求福利最大化的方式，就是減少工作量，也就是增加幫手。更何況，白員的那三五萬元的投資也是一筆可觀的外快，這是對民脂民膏搜刮權的發包費，一次性預收，或者叫事先提成。
以上談的都是官吏自身利益，沒有考慮上級和皇帝的要求，也沒有考慮法律和條例的規定。假如官吏們執法對自己有利，這個法律就不難貫徹。反之，如果執法對自己不利，既吃力又得罪人，還得不到上級的獎賞，那麽，皇上下達給官員的命令就近似一紙空文。清朝人劉愚分析四川吏治之壞，就把高官不肯真正執法限製白員說成首要原因。他說：四川吏治之壞，並不是因為官員們有多麽邪惡，關鍵是官員太多。為什麽多呢？因為違例。敢違例嗎？大官容忍這麽做。大官中沒有一人認真辦事，明知其違例也不肯處理。
為了不執行或少執行對自己不利的法令，同時又不受到上邊的怪罪，官員們發展出一套偽裝術，一套以虛文應付法令的策略。《五雜俎。事部二》這樣介紹這套通行策略：上官剛到任，必定宣布一番禁令，這是通行的套路。大體都是胥吏以老套子欺騙官員，官員假裝振刷欺騙百姓。說什麽禁止參謁、禁止饋送、禁止通關節、禁止私下攻訐、禁止常例、禁止迎送、禁止奢華、禁止左右人役需索，都是自己禁自己犯，早晨下令晚上更改。
有了這套久經考驗的偽裝術，來自法令方麵的風險也可以大大降低了。
六、百姓監督的利害計算
從理論上說，真正能阻擋逐利洪流的隻有老百姓。白員收益的源頭正是民脂民膏，隻要民眾保護好自身的血汗，滔滔江河就可能變成涓涓細流。朱元璋看出了這一點，他也寄希望於人民。
洪武十九年（1386），朱元璋寫下了一段充滿失望和希望的文字，大意是：過去我任命的那些官，都是些不才之徒，一到任就與吏員、衙役和頑惡潑皮勾結起來作弊，害了我多少良民。我想依靠官員替百姓辨別曲直，但是十九年了，還沒有見過這樣的官。今後，民間的老人和豪傑要幫助我安民。官府再徇私枉法，就給我把刑房（近似縣法院）官吏捆來。再賦役不公平，給我把戶房（近似縣財政局）官吏捆來。……隻要民眾按我的命令去做，不用一年，貪官汙吏就會全部轉化成賢人。為什麽呢？因為良民自己能辨別是非，奸邪難以得逞，由此就可以逼迫官員成為好官。誰敢阻擋民眾捉拿貪官汙吏，滿門抄斬！
群眾監督政策的實行情況及其效果如何？我找到的歷史記載不多，難以作出準確評估，但從零星記錄中已經可以看出，確實有一些百姓使用了這種權利並且獲得獎賞，還有一些刁難權利行使人的官吏被挖掉膝蓋甚至被處死。
朱元璋曾以洋洋得意的筆調記載了一個縣官向老百姓求饒的故事。他說，樂亭縣（今河北樂亭）的主簿（縣府三把手）汪鐸想方設法害民，擅自徵發勞役，避勞役者要交五匹絹。結果，德高望重的老人趙罕辰等34人聯合起來將其綁縛赴京。路上，又有何睿等十名“的當”人、“說事”人和“管事”人（至少有兩種為白役）翻然悔悟，改正錯誤，協助趙罕辰等人將具體執行害民政策的工房吏（統管全縣交通城建水利等工程的領導）張進等八人一併綁縛進京。走出樂亭縣四十裏後，縣主簿汪鐸求饒說：我十四歲讀書，用燈窗之勞換來了今天，你免了我這一次吧，別毀了我的前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