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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酬定律：中國歷史上的生存遊戲 作者：吳思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我覺得這是株連，不妥，那位朋友反問我有什麽妥當辦法，我又答不出來。設身處地替基層幹部想想，假如計劃生育的完成狀況具有一票否決的作用，幾個超生戶將使我在仕途上的多年努力付諸東流，我會有什麽感覺？真的進入情境了，便覺得“怒從心頭起，惡從膽邊生”。誰不知道計劃生育符合全民族包括生育者本人的利益？憑什麽你們非要多生幾個？我發現自己也很願意設立小黑屋，關押那些有同謀嫌疑的公婆們。假如這麽做不出事，不犯錯誤，不丟烏紗帽，那我就放開手去抓。如果縣裏追問，我就採用擬態策略，說這是計劃生育學習班。我相信縣長和我可以達成默契。計劃生育任務沒有完成，對我不利，對縣長也沒有好處，對全社會都沒有好處，他何必那麽明察秋毫？如此看來，我將成為一個酷吏，但我會如此自我安慰：酷吏與刁民也是相輔相成的。
同理，辦小偷小摸的學習班也有維護公眾利益的作用。用這種辦法，我可以更自由靈活地收拾他們，更少受到約束，更有效率。同樣，如果想敲詐勒索，想製造冤案，我會感到身懷利器，當貪官汙吏自然也更方便了。
於是就出現一種權衡：對中國社會來說，究竟是因此而多出的貪官汙吏更有害，還是因此而多出的小偷和超生遊擊隊更有害？假如正式製訂了計劃生育法，幹部們就難免受到許多約束，至少株連政策是不好再用了。如此或許可以減少不公和非法侵害，但是難免增加超生人口。我猜，計劃生育法遲遲不能出台，部分原因就在這種權衡之中，從這個結果中我們可以看出立法人的價值判斷。
話又說回來，即使計劃生育法出台了，我相信照樣“下有對策”。隻要計劃生育完成指標對幹部的升遷有影響，我們廣大幹部就可以找到株連九族的辦法。不許辦公婆學習班了，“收容”這些被子女遺棄的老人行不行？收容也不許，“雙規”總可以試試吧？讓公婆們在規定的時間和規定的地點講清楚，他們的兒媳婦躲到什麽地方了，這也算違法嗎？如果非算不可，你究竟還想不想搞計劃生育了？
九、灰牢利害逆考
我們考察了灰牢對誰有利，還沒有仔細考察對誰有害。我們已經知道，小黑屋的發明者沒有受到任何處分，反而榮升了。這就是說，他們是隻受益不受害的，受害的主要是無權勢的下層百姓，這本來沒有什麽可考察的。不過侵犯平民百姓也有一道灰色界線，越過這道界線便可能遭到反抗，使侵犯者也受到傷害。這種反製能力正是維護權益邊界的關鍵因素，即決定灰色界線的位置或曰灰牢擴張邊界的關鍵因素。這個道理就如同國防軍的數量和武器裝備影響著邊界線的位置一樣。假如沒有殺傷入侵者的實際能力，界碑再多再大，也不過是一些擺設。
除了延安時代的整風班之外，本文引用的故事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平民對灰牢所代表的對自身權利邊界的壓縮的認可。從班房開始，經過牛棚到學習班，灰牢一直沒有遭遇真正的反抗，甚至沒有遭到質疑。中國農民接受潛規則式的征糧標準，也接受灰牢的關押。他們不鬧，也不告，他們並沒有把人身自由和公民權利之類的漂亮說法當真。不過這已經是底線了，更深入的侵犯就難免遭遇抵抗。譬如，不能在該給救濟的時候不給，同時還按照潛規則的標準征糧。再譬如，抓人可以，但不能把人打壞；關入灰牢也可以，但不能把人凍死。越過這些界限，農民就要上告，就要鬧，實在不行就要自殺。
說到這裏，我應該交代上述三起死人事件的結局了。
1、朱長仙。農婦朱長仙自殺後，屍體抬到了鄉政府，時任柘木鄉黨委書記的李昌平在外學習已有一月，聞訊後立即趕回鄉政府處理後事。時隔7天，監利尺八鎮一位民辦教師因農民負擔問題自殺身亡。兩起農民自殺事件發生在香港回歸前夕，中央領導批示從重從嚴從快處理。按中央文件精神，一個縣連續發生兩起死人事件，不僅監利縣主要領導要受處分，荊州市領導也要受處分，湖北省委應給中央寫檢查。
於是監利縣委書記想了一個丟車保帥的辦法，派李昌平最尊敬的老領導找他談話、做工作、許願，要求李昌平顧全大局，做到“四不推”。一不推過去——不說1996年救災政策沒落實，不說柘木鄉財政赤字1200多萬元；二不推同誌——不說自己不在家；三不推兄弟鄉鎮——不說其他鄉鎮提早征糧、死人、關人事件；四不推上級——不說縣裏文件、講話、紀要、電報不合中央精神。
按照縣委書記的要求，李昌平向荊州市委書記寫了一封請求處分的信，信中說：“和朱長仙的生命比，給我這個黨委書記一個處分算得了什麽呢？如果給我處分能促進中央政策的落實，能讓農民相信黨，我願意接受任何處分。”6月20日，荊州市紀委撤銷了李昌平黨內外一切職務。
2、熊華品。熊華品喝農藥自殺後，黃歇口鎮委鎮政府與死者家屬達成協議：安葬費2萬元，撫恤費5萬元，若6日12時前火化再給一萬元，12時以後火化不給這一萬元。6日12時前，熊華品遺體被火化。在記者調查之時，除5萬元的撫恤金需進一步落實外，其它3萬元已到位。
3、李啟棟。李啟棟被幹部關進管理區所設的“小黑屋”兩天兩夜後凍死，鎮裏賠償其家屬8萬元，同時釋放所有被關押者。
這裏的兩起自殺有一個共同動機，就是喚起更高層的注意，給侵犯者施加壓力，讓他們受處分，賠錢，因此受到損害。百姓用一條命換官員的一個行政處分和一筆喪葬費和撫恤金，似乎虧得很，但是畢竟沒有白死，多少換來了東西。這些東西可以看作人命的官價——上下共同認可的公平價格。對照明清兩朝歷史，盡管現在人口數量更大，人命的官價仍然上漲了，而不是下降了，這種反損害能力正是意義重大的新生事物。
按照《大明律。刑律。人命》的規定：“凡因事威逼人致死者，杖一百。若官吏公使人等，非因公務而威逼平民致死者，罪同。並追埋銀一十兩（引者註：不到兩千元人民幣）。”（明）刑部官員雷夢麟《讀律瑣言》解釋此條，特別強調說：“官吏公使人等，追征錢糧，勾攝公事，追捕罪人，因而威逼人致死者，官司所行皆是正法，彼自輕生耳，又何罪焉？”可見，當年追征錢糧者的合法傷害權更大，逼死了人竟是白死，連一個對官吏的處分都換不來。當年官員是百姓的父母，如今官員是百姓的公僕。父讓子死，子不敢不死；公僕讓主人死，總應該遇到一些麻煩。這一點差別或許有助於解釋班房與小黑屋的不同。班房不怕被押者死亡，小黑屋凍死人卻要賠錢，因此其長期關押的人數和死亡數字便大大下降。這就是社會進步的標誌。
總之，真正能阻止我們官吏成為酷吏的，恐怕既不是上級，也不是良心。把上級和良心糊弄好並不難。關鍵在於如何分配損害，也換句話說，就是要看我是否惹得起那些我打算損害的人。所謂惹不起，就是損害他們的風險很大，我可能因此遭到相同甚至更大的損害。所謂惹得起，就是損害他們是件有賺頭的事。一盤散沙般的農民沒權沒勢，告狀既費錢又費力，還沒有必勝的把握。正如《老殘遊記》中老董的所說：“民家被官家害了，除卻忍受，更有什麽法子？倘若是上控，照例仍舊發回來審問，再落在他手裏，還不是又饒上一個嗎？”
同理，辦小偷小摸的學習班也有維護公眾利益的作用。用這種辦法，我可以更自由靈活地收拾他們，更少受到約束，更有效率。同樣，如果想敲詐勒索，想製造冤案，我會感到身懷利器，當貪官汙吏自然也更方便了。
於是就出現一種權衡：對中國社會來說，究竟是因此而多出的貪官汙吏更有害，還是因此而多出的小偷和超生遊擊隊更有害？假如正式製訂了計劃生育法，幹部們就難免受到許多約束，至少株連政策是不好再用了。如此或許可以減少不公和非法侵害，但是難免增加超生人口。我猜，計劃生育法遲遲不能出台，部分原因就在這種權衡之中，從這個結果中我們可以看出立法人的價值判斷。
話又說回來，即使計劃生育法出台了，我相信照樣“下有對策”。隻要計劃生育完成指標對幹部的升遷有影響，我們廣大幹部就可以找到株連九族的辦法。不許辦公婆學習班了，“收容”這些被子女遺棄的老人行不行？收容也不許，“雙規”總可以試試吧？讓公婆們在規定的時間和規定的地點講清楚，他們的兒媳婦躲到什麽地方了，這也算違法嗎？如果非算不可，你究竟還想不想搞計劃生育了？
九、灰牢利害逆考
我們考察了灰牢對誰有利，還沒有仔細考察對誰有害。我們已經知道，小黑屋的發明者沒有受到任何處分，反而榮升了。這就是說，他們是隻受益不受害的，受害的主要是無權勢的下層百姓，這本來沒有什麽可考察的。不過侵犯平民百姓也有一道灰色界線，越過這道界線便可能遭到反抗，使侵犯者也受到傷害。這種反製能力正是維護權益邊界的關鍵因素，即決定灰色界線的位置或曰灰牢擴張邊界的關鍵因素。這個道理就如同國防軍的數量和武器裝備影響著邊界線的位置一樣。假如沒有殺傷入侵者的實際能力，界碑再多再大，也不過是一些擺設。
除了延安時代的整風班之外，本文引用的故事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平民對灰牢所代表的對自身權利邊界的壓縮的認可。從班房開始，經過牛棚到學習班，灰牢一直沒有遭遇真正的反抗，甚至沒有遭到質疑。中國農民接受潛規則式的征糧標準，也接受灰牢的關押。他們不鬧，也不告，他們並沒有把人身自由和公民權利之類的漂亮說法當真。不過這已經是底線了，更深入的侵犯就難免遭遇抵抗。譬如，不能在該給救濟的時候不給，同時還按照潛規則的標準征糧。再譬如，抓人可以，但不能把人打壞；關入灰牢也可以，但不能把人凍死。越過這些界限，農民就要上告，就要鬧，實在不行就要自殺。
說到這裏，我應該交代上述三起死人事件的結局了。
1、朱長仙。農婦朱長仙自殺後，屍體抬到了鄉政府，時任柘木鄉黨委書記的李昌平在外學習已有一月，聞訊後立即趕回鄉政府處理後事。時隔7天，監利尺八鎮一位民辦教師因農民負擔問題自殺身亡。兩起農民自殺事件發生在香港回歸前夕，中央領導批示從重從嚴從快處理。按中央文件精神，一個縣連續發生兩起死人事件，不僅監利縣主要領導要受處分，荊州市領導也要受處分，湖北省委應給中央寫檢查。
於是監利縣委書記想了一個丟車保帥的辦法，派李昌平最尊敬的老領導找他談話、做工作、許願，要求李昌平顧全大局，做到“四不推”。一不推過去——不說1996年救災政策沒落實，不說柘木鄉財政赤字1200多萬元；二不推同誌——不說自己不在家；三不推兄弟鄉鎮——不說其他鄉鎮提早征糧、死人、關人事件；四不推上級——不說縣裏文件、講話、紀要、電報不合中央精神。
按照縣委書記的要求，李昌平向荊州市委書記寫了一封請求處分的信，信中說：“和朱長仙的生命比，給我這個黨委書記一個處分算得了什麽呢？如果給我處分能促進中央政策的落實，能讓農民相信黨，我願意接受任何處分。”6月20日，荊州市紀委撤銷了李昌平黨內外一切職務。
2、熊華品。熊華品喝農藥自殺後，黃歇口鎮委鎮政府與死者家屬達成協議：安葬費2萬元，撫恤費5萬元，若6日12時前火化再給一萬元，12時以後火化不給這一萬元。6日12時前，熊華品遺體被火化。在記者調查之時，除5萬元的撫恤金需進一步落實外，其它3萬元已到位。
3、李啟棟。李啟棟被幹部關進管理區所設的“小黑屋”兩天兩夜後凍死，鎮裏賠償其家屬8萬元，同時釋放所有被關押者。
這裏的兩起自殺有一個共同動機，就是喚起更高層的注意，給侵犯者施加壓力，讓他們受處分，賠錢，因此受到損害。百姓用一條命換官員的一個行政處分和一筆喪葬費和撫恤金，似乎虧得很，但是畢竟沒有白死，多少換來了東西。這些東西可以看作人命的官價——上下共同認可的公平價格。對照明清兩朝歷史，盡管現在人口數量更大，人命的官價仍然上漲了，而不是下降了，這種反損害能力正是意義重大的新生事物。
按照《大明律。刑律。人命》的規定：“凡因事威逼人致死者，杖一百。若官吏公使人等，非因公務而威逼平民致死者，罪同。並追埋銀一十兩（引者註：不到兩千元人民幣）。”（明）刑部官員雷夢麟《讀律瑣言》解釋此條，特別強調說：“官吏公使人等，追征錢糧，勾攝公事，追捕罪人，因而威逼人致死者，官司所行皆是正法，彼自輕生耳，又何罪焉？”可見，當年追征錢糧者的合法傷害權更大，逼死了人竟是白死，連一個對官吏的處分都換不來。當年官員是百姓的父母，如今官員是百姓的公僕。父讓子死，子不敢不死；公僕讓主人死，總應該遇到一些麻煩。這一點差別或許有助於解釋班房與小黑屋的不同。班房不怕被押者死亡，小黑屋凍死人卻要賠錢，因此其長期關押的人數和死亡數字便大大下降。這就是社會進步的標誌。
總之，真正能阻止我們官吏成為酷吏的，恐怕既不是上級，也不是良心。把上級和良心糊弄好並不難。關鍵在於如何分配損害，也換句話說，就是要看我是否惹得起那些我打算損害的人。所謂惹不起，就是損害他們的風險很大，我可能因此遭到相同甚至更大的損害。所謂惹得起，就是損害他們是件有賺頭的事。一盤散沙般的農民沒權沒勢，告狀既費錢又費力，還沒有必勝的把握。正如《老殘遊記》中老董的所說：“民家被官家害了，除卻忍受，更有什麽法子？倘若是上控，照例仍舊發回來審問，再落在他手裏，還不是又饒上一個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