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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酬定律：中國歷史上的生存遊戲 作者：吳思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城郊鄉政府有一個‘小黑屋’，各個管理區都有一班‘打手’，名曰打擊抗糧抗款的壞分子的‘糾察隊’，直屬鄉主要領導的指揮，備有橡皮棍、電棍、手銬等警具。城郊鄉的‘小黑屋’因關押過一個特殊的‘抗糧抗款的壞分子’——縣人大某主任的外甥而名震全縣，一時間也讓全縣上下‘抗糧抗款的壞分子’聞風喪膽，製造了很多‘冤案’。
“雖然城郊鄉的‘小黑屋’在上級人大和檢察機關的幹預下撤除，但沒有一個幹部因此受到處分，相反城郊鄉的領導同誌還榮升了。在這樣的情況下，全縣的‘小黑屋’如雨後春筍般發展起來，幾乎是各個鄉的各個管理區都有了，甚至有的村裏也搞‘小黑屋’。
“一個‘小黑屋’就是一個監獄。在監利蹲過‘小黑屋’的農民每年都數以萬計。”
這段調查寫得很清楚，關押的需要產生於徵收糧款的需要。有人抗糧抗款，基層政府不得不打擊震懾，於是，“灰牢”小黑屋出現了，“灰警”糾察隊也出現了。
岔開說一句，剛才我又杜撰了“灰警”這個詞。我最初想到的詞是“二警察”，與此對應，灰牢就應該叫“二監獄”。這種叫法與一首當代民謠很相配，民謠曰：“一稅輕，二稅重，三稅是個無底洞。”這裏的二稅三稅，大體相當於古人的“常例”和“陋規”之類的東西，即國家法定稅費之外的灰色稅費。當代民謠創作者不受古代概念的束縛，又沒有義務費心給這些灰色稅費起更恰當的名字，便拿數字排列臨時湊合了。我既然專門考察此事，就不好繼續拿數目字湊合。再說，“二監獄”究竟是什麽意思？這是很容易發生誤會的叫法，現實生活中已經存在第一監獄第二監獄之類的名稱了。
按照調查報告的說法，監利縣的小黑屋產生於1989年之後。盡管小黑屋也像班房卡房一樣遭到過禁止的命運，但小黑屋的發明者並未受到處分，反而榮升了。於是，監利縣的小黑屋如雨後春筍般的湧現出來，並且每年都要關押數以萬計的抗糧農民。
經過兩千多年的教育培養，中國農民一般是不抗糧的。在他們心目中，種地納糧乃天經地義之事。在名義上，皇糧一般也不太沉重，漢朝之後每畝三十稅一，稅率不過3。3%，抗糧又有正式監獄和一班如狼似虎的衙役伺候著，很有點得不償失。那麽，當代農民抗糧的得失計算莫非改變了？或者他們改變了種地納糧乃天經地義的觀念？
從本文開頭講述的朱長仙自殺經過看來，這兩種因素同時存在。
開頭的引文說，1996年7月，監利縣遭災，農民顆粒無收。5月份縣裏提早征糧，朱長仙一家交納負擔款800元。按照帝國天經地義的老規矩，這800元是不應該收的。明太祖朱元璋曾經下令，各地遭災，地方官一定要如實上報，否則問罪。收到災情報告後，政府要減免當地的錢糧，同時適當發放救濟。這種規矩如今依然存在。受災後，湖北省委書記視察災區，號召“舉全省之力，抗監利之災”，這就是按規矩行事。奈何當時的監利縣縣長挪用救災款修建超標準的賓館、機關和宿舍大樓，同時撥救災款給各科局買高級小車，朱長仙一家大災之年不僅沒有得到救濟，提前交給政府的800元錢也沒有退還。按照老規矩，這顯然是縣政府不對。
次年，縣政府又安排在5月份徵收全年稅費的25%，朱長仙家應交700元。朱長仙要求用去年交的800元抵交，這是給政府一個糾正錯誤並落實政策的機會，奈何幹部們不幹。爭吵打罵後又把朱長仙的丈夫關到村小學“辦學習班”。
顯然，農民天經地義的觀念並沒有明顯變化，幹部方麵卻有變化。他們要蓋超標準的辦公樓和宿舍樓，要買高級小車。天經地義應該由政府出麵該做的事情，譬如蠲免賑濟，卻公然撒手不管了。
不僅如此。按照如今的規定，農民的合理負擔不能超過年收入的5%，盡管這比漢朝之後歷代王朝的名義負擔多了1。66個百分點，農民倒也沒有不滿的表示，畢竟從前的數字也不過是個名義，何況什麽都在漲。但是一家人一年交2000多元，實在高得離譜。根據李昌平提供的數字，監利縣農民合理負擔的總額大約是1。7億元，縣政府同意徵收的是2。2億元，多收了5000萬元。經過層層加碼，全縣實際負擔的總額是3。87億元，比合理負擔增加了2億多元。超出了1。27倍。實際上，如今農民的負擔已經達到了全部收入的25%左右，比儒家經典的“什一而稅”高出一倍還多。這樣，農民抗糧的意願自然增加。他們覺得不公道，又覺得心疼，拿出這麽大的一筆錢來也確實有困難。
政府收了這麽多錢幹什麽用呢？除了一次性的建樓買車之外，據李昌平介紹，主要用來發工資養幹部了。監利縣各級幹部任意安排親朋好友吃財政飯，導致人員嚴重超編。僅一個容城鎮財政所就有150多人，其中正式編製不過20來人，超編130多人。
現在我們知道關押的需要從何產生了：根子在額外徵收的稅費。而額外的稅費又產生於超標準的辦公樓宿舍樓和小轎車，產生於嚴重超編的人員。
這還不算完。李昌平說，在徵收出現困難，上級政府又嚴厲督催的時候，基層幹部經常向親朋好友借高利貸墊付，有的幹脆自己借自己的錢。2000年，監利的縣、鄉、區、村四級債務約10億元，為此，全縣每年支付利息約2億元，而全縣合理的農民負擔不過1。7億元，還不夠還高利貸的。每到收款的季節，鄉村幹部就拚命收錢，截留下來償還自已經手的高利貸。結果，利率高達20%的10億巨款，又成為新的農民負擔。於是，在超編人員工資和超標準的大樓小車之外，我們在灰牢背後中還可以發現第三種需要：幹部及其親朋好友構成的債主集團的利息收入。
在上述背景上，農民的抗糧和幹部的鎮壓就很容易理解了。這是真實而要緊的利害衝突，灰牢就是這種衝突的產物，其功能是維護幹部受益、農民受害的利害分配格局。按說，超標準樓房、超編幹部工資和高利貸收益都不屬於合法權益，屬於利益分配的潛規則體係，但它們又確實獲得了地方權勢半公開的、瞞上不瞞下的支持，對治下百姓根本就不屑於躲躲藏藏。據此，我們可以把灰牢定義為支持“潛規則”和“橫規矩”的威懾手段。
八、灰牢利害續考
寫出上述定義之後，我又覺得心虛了。莫非灰牢完全沒有維護公眾利益的作用嗎？如此斷言恐怕有失公正。在實際征糧的時候，公共利益（合法徵收部分）與代理人利益（冗員和超標準用品等）是攪和在一起的。誰說得清抗糧抗的是哪一部分？代理人的利益之所以能夠搭便車，正因為有這種模糊性存在。
另外，據我所知，灰牢並不僅僅關押抗糧者，前些年還大量關押過違犯計劃生育規定的人。一位河北農村的朋友告訴我，他們那裏對付超生遊擊隊的主要辦法，就是把潛逃孕婦的公婆或父母抓起來，鎖在小黑屋裏凍著餓著，同時放出話去，讓孕婦拿著流產證明來贖。
“雖然城郊鄉的‘小黑屋’在上級人大和檢察機關的幹預下撤除，但沒有一個幹部因此受到處分，相反城郊鄉的領導同誌還榮升了。在這樣的情況下，全縣的‘小黑屋’如雨後春筍般發展起來，幾乎是各個鄉的各個管理區都有了，甚至有的村裏也搞‘小黑屋’。
“一個‘小黑屋’就是一個監獄。在監利蹲過‘小黑屋’的農民每年都數以萬計。”
這段調查寫得很清楚，關押的需要產生於徵收糧款的需要。有人抗糧抗款，基層政府不得不打擊震懾，於是，“灰牢”小黑屋出現了，“灰警”糾察隊也出現了。
岔開說一句，剛才我又杜撰了“灰警”這個詞。我最初想到的詞是“二警察”，與此對應，灰牢就應該叫“二監獄”。這種叫法與一首當代民謠很相配，民謠曰：“一稅輕，二稅重，三稅是個無底洞。”這裏的二稅三稅，大體相當於古人的“常例”和“陋規”之類的東西，即國家法定稅費之外的灰色稅費。當代民謠創作者不受古代概念的束縛，又沒有義務費心給這些灰色稅費起更恰當的名字，便拿數字排列臨時湊合了。我既然專門考察此事，就不好繼續拿數目字湊合。再說，“二監獄”究竟是什麽意思？這是很容易發生誤會的叫法，現實生活中已經存在第一監獄第二監獄之類的名稱了。
按照調查報告的說法，監利縣的小黑屋產生於1989年之後。盡管小黑屋也像班房卡房一樣遭到過禁止的命運，但小黑屋的發明者並未受到處分，反而榮升了。於是，監利縣的小黑屋如雨後春筍般的湧現出來，並且每年都要關押數以萬計的抗糧農民。
經過兩千多年的教育培養，中國農民一般是不抗糧的。在他們心目中，種地納糧乃天經地義之事。在名義上，皇糧一般也不太沉重，漢朝之後每畝三十稅一，稅率不過3。3%，抗糧又有正式監獄和一班如狼似虎的衙役伺候著，很有點得不償失。那麽，當代農民抗糧的得失計算莫非改變了？或者他們改變了種地納糧乃天經地義的觀念？
從本文開頭講述的朱長仙自殺經過看來，這兩種因素同時存在。
開頭的引文說，1996年7月，監利縣遭災，農民顆粒無收。5月份縣裏提早征糧，朱長仙一家交納負擔款800元。按照帝國天經地義的老規矩，這800元是不應該收的。明太祖朱元璋曾經下令，各地遭災，地方官一定要如實上報，否則問罪。收到災情報告後，政府要減免當地的錢糧，同時適當發放救濟。這種規矩如今依然存在。受災後，湖北省委書記視察災區，號召“舉全省之力，抗監利之災”，這就是按規矩行事。奈何當時的監利縣縣長挪用救災款修建超標準的賓館、機關和宿舍大樓，同時撥救災款給各科局買高級小車，朱長仙一家大災之年不僅沒有得到救濟，提前交給政府的800元錢也沒有退還。按照老規矩，這顯然是縣政府不對。
次年，縣政府又安排在5月份徵收全年稅費的25%，朱長仙家應交700元。朱長仙要求用去年交的800元抵交，這是給政府一個糾正錯誤並落實政策的機會，奈何幹部們不幹。爭吵打罵後又把朱長仙的丈夫關到村小學“辦學習班”。
顯然，農民天經地義的觀念並沒有明顯變化，幹部方麵卻有變化。他們要蓋超標準的辦公樓和宿舍樓，要買高級小車。天經地義應該由政府出麵該做的事情，譬如蠲免賑濟，卻公然撒手不管了。
不僅如此。按照如今的規定，農民的合理負擔不能超過年收入的5%，盡管這比漢朝之後歷代王朝的名義負擔多了1。66個百分點，農民倒也沒有不滿的表示，畢竟從前的數字也不過是個名義，何況什麽都在漲。但是一家人一年交2000多元，實在高得離譜。根據李昌平提供的數字，監利縣農民合理負擔的總額大約是1。7億元，縣政府同意徵收的是2。2億元，多收了5000萬元。經過層層加碼，全縣實際負擔的總額是3。87億元，比合理負擔增加了2億多元。超出了1。27倍。實際上，如今農民的負擔已經達到了全部收入的25%左右，比儒家經典的“什一而稅”高出一倍還多。這樣，農民抗糧的意願自然增加。他們覺得不公道，又覺得心疼，拿出這麽大的一筆錢來也確實有困難。
政府收了這麽多錢幹什麽用呢？除了一次性的建樓買車之外，據李昌平介紹，主要用來發工資養幹部了。監利縣各級幹部任意安排親朋好友吃財政飯，導致人員嚴重超編。僅一個容城鎮財政所就有150多人，其中正式編製不過20來人，超編130多人。
現在我們知道關押的需要從何產生了：根子在額外徵收的稅費。而額外的稅費又產生於超標準的辦公樓宿舍樓和小轎車，產生於嚴重超編的人員。
這還不算完。李昌平說，在徵收出現困難，上級政府又嚴厲督催的時候，基層幹部經常向親朋好友借高利貸墊付，有的幹脆自己借自己的錢。2000年，監利的縣、鄉、區、村四級債務約10億元，為此，全縣每年支付利息約2億元，而全縣合理的農民負擔不過1。7億元，還不夠還高利貸的。每到收款的季節，鄉村幹部就拚命收錢，截留下來償還自已經手的高利貸。結果，利率高達20%的10億巨款，又成為新的農民負擔。於是，在超編人員工資和超標準的大樓小車之外，我們在灰牢背後中還可以發現第三種需要：幹部及其親朋好友構成的債主集團的利息收入。
在上述背景上，農民的抗糧和幹部的鎮壓就很容易理解了。這是真實而要緊的利害衝突，灰牢就是這種衝突的產物，其功能是維護幹部受益、農民受害的利害分配格局。按說，超標準樓房、超編幹部工資和高利貸收益都不屬於合法權益，屬於利益分配的潛規則體係，但它們又確實獲得了地方權勢半公開的、瞞上不瞞下的支持，對治下百姓根本就不屑於躲躲藏藏。據此，我們可以把灰牢定義為支持“潛規則”和“橫規矩”的威懾手段。
八、灰牢利害續考
寫出上述定義之後，我又覺得心虛了。莫非灰牢完全沒有維護公眾利益的作用嗎？如此斷言恐怕有失公正。在實際征糧的時候，公共利益（合法徵收部分）與代理人利益（冗員和超標準用品等）是攪和在一起的。誰說得清抗糧抗的是哪一部分？代理人的利益之所以能夠搭便車，正因為有這種模糊性存在。
另外，據我所知，灰牢並不僅僅關押抗糧者，前些年還大量關押過違犯計劃生育規定的人。一位河北農村的朋友告訴我，他們那裏對付超生遊擊隊的主要辦法，就是把潛逃孕婦的公婆或父母抓起來，鎖在小黑屋裏凍著餓著，同時放出話去，讓孕婦拿著流產證明來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