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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酬定律：中國歷史上的生存遊戲 作者：吳思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不僅教書不如當衙役，開小商店也不如。（明）西湖漁隱主人《歡喜冤家》第九回說到一個合夥開南貨店的小商人的收入，以三百兩銀子為資本，經營有方，每年可以贏利一二百兩（明朝的二百兩銀子以糧價折算約四五萬元人民幣，銀子在清朝的購買力漸趨走低，這裏不作購買力比較），而這不過是李老爹的五分之一。有了這樣的比較，我們可以想見鑽營的強度和朱元璋嚴防死守的難度。
李老爹大概是正身衙役，而且負責抓人，格外容易混好。他的地位和收入可以引來白役，卻不能代表白役。晚清退休官員李榕曾經給父母官寫信，詳細描繪差役（白役）是如何謀生的，下邊將幾段內容再抄一遍： “劍州（今四川劍閣縣）有查牌差役，或四五人，或七八人，四散於鄉，不知其差自何時，所查何事，鄉人但呼之曰查牌而已。所到之處，市鎮街坊頭人，或為具酒食，或量給盤費。臨路小店及鄉僻零星之戶，必索一餐。自道其苦差，而亦莫敢有抗之者。遇有酗酒、賭博、偷竊瓜果雞狗之賊，鄉愚不忍小忿，若輩竄入其中，橫架大題，動輒黑索拘拿，視其肥瘠而訛之，從未有事發到官者。”
這段文字介紹了三種收入：一、酒食或一餐飯。無論有事無事，工作餐已經有著落了。二、市鎮街道的首腦們支給的盤費。這是比較有保證的日常現金收入。至於當地領導如何攤派這筆錢，那是他們的事。三、訛詐酗酒、賭博和偷雞摸狗者。我們知道，抓賭至今仍是基層幹警和聯防隊員額外收入的來源。至於其他輕微犯罪，隻要竹槓敲得恰當，也可能出一筆小財。憑藉以上收入，大概可以混到溫飽和小康之間。
“近年有私磺小販由廣元趨中壩（今四川江油）花爆房，路經下寺巾子山一帶，屢為旗牌詐索，地方無賴子弟相與串通分肥。小販累向舍下泣訴，但有令其改業，慰而遣之。亦更無人焉向查牌理論者。以此，若輩之膽愈橫。”
這是攔路敲詐硫磺運銷稅。硫磺用於生產火藥和爆竹，屬於違禁品，犯者以販賣私鹽論處。有了合法傷害的依據便容易敲詐。這項收入想必更豐厚也更穩定，以至當地的“無賴子弟”也能“相與串通分肥”。無賴算什麽呢？如果查牌差役是正役，無賴就是白役。如果查牌已經屬於白役，無賴就是二級白役，就好像小牢子下邊的野牢子。無賴熟悉當地情況，可以增加查牌收入並分擔查牌的辛苦，接納他們想必是合算的。由於這些人有權合法傷害他人，百姓不敢對抗，他們的膽子也越來越大：“昨聞街坊某酒店，查牌直入，收取其壺，撞擊酒家翁，口稱：‘台尊示禁（州縣領導宣布禁令），天旱糧貴，不得煮酒熬糖。’掉臂徑去。今日下寺業酒之戶鹹來舍下，問訊煮酒究犯何法，我輩資本所關，詎能歇業？且聞查牌在鄉已詐某家錢若幹矣。”這是合法傷害權的更加主動和放肆的應用。合法傷害權，確切些應該叫“低風險傷害能力”，以強大的國家機器為後援，行使者個人承擔的成本很低，風險很小，造成傷害的能力卻很巨大。差役們找上門去，口稱奉領導之命，以禁止營業相要挾，勒索錢財。平民百姓信息不通，很難估量告狀的成本和成功率，因此，在停業、告狀和賄賂之間，三害相權取其輕，行賄是很正常的。合法傷害權的價值就是由避免傷害的費用確定的。當然，假如有辦法降低告狀的成本，比如找到請鄉紳李榕給州縣領導寫信告狀之類的便宜途徑，那麽，賄賂的數目就會被這種便宜所限製並壓低。在“三害相權取其輕”的格局中，次輕之“害”封住了合法傷害權價值的上限。
李榕最後說：“切懇台尊根查，此種差票，立與銷除，並選派幹役將查牌追攝回州，有無白役混充。轉恐若輩一類同弊：承票之始便有規費，銷票之日更有酬謝，被人訐告則以白役混充遠揚無跡為詞，如營勇（正規軍）騷擾百姓，轉以遊勇掩飾。使此害竟成痼疾，有累盛德多矣。”
通過李榕的呼籲我們進一步了解到：“差票”就是合法傷害權的憑證。差票也確實是有價格的，可以買賣的。在有差票的情況下，白役與正役的區分便不再重要，但是正役仍可以利用白役降低違法敲詐的風險：萬一被告發，他們可以推說這是白役幹的，而白役已經畏罪潛逃。我們還可以看到，即使像李榕那樣當過省級高官的鄉紳肯出麵告狀，他們照樣缺乏可靠的製約機製，隻能指望縣太爺的良心和榮譽感。假如他的榮譽感不強，差票的價值應該有望提高。
李榕在此透露了“差票”交易的過程：承票時有一次付費，那叫“規費”。銷票時還有一次付費，名曰“酬謝”。
差票的發放程序常規是這樣的：先由書吏草擬一稿，寫上原告、被告姓名，被傳人姓名，案由，執行衙役姓名、人數，發票日期、有效日期等，官員過目後由刑房書吏填寫，再由縣典史或州吏目簽發，最後由州縣官拿硃筆在被傳人的名字上點一下確認。民諺說：“堂上一點朱，民間千點血”，指的就是這一點。執行衙役拿到票後，轉讓就可以進行了。在這種交易中，買賣的究竟是什麽呢？我覺得出售者很像出租土地的二地主或三地主，他們靠票（合法傷害權）的占有權掙錢；而購買者則相當於佃戶，他們靠合法傷害權的使用權掙錢。假如正役的“土地”多，忙不過來，或者比較富裕，懶得跑腿搜刮，他們就可以租給白役去耕種收割。
現在我們大體知道當白役的成本和收益了。買差票的錢是直接成本，敲詐勒索的錢財和酒食是直接收益。
我說“直接成本”，意思是還有別的成本，至少還有機會成本。為什麽鄉鎮無賴熱心參與此事？因為他們反正沒有正經事，機會成本很低。那麽，農閑時節廣大貧下中農的機會成本接近零，他們會熱心參與嗎？以收入而論，貧下中農難得吃一頓酒肉，掙錢也不如白役多，但是老實巴交的人不善敲詐勒索，良心太敏感的人不忍敲詐勒索，孤陋寡聞的人缺乏爭購差票的機會，這些精神、心理和信息方麵的成本也限製了眾人的進入。比較起來，流氓無產者的優勢更加明顯，他們是白役的後備軍。
假如我想進一步，直接當二地主或三地主，成為直接從官吏手裏接票的正役，或者更進一步當個地主，當個填票寫票簽票的官吏，那價錢就高多了。這筆錢叫“頂首錢”或“頂頭銀”。
明朝書吏的頂頭銀一般要三四十兩，多者百餘兩。京師衙門書吏的價格更高，要數百兩。數額最大的是兩淮鹽政，據明末陳仁錫《無夢園初集。九邊鹽法》稱，鹽院書吏一名，頂首銀一萬兩。鹽道書辦八千兩。廣盈科頂首銀二千兩。其他房科，最少亦四五百兩 。以糧食價格折算，一百兩銀子大概相當於人民幣三萬左右。如今一個財政所（戶房書吏）的名額大體也是這個價錢 。
明末清初一畝糧田不過賣三五兩銀子，上述許多“缺”的價格已經夠買塊土地安身立命了。在古人的心目中，“缺”的交易與土地交易並無本質不同。“缺”有肥瘦正如田有肥瘦。缺有“缺主”正如地有“地主”。缺有“缺底”，正如農田也分“田底”（所有權）和“田麵”（佃戶使用權）。地可以出租，“缺”也可以出租。細細想來，古人的想法大有道理。土地所有權是稀有資源，合法傷害權也是稀有資源，而且是確保其他資源如何分配的基礎性資源，堪稱第一資源。
李老爹大概是正身衙役，而且負責抓人，格外容易混好。他的地位和收入可以引來白役，卻不能代表白役。晚清退休官員李榕曾經給父母官寫信，詳細描繪差役（白役）是如何謀生的，下邊將幾段內容再抄一遍： “劍州（今四川劍閣縣）有查牌差役，或四五人，或七八人，四散於鄉，不知其差自何時，所查何事，鄉人但呼之曰查牌而已。所到之處，市鎮街坊頭人，或為具酒食，或量給盤費。臨路小店及鄉僻零星之戶，必索一餐。自道其苦差，而亦莫敢有抗之者。遇有酗酒、賭博、偷竊瓜果雞狗之賊，鄉愚不忍小忿，若輩竄入其中，橫架大題，動輒黑索拘拿，視其肥瘠而訛之，從未有事發到官者。”
這段文字介紹了三種收入：一、酒食或一餐飯。無論有事無事，工作餐已經有著落了。二、市鎮街道的首腦們支給的盤費。這是比較有保證的日常現金收入。至於當地領導如何攤派這筆錢，那是他們的事。三、訛詐酗酒、賭博和偷雞摸狗者。我們知道，抓賭至今仍是基層幹警和聯防隊員額外收入的來源。至於其他輕微犯罪，隻要竹槓敲得恰當，也可能出一筆小財。憑藉以上收入，大概可以混到溫飽和小康之間。
“近年有私磺小販由廣元趨中壩（今四川江油）花爆房，路經下寺巾子山一帶，屢為旗牌詐索，地方無賴子弟相與串通分肥。小販累向舍下泣訴，但有令其改業，慰而遣之。亦更無人焉向查牌理論者。以此，若輩之膽愈橫。”
這是攔路敲詐硫磺運銷稅。硫磺用於生產火藥和爆竹，屬於違禁品，犯者以販賣私鹽論處。有了合法傷害的依據便容易敲詐。這項收入想必更豐厚也更穩定，以至當地的“無賴子弟”也能“相與串通分肥”。無賴算什麽呢？如果查牌差役是正役，無賴就是白役。如果查牌已經屬於白役，無賴就是二級白役，就好像小牢子下邊的野牢子。無賴熟悉當地情況，可以增加查牌收入並分擔查牌的辛苦，接納他們想必是合算的。由於這些人有權合法傷害他人，百姓不敢對抗，他們的膽子也越來越大：“昨聞街坊某酒店，查牌直入，收取其壺，撞擊酒家翁，口稱：‘台尊示禁（州縣領導宣布禁令），天旱糧貴，不得煮酒熬糖。’掉臂徑去。今日下寺業酒之戶鹹來舍下，問訊煮酒究犯何法，我輩資本所關，詎能歇業？且聞查牌在鄉已詐某家錢若幹矣。”這是合法傷害權的更加主動和放肆的應用。合法傷害權，確切些應該叫“低風險傷害能力”，以強大的國家機器為後援，行使者個人承擔的成本很低，風險很小，造成傷害的能力卻很巨大。差役們找上門去，口稱奉領導之命，以禁止營業相要挾，勒索錢財。平民百姓信息不通，很難估量告狀的成本和成功率，因此，在停業、告狀和賄賂之間，三害相權取其輕，行賄是很正常的。合法傷害權的價值就是由避免傷害的費用確定的。當然，假如有辦法降低告狀的成本，比如找到請鄉紳李榕給州縣領導寫信告狀之類的便宜途徑，那麽，賄賂的數目就會被這種便宜所限製並壓低。在“三害相權取其輕”的格局中，次輕之“害”封住了合法傷害權價值的上限。
李榕最後說：“切懇台尊根查，此種差票，立與銷除，並選派幹役將查牌追攝回州，有無白役混充。轉恐若輩一類同弊：承票之始便有規費，銷票之日更有酬謝，被人訐告則以白役混充遠揚無跡為詞，如營勇（正規軍）騷擾百姓，轉以遊勇掩飾。使此害竟成痼疾，有累盛德多矣。”
通過李榕的呼籲我們進一步了解到：“差票”就是合法傷害權的憑證。差票也確實是有價格的，可以買賣的。在有差票的情況下，白役與正役的區分便不再重要，但是正役仍可以利用白役降低違法敲詐的風險：萬一被告發，他們可以推說這是白役幹的，而白役已經畏罪潛逃。我們還可以看到，即使像李榕那樣當過省級高官的鄉紳肯出麵告狀，他們照樣缺乏可靠的製約機製，隻能指望縣太爺的良心和榮譽感。假如他的榮譽感不強，差票的價值應該有望提高。
李榕在此透露了“差票”交易的過程：承票時有一次付費，那叫“規費”。銷票時還有一次付費，名曰“酬謝”。
差票的發放程序常規是這樣的：先由書吏草擬一稿，寫上原告、被告姓名，被傳人姓名，案由，執行衙役姓名、人數，發票日期、有效日期等，官員過目後由刑房書吏填寫，再由縣典史或州吏目簽發，最後由州縣官拿硃筆在被傳人的名字上點一下確認。民諺說：“堂上一點朱，民間千點血”，指的就是這一點。執行衙役拿到票後，轉讓就可以進行了。在這種交易中，買賣的究竟是什麽呢？我覺得出售者很像出租土地的二地主或三地主，他們靠票（合法傷害權）的占有權掙錢；而購買者則相當於佃戶，他們靠合法傷害權的使用權掙錢。假如正役的“土地”多，忙不過來，或者比較富裕，懶得跑腿搜刮，他們就可以租給白役去耕種收割。
現在我們大體知道當白役的成本和收益了。買差票的錢是直接成本，敲詐勒索的錢財和酒食是直接收益。
我說“直接成本”，意思是還有別的成本，至少還有機會成本。為什麽鄉鎮無賴熱心參與此事？因為他們反正沒有正經事，機會成本很低。那麽，農閑時節廣大貧下中農的機會成本接近零，他們會熱心參與嗎？以收入而論，貧下中農難得吃一頓酒肉，掙錢也不如白役多，但是老實巴交的人不善敲詐勒索，良心太敏感的人不忍敲詐勒索，孤陋寡聞的人缺乏爭購差票的機會，這些精神、心理和信息方麵的成本也限製了眾人的進入。比較起來，流氓無產者的優勢更加明顯，他們是白役的後備軍。
假如我想進一步，直接當二地主或三地主，成為直接從官吏手裏接票的正役，或者更進一步當個地主，當個填票寫票簽票的官吏，那價錢就高多了。這筆錢叫“頂首錢”或“頂頭銀”。
明朝書吏的頂頭銀一般要三四十兩，多者百餘兩。京師衙門書吏的價格更高，要數百兩。數額最大的是兩淮鹽政，據明末陳仁錫《無夢園初集。九邊鹽法》稱，鹽院書吏一名，頂首銀一萬兩。鹽道書辦八千兩。廣盈科頂首銀二千兩。其他房科，最少亦四五百兩 。以糧食價格折算，一百兩銀子大概相當於人民幣三萬左右。如今一個財政所（戶房書吏）的名額大體也是這個價錢 。
明末清初一畝糧田不過賣三五兩銀子，上述許多“缺”的價格已經夠買塊土地安身立命了。在古人的心目中，“缺”的交易與土地交易並無本質不同。“缺”有肥瘦正如田有肥瘦。缺有“缺主”正如地有“地主”。缺有“缺底”，正如農田也分“田底”（所有權）和“田麵”（佃戶使用權）。地可以出租，“缺”也可以出租。細細想來，古人的想法大有道理。土地所有權是稀有資源，合法傷害權也是稀有資源，而且是確保其他資源如何分配的基礎性資源，堪稱第一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