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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酬定律：中國歷史上的生存遊戲 作者：吳思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二、朱元璋的發現
洪武十九年（1386年），鬆江府的吏卒違法害民，都察院窮追根由，揭露出一個特殊群體。
都察院近似如今的監察部。鬆江府位於今日的上海市鬆江縣，下轄上海縣和華亭縣。 如果以當政年頭計算，洪武十九年相當於共和國的1968年，正是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的年代。明朝的開國皇帝朱元璋幹勁十足，試圖建立一個幹淨的社會，在審案子的時候講究“瓜蔓抄”，刑訊逼供，內查外調，最多時一個瓜竟能牽扯出兩萬多個大瓜小瓜。這次在鬆江府順藤摸瓜，又牽扯到蘇州府，結果發現了一個2871人的害民集團。
朱元璋詳細描寫了這個發現。他說，鬆江府有一批不務正業的人，專門依附衙門裏的役吏皂隸，借官府之威害民。這些人自稱小牢子、野牢子、直司、主文、小官、幫虎，僅鬆江一府就有1350名，蘇州府還有1521名。
朱元璋說，這些人不知農民的艱辛，農忙時下鄉生事。芒種正是栽種季節，他們拿著官府批文找到農民，從水車上把人鎖下來，或者從農民手裏奪下秧苗，鎖人出田。
朱元璋還詳細剖析了“牢子”（近似如今的獄警）職位上的貓膩。朱元璋說，牢子分三等，有正牢子、小牢子和野牢子。正牢子是編製內的正役，小牢子和野牢子都是不務正業之徒，這樣的人僅鬆江府就有九百餘名。
皂隸（衙門內的差役，近似如今的法警和刑警）的職位上也有貓膩。編製外的皂隸叫“小弓兵”和“直司”。小弓兵大概相當於皂隸職位上的臨時工，“直司”的地位排在小弓兵之後，可能屬於二等臨時工。當時的政府工作人員似乎也像如今一樣，位子坐穩當了，就想把髒活累活交給臨時工做。臨時工幹久了，位子也坐穩了，又會招徠和支使二等臨時工，同一職位上就可以形成三個等級。
正吏的職位上也有編外人員，朱元璋提到過“主文”和“寫發”。我無法確定這些人的數目和身份等級，但從清代巴縣檔案看來，同一職位上也存在三個等級。四川巴縣的正吏（典吏）不過15名，一等臨時工（半正式工）“經書”常有200多人，二等臨時工“清書”和“小書”是經書的徒弟，統稱白書，數目與師傅相近。
朱元璋說，這些人不務士、農、工、商這四項正業，也就是說，不屬於上述四大社會集團。那他們屬於什麽集團呢？朱元璋將他們統稱為“幫閑在官”之徒。這個“閑”字用得好。本來官吏和衙役集團已經滿額了，日子過得頗閑在，他們偏要去幫。不過“幫閑”二字在明朝以前已經有主了，專指那些幫助闊人消閑的門客，朱元璋創造的術語未能普及。
朱元璋逮捕了這個害民集團的2871人，但他認為並沒有抓幹淨。據他估計，“若必欲搜索其盡，每府不下二千人。”
明朝初年鬆江一府二縣，不過三個衙門，如此平均下來每個衙門就有六七百位白員。明朝一個縣的正式官員不過四五位，再加上十幾位吏，縣級衙門的“經製”名額不過二十左右，此外還有約二百名額設衙役 ，而“幫閑在官”的人竟然超過這個數字的三倍。
顧炎武說“一役而恆六七人共之”，說的是明末。明初吏治森嚴，腐敗不那麽嚴重，白員為正員的三倍。我在李昌平《我向總理說實話》一書中看到，2000年，湖北監利縣容城財政所的正式編製為30多人，實際工作人員140多人，編外人員是編內人員的三四倍。 不如明初，卻好於明末。
三、趕盡殺絕
麵對白員集團，朱元璋的反應極為兇狠，殺手疊出。
朱元璋說，竟有官員敢在朝廷法令之外巧立名目，起用閑民當“幹辦”和“的當”。官員擅自起名，閑民擅自承當，這是亂政壞法，罪當處斬。今後捉拿進京，官員和閑民一概斬首於市。
沒過多久，朱元璋就覺得僅僅砍當事人的腦袋不解氣了。他說：如今的官府故意違反法律，濫設無藉之徒。這些人自稱“的當”、“幹辦”、“管幹”，出入城市鄉村，禍害百姓比虎狼還厲害。……今後再有敢這麽幹的，“的當”本人、“管幹”本人、“幹辦”本人，連同政府官吏，族誅。
滅族？滅族。《大明律。吏律。濫設官吏》規定，對濫設編外人員的官吏，最重處罰是杖一百、徒三年。明朝立法嚴酷，已經比唐朝規定的徒刑增加了一年。至於鑽營濫充者，《大明律》規定杖一百、遷徒。容留（錯誤輕於濫設）濫充者的官吏，最多杖一百，不判徒刑。朱元璋竟不加區別，一概滿門抄斬。
朱元璋不僅立下嚴刑酷法，還發動群眾保障實施。
《大誥續編。吏卒額榜第十四》規定：今後，各省、府、州、縣衙門的官員，必須把應役皂隸的名額張榜公告，讓民眾知道。公告最後還必須聲明：“除榜上有名外，餘有假以衙門名色，稱皂隸、稱簿書者，諸人擒拿赴京。”為了鼓勵百姓替他捉拿白員，朱元璋懸下重賞：“所在鄉村，吾良民豪傑者、高年者，共議擒此之徒，赴京受賞。若擒‘的當’人一名，‘幹辦’人一名，‘管幹’人一名，見一名賞鈔二十錠。的不虛示。”
洪武十八年的二十錠等於一百貫錢，如果不考慮次年出現的通貨膨脹，這筆錢可以買到七八千斤大米，價值六七千元人民幣，似乎比務農的收益高。
後來朱元璋又提高了賞格。《大誥續編。閑民同惡第六十二》規定：閑民私下擅稱名色，與官吏共同禍害老百姓的，族誅。如果被害人告發，將犯人的家產賞給首告人。有關官員淩遲處死。
《大誥》是朱元璋親自處理的各類案例的彙編，其地位相當於“文革”或“嚴打”時期的暫行法規。《大誥》像《毛主席語錄》那樣發行全國，朱元璋要求人人學《大誥》，家家戶戶有《大誥》，這就在全國城鄉撒下了天羅地網。
如果把這種局麵比喻為一盤棋，那麽，延續千年的棋局上出現了朱元璋的新殺著。除了皇帝之外，對局者還有白員集團、百姓和官吏集團，且看他們如何動作。
四、當白員的利害計算
知道了在衙門“鑽營濫充”的法律風險，還應該理解鑽營的實際好處。
《儒林外史》開篇就寫到幾位衙役，百姓尊稱其為“老爹”，能和他們一起喝回酒，便是值得炫耀的光榮。他們的真實收入，據《儒林外史》第二回對一位快班衙役（近似刑警）的介紹：“李老爹這幾年在新任老爺手裏著實跑起來了，怕不一年要尋千把銀子！隻是他老人家好賭，不如西班黃老爹，當初也在這些事裏玩耍，這幾年成了正果，家裏的房子蓋得像天宮一般，好不熱鬧！”
與此對照，這一回說到教書先生的收入，每年的館金不過十二兩銀子。李老爹一年的進項，頂教書先生的83年。這並非特例。據統計，清朝四川巴縣典吏的平均年收入超過一千兩白銀，巴縣差役的平均收入也在一千兩左右 。按說，三班衙役的名義收入從六七兩到十二兩不等，未必比得上教書先生，但他們有機會撈外快。
洪武十九年（1386年），鬆江府的吏卒違法害民，都察院窮追根由，揭露出一個特殊群體。
都察院近似如今的監察部。鬆江府位於今日的上海市鬆江縣，下轄上海縣和華亭縣。 如果以當政年頭計算，洪武十九年相當於共和國的1968年，正是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的年代。明朝的開國皇帝朱元璋幹勁十足，試圖建立一個幹淨的社會，在審案子的時候講究“瓜蔓抄”，刑訊逼供，內查外調，最多時一個瓜竟能牽扯出兩萬多個大瓜小瓜。這次在鬆江府順藤摸瓜，又牽扯到蘇州府，結果發現了一個2871人的害民集團。
朱元璋詳細描寫了這個發現。他說，鬆江府有一批不務正業的人，專門依附衙門裏的役吏皂隸，借官府之威害民。這些人自稱小牢子、野牢子、直司、主文、小官、幫虎，僅鬆江一府就有1350名，蘇州府還有1521名。
朱元璋說，這些人不知農民的艱辛，農忙時下鄉生事。芒種正是栽種季節，他們拿著官府批文找到農民，從水車上把人鎖下來，或者從農民手裏奪下秧苗，鎖人出田。
朱元璋還詳細剖析了“牢子”（近似如今的獄警）職位上的貓膩。朱元璋說，牢子分三等，有正牢子、小牢子和野牢子。正牢子是編製內的正役，小牢子和野牢子都是不務正業之徒，這樣的人僅鬆江府就有九百餘名。
皂隸（衙門內的差役，近似如今的法警和刑警）的職位上也有貓膩。編製外的皂隸叫“小弓兵”和“直司”。小弓兵大概相當於皂隸職位上的臨時工，“直司”的地位排在小弓兵之後，可能屬於二等臨時工。當時的政府工作人員似乎也像如今一樣，位子坐穩當了，就想把髒活累活交給臨時工做。臨時工幹久了，位子也坐穩了，又會招徠和支使二等臨時工，同一職位上就可以形成三個等級。
正吏的職位上也有編外人員，朱元璋提到過“主文”和“寫發”。我無法確定這些人的數目和身份等級，但從清代巴縣檔案看來，同一職位上也存在三個等級。四川巴縣的正吏（典吏）不過15名，一等臨時工（半正式工）“經書”常有200多人，二等臨時工“清書”和“小書”是經書的徒弟，統稱白書，數目與師傅相近。
朱元璋說，這些人不務士、農、工、商這四項正業，也就是說，不屬於上述四大社會集團。那他們屬於什麽集團呢？朱元璋將他們統稱為“幫閑在官”之徒。這個“閑”字用得好。本來官吏和衙役集團已經滿額了，日子過得頗閑在，他們偏要去幫。不過“幫閑”二字在明朝以前已經有主了，專指那些幫助闊人消閑的門客，朱元璋創造的術語未能普及。
朱元璋逮捕了這個害民集團的2871人，但他認為並沒有抓幹淨。據他估計，“若必欲搜索其盡，每府不下二千人。”
明朝初年鬆江一府二縣，不過三個衙門，如此平均下來每個衙門就有六七百位白員。明朝一個縣的正式官員不過四五位，再加上十幾位吏，縣級衙門的“經製”名額不過二十左右，此外還有約二百名額設衙役 ，而“幫閑在官”的人竟然超過這個數字的三倍。
顧炎武說“一役而恆六七人共之”，說的是明末。明初吏治森嚴，腐敗不那麽嚴重，白員為正員的三倍。我在李昌平《我向總理說實話》一書中看到，2000年，湖北監利縣容城財政所的正式編製為30多人，實際工作人員140多人，編外人員是編內人員的三四倍。 不如明初，卻好於明末。
三、趕盡殺絕
麵對白員集團，朱元璋的反應極為兇狠，殺手疊出。
朱元璋說，竟有官員敢在朝廷法令之外巧立名目，起用閑民當“幹辦”和“的當”。官員擅自起名，閑民擅自承當，這是亂政壞法，罪當處斬。今後捉拿進京，官員和閑民一概斬首於市。
沒過多久，朱元璋就覺得僅僅砍當事人的腦袋不解氣了。他說：如今的官府故意違反法律，濫設無藉之徒。這些人自稱“的當”、“幹辦”、“管幹”，出入城市鄉村，禍害百姓比虎狼還厲害。……今後再有敢這麽幹的，“的當”本人、“管幹”本人、“幹辦”本人，連同政府官吏，族誅。
滅族？滅族。《大明律。吏律。濫設官吏》規定，對濫設編外人員的官吏，最重處罰是杖一百、徒三年。明朝立法嚴酷，已經比唐朝規定的徒刑增加了一年。至於鑽營濫充者，《大明律》規定杖一百、遷徒。容留（錯誤輕於濫設）濫充者的官吏，最多杖一百，不判徒刑。朱元璋竟不加區別，一概滿門抄斬。
朱元璋不僅立下嚴刑酷法，還發動群眾保障實施。
《大誥續編。吏卒額榜第十四》規定：今後，各省、府、州、縣衙門的官員，必須把應役皂隸的名額張榜公告，讓民眾知道。公告最後還必須聲明：“除榜上有名外，餘有假以衙門名色，稱皂隸、稱簿書者，諸人擒拿赴京。”為了鼓勵百姓替他捉拿白員，朱元璋懸下重賞：“所在鄉村，吾良民豪傑者、高年者，共議擒此之徒，赴京受賞。若擒‘的當’人一名，‘幹辦’人一名，‘管幹’人一名，見一名賞鈔二十錠。的不虛示。”
洪武十八年的二十錠等於一百貫錢，如果不考慮次年出現的通貨膨脹，這筆錢可以買到七八千斤大米，價值六七千元人民幣，似乎比務農的收益高。
後來朱元璋又提高了賞格。《大誥續編。閑民同惡第六十二》規定：閑民私下擅稱名色，與官吏共同禍害老百姓的，族誅。如果被害人告發，將犯人的家產賞給首告人。有關官員淩遲處死。
《大誥》是朱元璋親自處理的各類案例的彙編，其地位相當於“文革”或“嚴打”時期的暫行法規。《大誥》像《毛主席語錄》那樣發行全國，朱元璋要求人人學《大誥》，家家戶戶有《大誥》，這就在全國城鄉撒下了天羅地網。
如果把這種局麵比喻為一盤棋，那麽，延續千年的棋局上出現了朱元璋的新殺著。除了皇帝之外，對局者還有白員集團、百姓和官吏集團，且看他們如何動作。
四、當白員的利害計算
知道了在衙門“鑽營濫充”的法律風險，還應該理解鑽營的實際好處。
《儒林外史》開篇就寫到幾位衙役，百姓尊稱其為“老爹”，能和他們一起喝回酒，便是值得炫耀的光榮。他們的真實收入，據《儒林外史》第二回對一位快班衙役（近似刑警）的介紹：“李老爹這幾年在新任老爺手裏著實跑起來了，怕不一年要尋千把銀子！隻是他老人家好賭，不如西班黃老爹，當初也在這些事裏玩耍，這幾年成了正果，家裏的房子蓋得像天宮一般，好不熱鬧！”
與此對照，這一回說到教書先生的收入，每年的館金不過十二兩銀子。李老爹一年的進項，頂教書先生的83年。這並非特例。據統計，清朝四川巴縣典吏的平均年收入超過一千兩白銀，巴縣差役的平均收入也在一千兩左右 。按說，三班衙役的名義收入從六七兩到十二兩不等，未必比得上教書先生，但他們有機會撈外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