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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酬定律：中國歷史上的生存遊戲 作者：吳思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然而，最大的問題在於，這一切都不是真的，後來都平反了，都不算了。這叫什麽標準呢？認真考察上述標準和定義豈不成了瞎折騰麽？
話又說回來，這種模糊性正好開發出低成本傷害他人的權力。對各單位的得勢者來說，握有這個武器便比較容易整人。東西既然好，需求量自然比較大，牛棚便容易普及了，也確實在文革中普及到幾乎每個單位。
比起牛棚來，學習班的參加標準更寬泛。上至中央政治局委員，下至牛鬼蛇神監獄囚犯，誰能說自己不應該學習呢？這種更加模糊的特性，使學習班的生命力和普及程度又超過了牛棚。
六、班房考
從知道班房這兩個字起，我就一直把班房當成監獄的口語化叫法。《辭海》（1979年版）對“班房”的解釋是：“看押犯人場所的俗稱，指看守所、監獄等。”看來有這種感覺的人不隻我一個。
前些年開始認真讀古書了，才知道班房並不等於正式監獄。在原初意義上，班房是官衙或私人府第裏的差役們值班或休息的地方，後來這地方用來臨時關押人了，便漸漸發展出灰牢的意思。
在我的閱讀範圍內，班房二字最早出現於（明）湯顯祖（1550-1616年）的《牡丹亭。鬧宴》。官衙裏舉辦宴會，秀才要進去找嶽丈，被差役攔住，秀才想：“怕進見之時，考一首太平宴詩，……且在這班房裏等著，打想一篇，正是有備無患。”這裏說的班房便是衙役值班之處。一百五六十年之後，曹雪芹在《紅樓夢》第五十一回寫到大夫看病，“一時出了園門，就在守園的小廝們的班房裏坐了，開了藥方。”這個班房也是家僕值班和休息之處。
再過半個世紀，著名師爺汪輝祖（1730-1807）在《學治說贅》裏提到的班房，已經有了明確的“灰牢”性質。在談論為政要點時，汪輝祖告戒官員要建立班房的“管押簿”，經常查看，他說：“管押之名，律所不著，乃萬不得已而用之，隨押隨記。”
請注意“律所不著”這四個字。監獄在法律上是有正式地位的，班房卻沒有。班房中的關押是沒有法律根據的關押，這就不能叫“白”；但這是由合法官府“萬不得已而用之”的，又不能叫“黑”。說黑不黑說白不白的關押場所，正是“灰牢”。
我們地大物博，歷史悠久，灰牢的名稱也難以統一，譬如在四川就叫卡房，有的地方叫官店，還有差館、押館之類的名稱。班房隻是流行比較廣泛的一種。
班房中關押什麽人呢？據汪輝祖說，最多的是賊盜嫌疑人，還有與命案有牽連的人。與民事訴訟有關的人也常被關押。
張集馨曾經出任四川臬司（主管刑獄的副省長），他在《道鹹宦海見聞錄》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的記載中描繪了四川班房的規模和狀況：“卡房最為殘酷。大縣卡房恆羈禁數百人，小邑亦不下數十人及十餘人不等。甚至將戶婚、田土、錢債、佃故被證人等亦拘禁其中，每日給稀糜一甌，終年不見天日，苦楚百倍於囹圄。……前此通省庾斃者，每年不下一二千人。”
全省每年在灰牢裏關死一二千人，這意味著什麽？當時，四川省每年明正典刑的處決人數不過一二百（注5），“灰色處決”比合法處決多十倍。由此我們可以得到一個量化的判斷，明白煌煌國法與灰色規矩孰強孰弱。
如此懸殊的比例可信嗎？張集馨會不會誇大了“灰色處決”的數字？我看到的一則材料表明，張集馨很可能縮小而不是誇大了這個數字。
道光初年，四川省豐都縣監生陳樂山因捲入一場訴訟案件，在巴縣（屬重慶）羈押七個月，在華陽縣（屬成都）羈押兩個月，親眼看見數十人庾斃。他在給皇帝的上疏中推算，四川全省每年庾死六七千人。（注6）
從語言發展的角度看去，班房在實際的社會控製中越來越有影響，終於在百姓口中成為監獄的代稱，原初意義反而消失了。
七、灰牢利害考
灰牢對什麽人有利？對什麽人有害？這些利害又是如何分配的？
在我的閱讀印象中，從灰牢製度中獲利最多的似乎是衙役。按照汪輝祖在《學治說贅》中的說法，衙役們很善於利用在押人犯牟取利益。盜賊嫌疑人，可以縱使夜出盜竊，得贓分肥。民事訴訟的牽涉人，可以用來作弊詐騙，索取利益。命案牽涉人，可以押在汙穢不堪的處所，冬天凍他，夏天熱他，平時餓他，以此向他敲詐勒索。
以上三種辦法隻是一部分。我知道的辦法還包括：1、迫使在押人扳指無辜，然後敲詐無辜；2、向所有住班房的人索取高價飯食錢；3、調戲姦汙在押女人；4、私下收錢放人；5、以關班房為威脅手段敲詐平民。
如此說來，班房可算是衙役的利藪，他們自然是班房擁護者。但是衙役地位低下，官員們犯不上為了他們的利益而冒險違規。那麽，對衙役的上級領導來說，班房的利弊得失又如何權衡呢？
張集馨看到了每年瘐斃一二千人的大弊病。1848年，他在四川臬司任上，嚴令拆毀全部卡房：“已往不究，以後如再有私設卡房者，定即嚴參。”
張集馨在四川隻管了一年多刑獄，拆毀卡房的命令貫徹得如何，出現過什麽問題，他沒有留下後續記載。話又說回來，他何必太執著呢？每年瘐斃一二千人，受到傷害的首先是被關押者及其家庭，然後是因此遭人怨恨的朝廷，而兩者的利益都不同於他的個人利益。張集馨下令拆毀全部卡房，說明他是一個還把朝廷和百姓的利益當回事的好官，為了做一個好官，他願意發一道公文。其實，身居副省長的高位，發一道公文很容易，畢竟取消班房的代價並不由他張集馨承擔。
汪輝祖筆下也有禁革班房的記載。他說，數年前禁革班房，但那些臨時關押的實際需要仍然存在，於是官員們便讓衙役將人關押於“私家”，結果更難稽查，弊病更多，還不如關押於“公所”。
汪輝祖一直在師爺和知縣的位置上轉，他親自查點班房，隨時審結隨時放人，以防衙役作弊。汪輝祖比張集馨更了解實際情況。他知道，禁革班房的代價是由被關押的人承擔的，他們將因此更容易遭到衙役的敲詐勒索。本來關押三五天的，很可能被悄悄關押上幾個月——在自己家裏，衙役們更加不受監督了，為什麽不乘機多擠榨一點油水呢？這真是一個驚人的觀點。原來班房並不是壞透了的東西，而是一種利益折中的產物，其中還包含了對被關押者適當保護的意思。
由此看來，真正要緊的是那種“萬不得已而用之”的關押需要。這到底是什麽東西？
從汪輝祖談到的內容看，這種需要似乎關係到破案或斷案的效率，關係到官員們付出的努力和收穫的政績。在這方麵汪輝祖說得比較粗略，既沒有詳細展開，更沒有追根尋源，而李昌平提供的當代案例正好可以補充上述不足。
李昌平引用了一篇記者寫的調查報告，其中追究了監利縣小黑屋的歷史和產生原因。原文抄錄如下：“據了解，監利縣動不動就是關、押、打、罰農民是從1989年開始的，發源於當時的城郊鄉。
話又說回來，這種模糊性正好開發出低成本傷害他人的權力。對各單位的得勢者來說，握有這個武器便比較容易整人。東西既然好，需求量自然比較大，牛棚便容易普及了，也確實在文革中普及到幾乎每個單位。
比起牛棚來，學習班的參加標準更寬泛。上至中央政治局委員，下至牛鬼蛇神監獄囚犯，誰能說自己不應該學習呢？這種更加模糊的特性，使學習班的生命力和普及程度又超過了牛棚。
六、班房考
從知道班房這兩個字起，我就一直把班房當成監獄的口語化叫法。《辭海》（1979年版）對“班房”的解釋是：“看押犯人場所的俗稱，指看守所、監獄等。”看來有這種感覺的人不隻我一個。
前些年開始認真讀古書了，才知道班房並不等於正式監獄。在原初意義上，班房是官衙或私人府第裏的差役們值班或休息的地方，後來這地方用來臨時關押人了，便漸漸發展出灰牢的意思。
在我的閱讀範圍內，班房二字最早出現於（明）湯顯祖（1550-1616年）的《牡丹亭。鬧宴》。官衙裏舉辦宴會，秀才要進去找嶽丈，被差役攔住，秀才想：“怕進見之時，考一首太平宴詩，……且在這班房裏等著，打想一篇，正是有備無患。”這裏說的班房便是衙役值班之處。一百五六十年之後，曹雪芹在《紅樓夢》第五十一回寫到大夫看病，“一時出了園門，就在守園的小廝們的班房裏坐了，開了藥方。”這個班房也是家僕值班和休息之處。
再過半個世紀，著名師爺汪輝祖（1730-1807）在《學治說贅》裏提到的班房，已經有了明確的“灰牢”性質。在談論為政要點時，汪輝祖告戒官員要建立班房的“管押簿”，經常查看，他說：“管押之名，律所不著，乃萬不得已而用之，隨押隨記。”
請注意“律所不著”這四個字。監獄在法律上是有正式地位的，班房卻沒有。班房中的關押是沒有法律根據的關押，這就不能叫“白”；但這是由合法官府“萬不得已而用之”的，又不能叫“黑”。說黑不黑說白不白的關押場所，正是“灰牢”。
我們地大物博，歷史悠久，灰牢的名稱也難以統一，譬如在四川就叫卡房，有的地方叫官店，還有差館、押館之類的名稱。班房隻是流行比較廣泛的一種。
班房中關押什麽人呢？據汪輝祖說，最多的是賊盜嫌疑人，還有與命案有牽連的人。與民事訴訟有關的人也常被關押。
張集馨曾經出任四川臬司（主管刑獄的副省長），他在《道鹹宦海見聞錄》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的記載中描繪了四川班房的規模和狀況：“卡房最為殘酷。大縣卡房恆羈禁數百人，小邑亦不下數十人及十餘人不等。甚至將戶婚、田土、錢債、佃故被證人等亦拘禁其中，每日給稀糜一甌，終年不見天日，苦楚百倍於囹圄。……前此通省庾斃者，每年不下一二千人。”
全省每年在灰牢裏關死一二千人，這意味著什麽？當時，四川省每年明正典刑的處決人數不過一二百（注5），“灰色處決”比合法處決多十倍。由此我們可以得到一個量化的判斷，明白煌煌國法與灰色規矩孰強孰弱。
如此懸殊的比例可信嗎？張集馨會不會誇大了“灰色處決”的數字？我看到的一則材料表明，張集馨很可能縮小而不是誇大了這個數字。
道光初年，四川省豐都縣監生陳樂山因捲入一場訴訟案件，在巴縣（屬重慶）羈押七個月，在華陽縣（屬成都）羈押兩個月，親眼看見數十人庾斃。他在給皇帝的上疏中推算，四川全省每年庾死六七千人。（注6）
從語言發展的角度看去，班房在實際的社會控製中越來越有影響，終於在百姓口中成為監獄的代稱，原初意義反而消失了。
七、灰牢利害考
灰牢對什麽人有利？對什麽人有害？這些利害又是如何分配的？
在我的閱讀印象中，從灰牢製度中獲利最多的似乎是衙役。按照汪輝祖在《學治說贅》中的說法，衙役們很善於利用在押人犯牟取利益。盜賊嫌疑人，可以縱使夜出盜竊，得贓分肥。民事訴訟的牽涉人，可以用來作弊詐騙，索取利益。命案牽涉人，可以押在汙穢不堪的處所，冬天凍他，夏天熱他，平時餓他，以此向他敲詐勒索。
以上三種辦法隻是一部分。我知道的辦法還包括：1、迫使在押人扳指無辜，然後敲詐無辜；2、向所有住班房的人索取高價飯食錢；3、調戲姦汙在押女人；4、私下收錢放人；5、以關班房為威脅手段敲詐平民。
如此說來，班房可算是衙役的利藪，他們自然是班房擁護者。但是衙役地位低下，官員們犯不上為了他們的利益而冒險違規。那麽，對衙役的上級領導來說，班房的利弊得失又如何權衡呢？
張集馨看到了每年瘐斃一二千人的大弊病。1848年，他在四川臬司任上，嚴令拆毀全部卡房：“已往不究，以後如再有私設卡房者，定即嚴參。”
張集馨在四川隻管了一年多刑獄，拆毀卡房的命令貫徹得如何，出現過什麽問題，他沒有留下後續記載。話又說回來，他何必太執著呢？每年瘐斃一二千人，受到傷害的首先是被關押者及其家庭，然後是因此遭人怨恨的朝廷，而兩者的利益都不同於他的個人利益。張集馨下令拆毀全部卡房，說明他是一個還把朝廷和百姓的利益當回事的好官，為了做一個好官，他願意發一道公文。其實，身居副省長的高位，發一道公文很容易，畢竟取消班房的代價並不由他張集馨承擔。
汪輝祖筆下也有禁革班房的記載。他說，數年前禁革班房，但那些臨時關押的實際需要仍然存在，於是官員們便讓衙役將人關押於“私家”，結果更難稽查，弊病更多，還不如關押於“公所”。
汪輝祖一直在師爺和知縣的位置上轉，他親自查點班房，隨時審結隨時放人，以防衙役作弊。汪輝祖比張集馨更了解實際情況。他知道，禁革班房的代價是由被關押的人承擔的，他們將因此更容易遭到衙役的敲詐勒索。本來關押三五天的，很可能被悄悄關押上幾個月——在自己家裏，衙役們更加不受監督了，為什麽不乘機多擠榨一點油水呢？這真是一個驚人的觀點。原來班房並不是壞透了的東西，而是一種利益折中的產物，其中還包含了對被關押者適當保護的意思。
由此看來，真正要緊的是那種“萬不得已而用之”的關押需要。這到底是什麽東西？
從汪輝祖談到的內容看，這種需要似乎關係到破案或斷案的效率，關係到官員們付出的努力和收穫的政績。在這方麵汪輝祖說得比較粗略，既沒有詳細展開，更沒有追根尋源，而李昌平提供的當代案例正好可以補充上述不足。
李昌平引用了一篇記者寫的調查報告，其中追究了監利縣小黑屋的歷史和產生原因。原文抄錄如下：“據了解，監利縣動不動就是關、押、打、罰農民是從1989年開始的，發源於當時的城郊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