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頁
血酬定律：中國歷史上的生存遊戲 作者：吳思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無奈之中，我打電話向作者請教。李昌平回答說：“學習班，這是幹部的叫法；小黑屋，這是農民的叫法。都是一個東西。”
我再一次為廣大幹部群眾的創造力所折服。鄉鎮政府不是無權建立監獄嗎？那我們就在權限之內辦一個學習班。為了躲避捕食，某些昆蟲長成樹枝甚至糞便的形狀，生態學家稱之為“擬態”。廣大幹部的擬態策略更簡捷，也更便宜，隻要挑選一個名詞即可。農民群眾不肯接受這個名詞，但又不知道應該如何稱呼這些不是監獄的監獄，於是白描曰“小黑屋”。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這場識別與反識別的遊戲玩得有聲有色。
往遠說一句。張正明先生的《晉商興衰史》上，有一段描寫官府如何強迫商人“自願”捐款的文字：“嘉慶五年（1800），山西捐輸有一縣派至10萬兩，勒限催交，其未能措交者，即行掌責，甚至鎖閉班房，名曰‘黑窯’。”（注3）
湖北人住屋，山西人住窯，黑屋即是“黑窯”。時隔二百年，相距千餘裏，用詞居然如此相似，其間仿佛有鬼神出沒。
四、學習班續考
以學習班之名，行關押拘禁之實，其歷史幾乎與學習班的名稱一樣悠久。
1967年12月22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大力辦好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傳達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辦學習班是個好辦法，很多問題可以在學習班得到解決。”於是各種各樣的學習班紛紛湧現，許多讓人聯想起拘禁的名稱也先後亮相，譬如“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學習班”，“小偷小摸學習班”等等。
在我讀到的正式出版物的記載中，具有灰牢性質的學習班早在1968年6月便出現了，距離最高指示的發表不過半年。據遇羅克的弟弟遇羅文在《我家》一書中記載，1968年春節後，他被關入北京半步橋監獄。1968年9月底的一天，“三輛卡車把我們這些人拉到了北郊的北京市第一少管所。原來，我們這些人是托毛澤東‘辦學習班是個好辦法’的福，被送到這裏參加第二期學習班的。”
遇羅文寫道：“第一期在三個月前到的這裏，在我們來之前已全部釋放回原單位。這無疑預示給我們美好的希望，但沒有人告訴我們一定釋放和哪天釋放。（一個多月後，輕工業學院一位大學生從這裏逃跑，就被毫不留情地抓了回來。）
“這裏還住著一夥‘學習班’，有五、六十人，我們私下叫它‘黑幹學習班’，成員都是被明確定為‘黑幫’的子女，像劉少奇的女兒、賀龍的兒子等，已經在這裏好幾個月了，好象還沒有釋放的意思。”
追溯到關於學習班的最高指示發表的日子，似乎並沒有追到源頭。專門研究延安時期的學者朱鴻召和我談起過當時常用的一個手段，就是把人扣下開會學習，不轉變立場不放人。他提到1942年10月召開的一次西北局高幹會，毛澤東作開幕報告，為了讓那些與毛主席不是一條心的人轉變過來，會期竟長達88天，不轉變就不散會。聽到這個故事的時候，我立刻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猜測那些被扣下的領導該如何打小算盤：脫離權位越久，自己的影響就越小，被別人代替的可能性就越大。再不轉變，想鬧二心也沒本錢了。
這個故事使我更進一步理解了事物的複雜性。我們麵對的並不是一個界限分明的東西。既然開會學習總要把人圈在某個特定的時空之中，與會者總要暫時喪失部分自由，那麽，圈三五個小時是圈，圈三五個月也是圈；小事小病可以請假準假，悠悠萬事惟此惟大一概不準請假——在這不間斷的連續係列上，拘禁關押與開會學習的分界究竟在哪裏呢？這種模糊性提供了一個空間，在此模糊空間之內，可以產生一種合法傷害他人的權力——這可是很有利用價值的東西。
順便說一句，在延安整風運動中，學習班這個詞尚未流行，但是“學習組”和“整風班”已經出現。韋君宜在《思痛錄》中說她的丈夫“楊述被關在整風班裏，但天天淩晨要他們整隊到無定河邊去冒著寒風幹活。”韋君宜寫道：“整風！整風！毛主席的整風報告說得多麽有理，怎麽這裏卻是這樣幹的？”她說，“天真的我們，還以為這是地委幾個人幹的，楊述跑到延安去上訴。後來才知道，原來延安的情況比綏德更厲害。”
韋君宜寫到的整風班活躍於1942年12月，但這仍然不是盡頭。在此之前，國民黨已經發明了訓導團和訓練班之類的灰牢，也是半天學習、半天勞動、集中關押。還可以再往前追。我在《清代社會的慢變量》一書中看到（注4），清朝末年，浙江省南潯鎮的鄉紳自發設立了“洗心遷善局”，將一些不夠繩以官法的“故家不類、市井無賴、鎮之不逞者”禁錮其中，朝夕巡邏把守，“局之司事者日與之講說善事”，“錮其身足使桀驁之氣不得不消，發其天良使愧悔之萌不得不力”，時間久了，這些被關押的人有了悔改之意，又有親族來保，再將其釋放。看來這已經是很地道的監獄學習班了。
五、牛棚考
這裏說的牛棚是文革期間各單位關押“牛鬼蛇神”的地方，大量產生於1966年6月1日《人民日報》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發表之後。
牛棚也不是正規監獄，可算是文革中的灰牢。那麽，什麽人屬於牛鬼蛇神呢？
按說，我也算經歷過文革的人，好像明白什麽叫牛鬼蛇神。不過較真起來，又覺得說不清楚了。向當過牛鬼蛇神的父母請教，他們商量一會，給出的答案是：“地富反壞右，封資修，叛徒、特務、走資派，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符合公安六條的人，等等。——但是，所有這些，基本沒有一個真的，最後都平反了。”
我又請教了兩位當過牛鬼蛇神的老幹部，他們的答案幾乎完全相同。為了突出這個定義的正確性，當過右派的老宋還給我舉了一個反例。他說，他們的校團委書記屬於保皇派，有婚外關係，上床時被造反派抓住，脖子上掛著破鞋批鬥，然後關入牛棚。過了不久，更高層級的造反派組織下令放人。由此可見，牛鬼蛇神還是講標準的，“破鞋”就不夠格。
對照上述標準，我檢驗了幾個熟悉的樣本。老宋當過右派，被當牛鬼蛇神收拾了，對得上“地富反壞右”的“右”。我母親當大學教師，講課時提到“一個不殺，大部不抓”的肅反政策，被人貼了大字報，說她宣揚調和論，是修正主義分子，於是遊街批鬥，對得上“封資修”中的“修”。我父親出身破落地主家庭，他住牛棚的罪名是“階級異己分子”。這一條好像難以歸類。什麽算階級異己分子呢？與理論上“高大全”的無產階級“標準人”相比，真能找出沒有異己成分的活人麽？真正要緊的是，掌權的那一派要找茬收拾他，而整人總要找個罪名。
我繼續對照，翻出了季羨林先生的《牛棚雜憶》。季先生也住過牛棚，他的罪名是什麽呢？這個問題也是當年他苦苦思索，反覆考量過的。走資派？作為係主任，大體也能算上。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修正主義分子？反革命分子？似乎都夠得上。最後他被關入了北大的“黑幫大院”（季先生說這是牛棚的另外一種叫法，可以歸入灰牢係列），又獲得了一個黑幫的頭銜。
我再一次為廣大幹部群眾的創造力所折服。鄉鎮政府不是無權建立監獄嗎？那我們就在權限之內辦一個學習班。為了躲避捕食，某些昆蟲長成樹枝甚至糞便的形狀，生態學家稱之為“擬態”。廣大幹部的擬態策略更簡捷，也更便宜，隻要挑選一個名詞即可。農民群眾不肯接受這個名詞，但又不知道應該如何稱呼這些不是監獄的監獄，於是白描曰“小黑屋”。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這場識別與反識別的遊戲玩得有聲有色。
往遠說一句。張正明先生的《晉商興衰史》上，有一段描寫官府如何強迫商人“自願”捐款的文字：“嘉慶五年（1800），山西捐輸有一縣派至10萬兩，勒限催交，其未能措交者，即行掌責，甚至鎖閉班房，名曰‘黑窯’。”（注3）
湖北人住屋，山西人住窯，黑屋即是“黑窯”。時隔二百年，相距千餘裏，用詞居然如此相似，其間仿佛有鬼神出沒。
四、學習班續考
以學習班之名，行關押拘禁之實，其歷史幾乎與學習班的名稱一樣悠久。
1967年12月22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大力辦好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傳達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辦學習班是個好辦法，很多問題可以在學習班得到解決。”於是各種各樣的學習班紛紛湧現，許多讓人聯想起拘禁的名稱也先後亮相，譬如“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學習班”，“小偷小摸學習班”等等。
在我讀到的正式出版物的記載中，具有灰牢性質的學習班早在1968年6月便出現了，距離最高指示的發表不過半年。據遇羅克的弟弟遇羅文在《我家》一書中記載，1968年春節後，他被關入北京半步橋監獄。1968年9月底的一天，“三輛卡車把我們這些人拉到了北郊的北京市第一少管所。原來，我們這些人是托毛澤東‘辦學習班是個好辦法’的福，被送到這裏參加第二期學習班的。”
遇羅文寫道：“第一期在三個月前到的這裏，在我們來之前已全部釋放回原單位。這無疑預示給我們美好的希望，但沒有人告訴我們一定釋放和哪天釋放。（一個多月後，輕工業學院一位大學生從這裏逃跑，就被毫不留情地抓了回來。）
“這裏還住著一夥‘學習班’，有五、六十人，我們私下叫它‘黑幹學習班’，成員都是被明確定為‘黑幫’的子女，像劉少奇的女兒、賀龍的兒子等，已經在這裏好幾個月了，好象還沒有釋放的意思。”
追溯到關於學習班的最高指示發表的日子，似乎並沒有追到源頭。專門研究延安時期的學者朱鴻召和我談起過當時常用的一個手段，就是把人扣下開會學習，不轉變立場不放人。他提到1942年10月召開的一次西北局高幹會，毛澤東作開幕報告，為了讓那些與毛主席不是一條心的人轉變過來，會期竟長達88天，不轉變就不散會。聽到這個故事的時候，我立刻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猜測那些被扣下的領導該如何打小算盤：脫離權位越久，自己的影響就越小，被別人代替的可能性就越大。再不轉變，想鬧二心也沒本錢了。
這個故事使我更進一步理解了事物的複雜性。我們麵對的並不是一個界限分明的東西。既然開會學習總要把人圈在某個特定的時空之中，與會者總要暫時喪失部分自由，那麽，圈三五個小時是圈，圈三五個月也是圈；小事小病可以請假準假，悠悠萬事惟此惟大一概不準請假——在這不間斷的連續係列上，拘禁關押與開會學習的分界究竟在哪裏呢？這種模糊性提供了一個空間，在此模糊空間之內，可以產生一種合法傷害他人的權力——這可是很有利用價值的東西。
順便說一句，在延安整風運動中，學習班這個詞尚未流行，但是“學習組”和“整風班”已經出現。韋君宜在《思痛錄》中說她的丈夫“楊述被關在整風班裏，但天天淩晨要他們整隊到無定河邊去冒著寒風幹活。”韋君宜寫道：“整風！整風！毛主席的整風報告說得多麽有理，怎麽這裏卻是這樣幹的？”她說，“天真的我們，還以為這是地委幾個人幹的，楊述跑到延安去上訴。後來才知道，原來延安的情況比綏德更厲害。”
韋君宜寫到的整風班活躍於1942年12月，但這仍然不是盡頭。在此之前，國民黨已經發明了訓導團和訓練班之類的灰牢，也是半天學習、半天勞動、集中關押。還可以再往前追。我在《清代社會的慢變量》一書中看到（注4），清朝末年，浙江省南潯鎮的鄉紳自發設立了“洗心遷善局”，將一些不夠繩以官法的“故家不類、市井無賴、鎮之不逞者”禁錮其中，朝夕巡邏把守，“局之司事者日與之講說善事”，“錮其身足使桀驁之氣不得不消，發其天良使愧悔之萌不得不力”，時間久了，這些被關押的人有了悔改之意，又有親族來保，再將其釋放。看來這已經是很地道的監獄學習班了。
五、牛棚考
這裏說的牛棚是文革期間各單位關押“牛鬼蛇神”的地方，大量產生於1966年6月1日《人民日報》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發表之後。
牛棚也不是正規監獄，可算是文革中的灰牢。那麽，什麽人屬於牛鬼蛇神呢？
按說，我也算經歷過文革的人，好像明白什麽叫牛鬼蛇神。不過較真起來，又覺得說不清楚了。向當過牛鬼蛇神的父母請教，他們商量一會，給出的答案是：“地富反壞右，封資修，叛徒、特務、走資派，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符合公安六條的人，等等。——但是，所有這些，基本沒有一個真的，最後都平反了。”
我又請教了兩位當過牛鬼蛇神的老幹部，他們的答案幾乎完全相同。為了突出這個定義的正確性，當過右派的老宋還給我舉了一個反例。他說，他們的校團委書記屬於保皇派，有婚外關係，上床時被造反派抓住，脖子上掛著破鞋批鬥，然後關入牛棚。過了不久，更高層級的造反派組織下令放人。由此可見，牛鬼蛇神還是講標準的，“破鞋”就不夠格。
對照上述標準，我檢驗了幾個熟悉的樣本。老宋當過右派，被當牛鬼蛇神收拾了，對得上“地富反壞右”的“右”。我母親當大學教師，講課時提到“一個不殺，大部不抓”的肅反政策，被人貼了大字報，說她宣揚調和論，是修正主義分子，於是遊街批鬥，對得上“封資修”中的“修”。我父親出身破落地主家庭，他住牛棚的罪名是“階級異己分子”。這一條好像難以歸類。什麽算階級異己分子呢？與理論上“高大全”的無產階級“標準人”相比，真能找出沒有異己成分的活人麽？真正要緊的是，掌權的那一派要找茬收拾他，而整人總要找個罪名。
我繼續對照，翻出了季羨林先生的《牛棚雜憶》。季先生也住過牛棚，他的罪名是什麽呢？這個問題也是當年他苦苦思索，反覆考量過的。走資派？作為係主任，大體也能算上。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修正主義分子？反革命分子？似乎都夠得上。最後他被關入了北大的“黑幫大院”（季先生說這是牛棚的另外一種叫法，可以歸入灰牢係列），又獲得了一個黑幫的頭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