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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酬定律：中國歷史上的生存遊戲 作者：吳思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這些入廒錢順風米之類的花樣，就是禁革前農民每年多付的漕規。
這塊石碑上還點出了官員與胥吏分肥的五種花樣，禁止官員向“漕總記書”索取好處：“本官不許勒取朱價、贄禮、冊費、隨禮、門包等項。……倘印官婪收規禮，縱容o弊，定行嚴參治罪。”（注2）
在抄錄這些碑文的時候，我似乎能體會到立碑者的苦衷。經過數百年的博弈，誰輸誰贏早已見了分曉，各個群體利害相製，摸索出了一套各自相安的規矩。百姓應該出多少血，各級官員胥吏應該分多少利，彼此形成默契，構成了穩定的均衡狀態，形格勢禁，改動非常之難。這六塊碑本身就證明了改動之難。如果立碑真能解決問題，何必立上六塊？而且碑文所禁革的一些條目居然百年不變，甚至不肯改頭換麵換個新名字。
在我當時的想像中，這六塊碑就好像威嚴的皇上，肅穆地屹立在那裏。如果大家願意理睬他，他就是極其令人尊敬的。如果大家不理他，糊弄他，他就變成一塊石頭，又瞎又聾，動也不動。我甚至想專門寫寫這六塊碑，追究一下它們所代表的東西是如何成為冤大頭的。但是我又有一些疑惑：如果說這些石碑不管用，人們為什麽還要一立再立？這是拉鋸戰的結果嗎？沽名釣譽的企圖嗎？難道真的一點用處也沒有嗎？
看到“漕口”的謀生方式之後，我認識到石碑上麵的正式規則至少有一種用處：它顯示了漕規的不合法。這是潛規則分配體係的一個大把柄，“漕口”機敏地抓住了這個把柄，並且藉此安身立命。
三、漕口和白頸
漕口是由“刁衿劣監”組成的。“青衿”和“監生”泛指一群“生員”級別的讀書人，俗稱秀才。這些人年齡差別很大，從十幾歲的孩子，到六十歲的老人，隻要考入府州縣的國立學校就算數。入學後，每天聽點名，在學官的教諭和訓導下準備考舉人。這些人收入微薄，正式在編的有一點廩膳（學生夥食費），大概每天兩升米的樣子。編外生連這點收入也沒有。
在童生——生員——舉人——進士的功名金字塔上，“刁衿劣監”位於倒數第二級。如果不能來個“範進中舉”，他們幾乎沒有謀求官職的機會。老百姓早就嗅出了他們身上的窮酸氣，給他們起了“窮酸秀才”之類難聽的名字。這種窮苦地位註定了漕規這塊肥肉對他們的吸引力，也鼓勵著他們的“刁”和“劣”。
“刁衿劣監”擁有平頭百姓所缺乏的優勢。其一，他們讀書識字，了解朝廷的法規。其二，他們生活在基層，經常與官吏交往，經常聚集在州縣學校裏交流議論，知道官吏們違法分肥的內幕。其三，他們與更高級別的官員往往有私人關係，可以通過他們向上反映情況，至少可以自己“砌詞控告”。其四，他們已經進入吃官飯的隊伍，擁有比平民更多的權利，不那麽怕見官。而官吏要收拾他們，又難免驚動“教委”（學政）係統，不像收拾百姓那麽容易。其五，他們人多集中，就好像現在的大學生一樣，很容易通過集體行動分擔風險，增強力量，暗害一兩個人並不能解決問題。
總之，漕口熟悉信息通道，擁有信息優勢，他們是一張可以傷害漕規的嘴。意識到這些，就可以領會“漕口”二字的貼切和傳神。
這種合法的、低風險低成本的傷害能力價值幾何呢？根據駱秉章的描述，漕口每人索費數十兩、百兩。我們假定平均索費為五十兩。當時一戶中農的年收入不過價值二三十兩，僅憑這項收入，漕口竟可以養家餬口，過上頗為體麵的生活了。漕口靠嘴掙錢，掙到的正是堵嘴的錢。
駱秉章說，多的時候，各縣漕口的人數可至數十。假如他們的分肥要求不能得逞，便會採取三種對策：一、阻撓農戶完納漕糧；二、赴上司衙門控告；三、聚眾闖入衙署，毆打官吏，釀成事端。
上訪告狀的策略是在意料之中的，不必多說。而發動群眾抗糧和衝擊官府毆打幹部均屬重罪，使用起來驚險萬分，特別需要拿捏好分寸。這個分寸就是：要讓分享漕規的既得利益集團認識到，如果他們不肯與漕口分肥，自己就別想繼續吃肉。事情鬧大了，鬧到上級不得不介入，不得不公事公辦的程度，漕口固然要吃虧，而既得利益集團吃虧更大，損失將遠遠超過漕口索取的那幾百兩銀子。兩害相權取其輕，還不如及時讓步。正因為算準了讓步是漕規利益集團最終的合理策略，漕口才敢鋌而走險。
“漕口”是湖南人的叫法。據周育民先生說，漕口在江蘇叫“白頸”。兩江總督陶澍（1779-1839）在《嚴禁衿棍包漕橫索陋規附片》說，有一種“米無升合，而白食漕規自數十兩至百兩者。人數最多之處，生監或至三四百名，漕規竟有二三萬兩，實駭聽聞。”（注3）
這段話進一步證明：漕口這個社會集團普遍存在，漕口集團的規模頗為可觀，集團分取的資源已經不是小數。
三、次級物種
漕糧的陋規滋養了一個龐大的利益集團，就如同牛羊之類的食草動物滋養了虎狼之類的食肉動物。這並不是我杜撰的比喻。晚清思想家魏源（1794-1857）說：“崇陽圜萬山中，胥役虎而冠。凡下鄉催征漕米，久魚肉其民。”（注4）
他把勒索漕規的胥役比喻為戴著帽子的老虎，下鄉催糧就是去吃農民的肉。“戴著帽子的老虎”這個比喻形象生動，似乎魏源明確意識到這種食肉動物與食草動物的根本區別。他們所吃的食物不同，生存技能不同，在食物鏈中的位置也不同，確實是兩個物種。
順著這個比喻想下去，漕口屬於什麽動物呢？道光七年（1827年），最高領導給出了定性。皇上說，由於州縣找藉口需索百姓，“刁紳劣衿因得持其短長，有所挾製”（注5）。皇上明察，看出漕口以食肉動物為食，在食物鏈中處於更高的位置。這有點像虱子和蚊子，但虱子和蚊子不僅吸虎狼的血，也吸牛羊的血，而漕口卻以虎狼的血為主要食品。自然界的進化精彩紛呈，有了動物還會有專門麻痹它們神經的毒物，毒物之後還會進化出善於解毒的以毒物為食的動物，如此軍備競賽不斷升級，生態體係也日趨複雜豐富，每個生態位上最終都會出現一個物種，可以充分利用那個位置上的資源流和能量流。我們的老大帝國歷史悠久，社會生態的進化水平傲視全球。這個生態體係既然產生了肥碩的食肉物種，就難免產生吃他們的次級物種。
四、白規的疆界
作為一套潛規則體係，漕規私下劃分了官吏集團、漕幫和農民集團的利益疆界，安排了官吏集團內部的分肥次序和分額。那麽，經過反覆較量，在漕口與官吏集團之間確立的利益再分配方案，又屬於什麽“規”呢？我們的祖先把這稱為“白規”。《清朝續文獻通考》卷二，田賦考二中有這樣一句話：“刁劣紳衿，挾製官吏，索取白規。”（注6）
這塊石碑上還點出了官員與胥吏分肥的五種花樣，禁止官員向“漕總記書”索取好處：“本官不許勒取朱價、贄禮、冊費、隨禮、門包等項。……倘印官婪收規禮，縱容o弊，定行嚴參治罪。”（注2）
在抄錄這些碑文的時候，我似乎能體會到立碑者的苦衷。經過數百年的博弈，誰輸誰贏早已見了分曉，各個群體利害相製，摸索出了一套各自相安的規矩。百姓應該出多少血，各級官員胥吏應該分多少利，彼此形成默契，構成了穩定的均衡狀態，形格勢禁，改動非常之難。這六塊碑本身就證明了改動之難。如果立碑真能解決問題，何必立上六塊？而且碑文所禁革的一些條目居然百年不變，甚至不肯改頭換麵換個新名字。
在我當時的想像中，這六塊碑就好像威嚴的皇上，肅穆地屹立在那裏。如果大家願意理睬他，他就是極其令人尊敬的。如果大家不理他，糊弄他，他就變成一塊石頭，又瞎又聾，動也不動。我甚至想專門寫寫這六塊碑，追究一下它們所代表的東西是如何成為冤大頭的。但是我又有一些疑惑：如果說這些石碑不管用，人們為什麽還要一立再立？這是拉鋸戰的結果嗎？沽名釣譽的企圖嗎？難道真的一點用處也沒有嗎？
看到“漕口”的謀生方式之後，我認識到石碑上麵的正式規則至少有一種用處：它顯示了漕規的不合法。這是潛規則分配體係的一個大把柄，“漕口”機敏地抓住了這個把柄，並且藉此安身立命。
三、漕口和白頸
漕口是由“刁衿劣監”組成的。“青衿”和“監生”泛指一群“生員”級別的讀書人，俗稱秀才。這些人年齡差別很大，從十幾歲的孩子，到六十歲的老人，隻要考入府州縣的國立學校就算數。入學後，每天聽點名，在學官的教諭和訓導下準備考舉人。這些人收入微薄，正式在編的有一點廩膳（學生夥食費），大概每天兩升米的樣子。編外生連這點收入也沒有。
在童生——生員——舉人——進士的功名金字塔上，“刁衿劣監”位於倒數第二級。如果不能來個“範進中舉”，他們幾乎沒有謀求官職的機會。老百姓早就嗅出了他們身上的窮酸氣，給他們起了“窮酸秀才”之類難聽的名字。這種窮苦地位註定了漕規這塊肥肉對他們的吸引力，也鼓勵著他們的“刁”和“劣”。
“刁衿劣監”擁有平頭百姓所缺乏的優勢。其一，他們讀書識字，了解朝廷的法規。其二，他們生活在基層，經常與官吏交往，經常聚集在州縣學校裏交流議論，知道官吏們違法分肥的內幕。其三，他們與更高級別的官員往往有私人關係，可以通過他們向上反映情況，至少可以自己“砌詞控告”。其四，他們已經進入吃官飯的隊伍，擁有比平民更多的權利，不那麽怕見官。而官吏要收拾他們，又難免驚動“教委”（學政）係統，不像收拾百姓那麽容易。其五，他們人多集中，就好像現在的大學生一樣，很容易通過集體行動分擔風險，增強力量，暗害一兩個人並不能解決問題。
總之，漕口熟悉信息通道，擁有信息優勢，他們是一張可以傷害漕規的嘴。意識到這些，就可以領會“漕口”二字的貼切和傳神。
這種合法的、低風險低成本的傷害能力價值幾何呢？根據駱秉章的描述，漕口每人索費數十兩、百兩。我們假定平均索費為五十兩。當時一戶中農的年收入不過價值二三十兩，僅憑這項收入，漕口竟可以養家餬口，過上頗為體麵的生活了。漕口靠嘴掙錢，掙到的正是堵嘴的錢。
駱秉章說，多的時候，各縣漕口的人數可至數十。假如他們的分肥要求不能得逞，便會採取三種對策：一、阻撓農戶完納漕糧；二、赴上司衙門控告；三、聚眾闖入衙署，毆打官吏，釀成事端。
上訪告狀的策略是在意料之中的，不必多說。而發動群眾抗糧和衝擊官府毆打幹部均屬重罪，使用起來驚險萬分，特別需要拿捏好分寸。這個分寸就是：要讓分享漕規的既得利益集團認識到，如果他們不肯與漕口分肥，自己就別想繼續吃肉。事情鬧大了，鬧到上級不得不介入，不得不公事公辦的程度，漕口固然要吃虧，而既得利益集團吃虧更大，損失將遠遠超過漕口索取的那幾百兩銀子。兩害相權取其輕，還不如及時讓步。正因為算準了讓步是漕規利益集團最終的合理策略，漕口才敢鋌而走險。
“漕口”是湖南人的叫法。據周育民先生說，漕口在江蘇叫“白頸”。兩江總督陶澍（1779-1839）在《嚴禁衿棍包漕橫索陋規附片》說，有一種“米無升合，而白食漕規自數十兩至百兩者。人數最多之處，生監或至三四百名，漕規竟有二三萬兩，實駭聽聞。”（注3）
這段話進一步證明：漕口這個社會集團普遍存在，漕口集團的規模頗為可觀，集團分取的資源已經不是小數。
三、次級物種
漕糧的陋規滋養了一個龐大的利益集團，就如同牛羊之類的食草動物滋養了虎狼之類的食肉動物。這並不是我杜撰的比喻。晚清思想家魏源（1794-1857）說：“崇陽圜萬山中，胥役虎而冠。凡下鄉催征漕米，久魚肉其民。”（注4）
他把勒索漕規的胥役比喻為戴著帽子的老虎，下鄉催糧就是去吃農民的肉。“戴著帽子的老虎”這個比喻形象生動，似乎魏源明確意識到這種食肉動物與食草動物的根本區別。他們所吃的食物不同，生存技能不同，在食物鏈中的位置也不同，確實是兩個物種。
順著這個比喻想下去，漕口屬於什麽動物呢？道光七年（1827年），最高領導給出了定性。皇上說，由於州縣找藉口需索百姓，“刁紳劣衿因得持其短長，有所挾製”（注5）。皇上明察，看出漕口以食肉動物為食，在食物鏈中處於更高的位置。這有點像虱子和蚊子，但虱子和蚊子不僅吸虎狼的血，也吸牛羊的血，而漕口卻以虎狼的血為主要食品。自然界的進化精彩紛呈，有了動物還會有專門麻痹它們神經的毒物，毒物之後還會進化出善於解毒的以毒物為食的動物，如此軍備競賽不斷升級，生態體係也日趨複雜豐富，每個生態位上最終都會出現一個物種，可以充分利用那個位置上的資源流和能量流。我們的老大帝國歷史悠久，社會生態的進化水平傲視全球。這個生態體係既然產生了肥碩的食肉物種，就難免產生吃他們的次級物種。
四、白規的疆界
作為一套潛規則體係，漕規私下劃分了官吏集團、漕幫和農民集團的利益疆界，安排了官吏集團內部的分肥次序和分額。那麽，經過反覆較量，在漕口與官吏集團之間確立的利益再分配方案，又屬於什麽“規”呢？我們的祖先把這稱為“白規”。《清朝續文獻通考》卷二，田賦考二中有這樣一句話：“刁劣紳衿，挾製官吏，索取白規。”（注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