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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酬定律：中國歷史上的生存遊戲 作者：吳思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反過來說，如果上告既簡單又省事，還很公正有效，民家就不必忍氣吞聲了，官家也就惹不起民家了。
即使在明清時代，即使在告狀等於白告的時候，官吏對百姓的侵犯仍是有底線的。《大明律。兵律。軍政。激變良民》條的規定，“凡牧民之官，失於撫字，非法行事，激變良民，因而聚眾反叛，失陷城池者，斬。”——這裏的激變良民就是底線。當然，官吏們也可以對症下藥，一邊照舊欺負他們，一邊將反叛扼殺在萌芽狀態，防止他們私下串通聚眾結黨，建立非法組織等等。這些工作做好了，便可以進一步壓低底線的位置。
無論如何，一步又一步的壓縮總要導致風險遞增。隨著對民間權利邊界的更深的侵入，民間的不公平感便積蓄起來，反彈或反抗的力量也積蓄起來。一旦找到一個相對薄弱的突破口，或者，雖然沒有找到突破口，卻像陳勝吳廣一樣走到了絕境，像李自成一樣被“灰枷”（半正式的刑具）枷到沒法活的程度，整個天下，無論是害人者還是被害者，便要共同承擔更大的損害了。正因為擔心這種情景，中國古代的正式法規對百姓的權利邊界並不敢壓縮太甚，奈何正式界碑後邊隻是一群赤手空拳的烏合之眾。
最後，在說夠了灰色的牢房和規矩之後，我抄錄幾條中外正式法規作為一個光明的尾巴。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十七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經人民檢察院批準或者人民法院決定，並由公安機關執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剝奪或者限製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體。”
這是1982年12月4日五屆人大通過的憲法。1912年3月11日，中華民國臨時參議院通過了《臨時約法》，這部推翻帝製後的第一部憲法規定：“人民之身體，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拘禁、審問、處罰。”
1912年3月12日，《臨時約法》公布的第二天，當時的革命家、從英國學習法律歸來的著名報人章士釗撰文質疑：“倘有人不依法律逮捕、拘禁、審問、處罰人，則如之何？以此質之《約法》，《約法》不能答也。”（注7）
章士釗由此談到了英國，他說濫用權力的欲望，中國人外國人都是有的，但是英國人發明了一種保障自由之法：“無論何時，有違法侵害人身之事件發生，無論何人，皆得向相當之法廷呈請出廷狀（writ of habeas corpus， 現譯人身保護令），法廷不得不諾。不諾則與以相當之罰是也。出廷狀者，乃法廷之所發之命令狀，命令侵害者於一定期限內率被害者出廷，陳述理由，並受審判也。英人有此一製，而個人自由全受其庇蔭。”
2001年12月19日
注1：見李昌平：《我向總理說實話》，光明日報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
注2：原文是《農民日報》記者寫的調查報告，轉引自《我向總理說實話》。
注3：張正明：《晉商興衰史》，第262頁，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
注4：張研：《清代社會的慢變量》第149頁，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
注5：見《道鹹宦海見聞錄》第113頁，第88頁，參見第86頁。中華書局1981年第1版。
注6：見鄭秦：《清代司法審判製度研究》
注7：轉引自袁偉時：《章士釗思想演變的軌跡》，《炎黃春秋》雜誌2002年第3期。
庶人用暗器
《詩經。齊風。甫田》描述了公田的草荒，在荒草叢中，我認出了庶人階級的“鬥爭武器”，那是一種“蔫壞”的暗器（注1）。
詩雲：種田不要種公田呀，隻有莠草長的驕。
懷念不要懷念遠方的人呀，白白地憂心勞勞。
種田不要種公田呀，隻有莠草長得高。
懷念不要懷念遠方的人呀，白白地傷心勞勞。
（原文：“無田甫田，維莠驕驕。無懷遠人，勞心忉忉。無田甫田，維莠桀桀。無思遠人，勞心怛怛。”）
所謂甫田，就是井田製中的公田（注2）。二千七八百年前的“公家”是指貴族集團，是庶人集團的領導階級，公家的田就是公田。
孟子曾描繪過“同養公田”的製度：“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聽上去就像在說人民公社製度下的集體大田和自留地。當然比重不同，井田製中的公田不過九分之一，而人民公社的大田占了全部耕地的97%；公田占用庶人勞動日的十分之一左右，而人民公社的田要占用勞動日的絕大部分，自留地隻能在業餘時間種。不過，自留地帶來的收穫卻遠遠超過這個業餘水平的比例，因為社員在公田裏不像在自留地裏那麽好好幹。
二十多年前，我在農村當生產隊長，很為公田裏的草旺而發愁。看了《詩經》才明白，原來這並不是人民公社的“時代愁”。倒退兩千七八百年，到周王朝的地裏看看，公田裏已然雜草叢生。這並非孤證，《春秋公羊傳》何休注中也說，“民不肯盡力於公田”。
偷懶是庶人對付公田的武器。《詩經》裏有許多對農業集體勞動場麵的描繪，我們在其中可以看到監督者身影，那這是貴族階級對付偷懶的工具。這場戰爭的勝負很分明，地裏鬧草荒，意味著貴族戰敗了。統治階級擁有強大的武力，庶人很難用正規戰法在戰場上取勝，但是惹不起卻躲得起。庶民人多分散，監督困難，幹活使勁不使勁隻有自己最清楚，幹得仔細不仔細隻有自己最明白。第一線實踐者的信息優勢是無法剝奪的，因此就可以大打信息戰。這是貴族很難對付的“低成本傷害能力”。
兩千多年前的那場失敗，迫使當時的領導階級放棄了“借民力以治公田”的製度，大量的公田轉化為私田。公田裏的集體勞動也改革掉了，改成向私田徵收“公糧”的製度，這便是魯國的初稅畝，發生在公元前594年。這場被後來的歷史學家視為革命的製度變遷，確實開闢了兩個階級共同受益的雙贏局麵，而新樹立的規則其實並不神秘，無非是我們熟悉的那一套：“交足國家的，留夠集體的，剩下都是自己的”，也就是1978年冒頭的大包幹——原來大包幹也不是首創。
想像一下那個時代，《詩經》的時代。年輕的戀人們還在彼此思念和怨恨，蟋蟀還是同樣地叫著，從田野裏叫到屋簷下。人世過去了上百代，但人的本性和蟋蟀的本性一樣，並沒有多少變化。我們的心和古人的心是相通的。
那些不通的心靈和思想到哪裏去了？那些不肯採納新規則的人到哪裏去了？這樣的流派和人物必定會有，不過無關大局。春秋五霸或戰國七雄中隻要有一兩個認可新規則的就夠了，譬如，一個秦國的商鞅就夠了。那些冥頑不化之國和冥頑不化之輩最後都被滅了，被淘汰出局了。他們的後勤供應不足，軍隊的士氣不足，國力比較弱，早晚要被淘汰掉。
剛到農村插隊的時候，我曾問過偷懶的社員，為什麽不好好幹活。一位貧農反問道：“有我多少？”很久以後我才明白過來，這就是在公有製中生活的農人的核心計算。在自留地裏，苦幹也好，偷懶也罷，好壞都是自己的。在集體的地裏則不然。譬如大寨有80戶人家，你刨80鎬，才有一鎬是給自己幹的。反過來，你偷懶少刨80鎬，自己才承擔了一鎬的損失，其他79鎬的損失可以轉嫁給同隊社員。激勵大寨社員多刨兩鎬或少刨兩鎬的力量，從物質利益的角度計算起來，隻有自留地的八十分之一，而領導們的感召力和威懾力又不能長期穩定地補足那79份，這便是大寨道路讓位給大包幹的道理。
即使在明清時代，即使在告狀等於白告的時候，官吏對百姓的侵犯仍是有底線的。《大明律。兵律。軍政。激變良民》條的規定，“凡牧民之官，失於撫字，非法行事，激變良民，因而聚眾反叛，失陷城池者，斬。”——這裏的激變良民就是底線。當然，官吏們也可以對症下藥，一邊照舊欺負他們，一邊將反叛扼殺在萌芽狀態，防止他們私下串通聚眾結黨，建立非法組織等等。這些工作做好了，便可以進一步壓低底線的位置。
無論如何，一步又一步的壓縮總要導致風險遞增。隨著對民間權利邊界的更深的侵入，民間的不公平感便積蓄起來，反彈或反抗的力量也積蓄起來。一旦找到一個相對薄弱的突破口，或者，雖然沒有找到突破口，卻像陳勝吳廣一樣走到了絕境，像李自成一樣被“灰枷”（半正式的刑具）枷到沒法活的程度，整個天下，無論是害人者還是被害者，便要共同承擔更大的損害了。正因為擔心這種情景，中國古代的正式法規對百姓的權利邊界並不敢壓縮太甚，奈何正式界碑後邊隻是一群赤手空拳的烏合之眾。
最後，在說夠了灰色的牢房和規矩之後，我抄錄幾條中外正式法規作為一個光明的尾巴。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十七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經人民檢察院批準或者人民法院決定，並由公安機關執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剝奪或者限製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體。”
這是1982年12月4日五屆人大通過的憲法。1912年3月11日，中華民國臨時參議院通過了《臨時約法》，這部推翻帝製後的第一部憲法規定：“人民之身體，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拘禁、審問、處罰。”
1912年3月12日，《臨時約法》公布的第二天，當時的革命家、從英國學習法律歸來的著名報人章士釗撰文質疑：“倘有人不依法律逮捕、拘禁、審問、處罰人，則如之何？以此質之《約法》，《約法》不能答也。”（注7）
章士釗由此談到了英國，他說濫用權力的欲望，中國人外國人都是有的，但是英國人發明了一種保障自由之法：“無論何時，有違法侵害人身之事件發生，無論何人，皆得向相當之法廷呈請出廷狀（writ of habeas corpus， 現譯人身保護令），法廷不得不諾。不諾則與以相當之罰是也。出廷狀者，乃法廷之所發之命令狀，命令侵害者於一定期限內率被害者出廷，陳述理由，並受審判也。英人有此一製，而個人自由全受其庇蔭。”
2001年12月19日
注1：見李昌平：《我向總理說實話》，光明日報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
注2：原文是《農民日報》記者寫的調查報告，轉引自《我向總理說實話》。
注3：張正明：《晉商興衰史》，第262頁，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
注4：張研：《清代社會的慢變量》第149頁，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
注5：見《道鹹宦海見聞錄》第113頁，第88頁，參見第86頁。中華書局1981年第1版。
注6：見鄭秦：《清代司法審判製度研究》
注7：轉引自袁偉時：《章士釗思想演變的軌跡》，《炎黃春秋》雜誌2002年第3期。
庶人用暗器
《詩經。齊風。甫田》描述了公田的草荒，在荒草叢中，我認出了庶人階級的“鬥爭武器”，那是一種“蔫壞”的暗器（注1）。
詩雲：種田不要種公田呀，隻有莠草長的驕。
懷念不要懷念遠方的人呀，白白地憂心勞勞。
種田不要種公田呀，隻有莠草長得高。
懷念不要懷念遠方的人呀，白白地傷心勞勞。
（原文：“無田甫田，維莠驕驕。無懷遠人，勞心忉忉。無田甫田，維莠桀桀。無思遠人，勞心怛怛。”）
所謂甫田，就是井田製中的公田（注2）。二千七八百年前的“公家”是指貴族集團，是庶人集團的領導階級，公家的田就是公田。
孟子曾描繪過“同養公田”的製度：“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聽上去就像在說人民公社製度下的集體大田和自留地。當然比重不同，井田製中的公田不過九分之一，而人民公社的大田占了全部耕地的97%；公田占用庶人勞動日的十分之一左右，而人民公社的田要占用勞動日的絕大部分，自留地隻能在業餘時間種。不過，自留地帶來的收穫卻遠遠超過這個業餘水平的比例，因為社員在公田裏不像在自留地裏那麽好好幹。
二十多年前，我在農村當生產隊長，很為公田裏的草旺而發愁。看了《詩經》才明白，原來這並不是人民公社的“時代愁”。倒退兩千七八百年，到周王朝的地裏看看，公田裏已然雜草叢生。這並非孤證，《春秋公羊傳》何休注中也說，“民不肯盡力於公田”。
偷懶是庶人對付公田的武器。《詩經》裏有許多對農業集體勞動場麵的描繪，我們在其中可以看到監督者身影，那這是貴族階級對付偷懶的工具。這場戰爭的勝負很分明，地裏鬧草荒，意味著貴族戰敗了。統治階級擁有強大的武力，庶人很難用正規戰法在戰場上取勝，但是惹不起卻躲得起。庶民人多分散，監督困難，幹活使勁不使勁隻有自己最清楚，幹得仔細不仔細隻有自己最明白。第一線實踐者的信息優勢是無法剝奪的，因此就可以大打信息戰。這是貴族很難對付的“低成本傷害能力”。
兩千多年前的那場失敗，迫使當時的領導階級放棄了“借民力以治公田”的製度，大量的公田轉化為私田。公田裏的集體勞動也改革掉了，改成向私田徵收“公糧”的製度，這便是魯國的初稅畝，發生在公元前594年。這場被後來的歷史學家視為革命的製度變遷，確實開闢了兩個階級共同受益的雙贏局麵，而新樹立的規則其實並不神秘，無非是我們熟悉的那一套：“交足國家的，留夠集體的，剩下都是自己的”，也就是1978年冒頭的大包幹——原來大包幹也不是首創。
想像一下那個時代，《詩經》的時代。年輕的戀人們還在彼此思念和怨恨，蟋蟀還是同樣地叫著，從田野裏叫到屋簷下。人世過去了上百代，但人的本性和蟋蟀的本性一樣，並沒有多少變化。我們的心和古人的心是相通的。
那些不通的心靈和思想到哪裏去了？那些不肯採納新規則的人到哪裏去了？這樣的流派和人物必定會有，不過無關大局。春秋五霸或戰國七雄中隻要有一兩個認可新規則的就夠了，譬如，一個秦國的商鞅就夠了。那些冥頑不化之國和冥頑不化之輩最後都被滅了，被淘汰出局了。他們的後勤供應不足，軍隊的士氣不足，國力比較弱，早晚要被淘汰掉。
剛到農村插隊的時候，我曾問過偷懶的社員，為什麽不好好幹活。一位貧農反問道：“有我多少？”很久以後我才明白過來，這就是在公有製中生活的農人的核心計算。在自留地裏，苦幹也好，偷懶也罷，好壞都是自己的。在集體的地裏則不然。譬如大寨有80戶人家，你刨80鎬，才有一鎬是給自己幹的。反過來，你偷懶少刨80鎬，自己才承擔了一鎬的損失，其他79鎬的損失可以轉嫁給同隊社員。激勵大寨社員多刨兩鎬或少刨兩鎬的力量，從物質利益的角度計算起來，隻有自留地的八十分之一，而領導們的感召力和威懾力又不能長期穩定地補足那79份，這便是大寨道路讓位給大包幹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