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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酬定律：中國歷史上的生存遊戲 作者：吳思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這就是我生怕遭人輕視，繞了半天不肯直說的那句大實話。
自從秦朝普設郡縣，誰不知道縣官是什麽？所謂親民官，父母官，縣太爺，縣領導等等，可是，又有誰紮紮實實地說過一句“縣官真做了一個驛丞”？海瑞的這句話說破真身，因而推翻了一個常識，截斷了一種思維定勢：連縣官這種恆定的身份，都會依據利害關係網中的真實位置改變涵義，我們還能不假思索地接受什麽？在我聽來，這句話猶如洪鍾大呂，振聾發聵。
海瑞這句話並不是一句突兀的感慨，而是對製度變遷所伴隨的身份變遷的完整描述。在繼續闡發先賢的發現之前，特將海瑞《督撫條約》中的這段原文恭錄如下：
“州縣理民事，驛遞管過客，祖宗製也。阿諛作俑，流弊至今，縣官真做了一個驛丞，知府之身亦當驛丞之半，殊失初製。”
三、
當招待所所長不是說著玩的，需要大量的時間和金錢，這些東西從何而來？
先說時間。海瑞在私人信件中說，今人身居官位，捨棄職分之內的事不做，日日奔走迎送那些過客 。在《被論自陳不職疏》中，海瑞直接向皇上報告說，蘇（州）、鬆（江）、常（州）、鎮（江）四府，路當衝要，府縣官每日以迎送過客為事。小民有了冤屈，雖然也想替他們分理，卻“日無暇時，往往棄置不理。”結果案子大量積壓。
可見，縣官用來伺候過客的時間，是從百姓那裏挖來的。從《後漢書》首創“百官誌”描述官員職責，到《明史。職官誌》，縣令的欽定任務隻有兩方麵。在與上級官府的關係方麵，主要是繳納賦稅，輸送人才。在與百姓關係方麵，則是從漢朝就確定的老四項：一、宣傳倡導道德法令，二、維持社會治安，三、養老扶貧，四、聽訟斷獄。
這就是說，一千多年來，縣官並無接待過客的任務。但在現實生活中，卻有如此多的工作時間用得不明不白，非公非私。無以名之，姑且稱之為“灰色時段”。
再說金錢。海瑞說，淳安縣支應過往、支應上司、支應本縣各項用度的銀兩，從前每丁出銀少則三兩，多則四兩。本職到任以來，每丁隻征銀二錢五分，大約每年征銀九百兩上下。其中縣裏的用度少，支應過往和上司的用度多。如果上司憐憫百姓窮困，不拿窮人接濟富人，留意節省，每丁徵收二分五厘銀子也就足夠了，奈何並無留意之人。我身當一縣之任，上不能請領導裁減長夫賀禮，中不能嚴格執法削減接待費用，不能不繼續徵收那二錢五分銀子，在很大程度上沒有盡到父母官的責任。
海瑞給出了三條標準：過去每丁徵收三四兩銀子，現在每丁徵收二錢五分銀子，理想狀態是每丁徵收二分五厘銀子。淳安縣的丁額 在3700——4000上下波動，以3700丁計算，海瑞上任後每年徵收925兩，過去竟要徵收12950兩，而理想的數字隻需要92。5兩，高低之間相差140倍。這三條標準中的哪一條算是正當的？
假如我為你看家護院，每天領10元工資，月薪三百，按照現在保安每月850元，私人貼身保鏢每月3000元的行情，三百元是少要了，這可以說是親戚關係。如果增加十倍，月薪三千元，也在公平交易的範圍之內。如果增加140倍呢？每天1400元，月薪四萬二千？這時候就很有理由懷疑，我究竟是看家護院的，還是打家劫舍的？如果是打家劫舍的，那麽，又從哪一點開始，我從一個保安轉變成一個強盜呢？從月薪四千？五千？一萬？我說不清楚。不過海瑞說了，他實行居中標準的感覺是沒有盡到父母官的責任，我們不妨把居中標準以上的部分看作不義之財。
如果把海瑞上任後徵收的銀兩作為正當標準的邊界，從前每年徵收的12950兩銀子，隻有925兩是應該的，其餘12025兩都屬於不義之財，不義的分額約占93%，正當的分額不過7%，實際徵收額竟然是正當徵收額的14倍。這一大筆不義之財，主要部分用於支應過客和孝敬上司了。孝敬上司的那部分，又有一大筆轉為上級政府支應過客的費用。那麽，瓜分這筆不義之財的過客集團又應該叫什麽呢？不義集團？分贓集團？黑幫集團？同樣，搜刮並參與瓜分這筆不義之財的知府和知縣又應該叫什麽呢？僅僅是招待所所長嗎？是否應該算黑幫分子？
我有點意外之感。為了追究和定義一種身份，又拉出來一筆沒有正麵命名的巨額費用，牽扯出一個不知如何稱呼的“過客”集團。為了一個確切的命名，扯出來兩個需要命名的東西。
仔細分辨起來，海瑞的前任多征的一萬多兩銀子，雖然違反了中央規定，雖然有點黑，卻不是獨吞的贓款，也不是純粹的不義之財。依據“非義之義、非禮之禮”的潛規則標準，這筆銀子符合官吏集團內部的“義”，得到了合乎潛規則的分配。因此，這筆錢不是“黑錢”，而是“灰錢”。於是，搜刮和瓜分這筆灰錢的人也不應該被打成黑幫，隻能算“灰幫”。
倘若以灰色稅費在全部徭役中的比例計算縣官的灰度，那麽，海瑞在淳安的前任知縣們，作為灰幫分子的成色達到93%，作為知縣的成色不足7%。不足7%並不意味著接近7%，我估計，其實際成色還要打個對摺，折到3。5%上下——我們需要折掉“灰色時段”。
假如我們雇了一位公僕，每天八小時的上班時間，他用三四個小時陪過路的公僕喝酒打麻將，工資一分不少拿，該他打掃的垃圾卻堆積如山，這位先生的公僕成色有多少呢？打個對摺似乎並不苛刻。在打對摺的時候，我們畢竟承認公僕做了一些公益方麵的事。如果算得苛刻一些，考慮到過客的酒錢和賭資都攤到我們頭上，考慮到百姓與過客集團在時間和金錢方麵的衝突——在過客那邊越熱越紅，在百姓這邊就越冷越黑，兩者之間存在反比關係，那麽，公僕提供的那點“公益”應該被“公害”沖銷幹淨才對。
總之，“縣官真做了一個驛丞”，更深一層的意思就是：縣官真成了一個“灰幫分子”。
海瑞憑藉一己之力與灰幫對抗，在長期的階級鬥爭實踐中，對灰幫的優勢和灰幫化的實現機製也有獨到發現。隆慶三年（1569年），海瑞出任“右僉都禦史總督糧儲巡撫應天十府”（近似江蘇省委書記）。在《督撫條約》中寫下了“流弊至今，縣官真做了一個驛丞”的結論之後，他針鋒相對地發布了一係列禁令，並嚴格照章辦事。海瑞甚至動用刑具，親自審訊借用工部勘合（建設部驛傳使用介紹信）的人，逼他交代介紹信的來歷。很快，官僚集團的抱怨和議論便瀰漫開來。
在眾人的攻擊之下，海瑞不得不向內閣諸公（近似政治局委員）寫信訴苦求援。他說，我所做的事情，並不是不可行的，也不是行不通的，“紛紛口舌，何自而來哉？何自而來哉？”他說，看看想想如今這些事情，真叫人百念俱灰。
海瑞“日與群小較量是非”，感覺到“窩蜂難犯”，不過一年就被迫辭職，再次驗證了蘇轍闡發的“君子鬥不過小人”的歷史規律 。在辭職之後的私人信件中，海瑞嘆道：“事與心背，奈之何，奈之何！百凡經理，垂成中止，可惜，可恨！”
自從秦朝普設郡縣，誰不知道縣官是什麽？所謂親民官，父母官，縣太爺，縣領導等等，可是，又有誰紮紮實實地說過一句“縣官真做了一個驛丞”？海瑞的這句話說破真身，因而推翻了一個常識，截斷了一種思維定勢：連縣官這種恆定的身份，都會依據利害關係網中的真實位置改變涵義，我們還能不假思索地接受什麽？在我聽來，這句話猶如洪鍾大呂，振聾發聵。
海瑞這句話並不是一句突兀的感慨，而是對製度變遷所伴隨的身份變遷的完整描述。在繼續闡發先賢的發現之前，特將海瑞《督撫條約》中的這段原文恭錄如下：
“州縣理民事，驛遞管過客，祖宗製也。阿諛作俑，流弊至今，縣官真做了一個驛丞，知府之身亦當驛丞之半，殊失初製。”
三、
當招待所所長不是說著玩的，需要大量的時間和金錢，這些東西從何而來？
先說時間。海瑞在私人信件中說，今人身居官位，捨棄職分之內的事不做，日日奔走迎送那些過客 。在《被論自陳不職疏》中，海瑞直接向皇上報告說，蘇（州）、鬆（江）、常（州）、鎮（江）四府，路當衝要，府縣官每日以迎送過客為事。小民有了冤屈，雖然也想替他們分理，卻“日無暇時，往往棄置不理。”結果案子大量積壓。
可見，縣官用來伺候過客的時間，是從百姓那裏挖來的。從《後漢書》首創“百官誌”描述官員職責，到《明史。職官誌》，縣令的欽定任務隻有兩方麵。在與上級官府的關係方麵，主要是繳納賦稅，輸送人才。在與百姓關係方麵，則是從漢朝就確定的老四項：一、宣傳倡導道德法令，二、維持社會治安，三、養老扶貧，四、聽訟斷獄。
這就是說，一千多年來，縣官並無接待過客的任務。但在現實生活中，卻有如此多的工作時間用得不明不白，非公非私。無以名之，姑且稱之為“灰色時段”。
再說金錢。海瑞說，淳安縣支應過往、支應上司、支應本縣各項用度的銀兩，從前每丁出銀少則三兩，多則四兩。本職到任以來，每丁隻征銀二錢五分，大約每年征銀九百兩上下。其中縣裏的用度少，支應過往和上司的用度多。如果上司憐憫百姓窮困，不拿窮人接濟富人，留意節省，每丁徵收二分五厘銀子也就足夠了，奈何並無留意之人。我身當一縣之任，上不能請領導裁減長夫賀禮，中不能嚴格執法削減接待費用，不能不繼續徵收那二錢五分銀子，在很大程度上沒有盡到父母官的責任。
海瑞給出了三條標準：過去每丁徵收三四兩銀子，現在每丁徵收二錢五分銀子，理想狀態是每丁徵收二分五厘銀子。淳安縣的丁額 在3700——4000上下波動，以3700丁計算，海瑞上任後每年徵收925兩，過去竟要徵收12950兩，而理想的數字隻需要92。5兩，高低之間相差140倍。這三條標準中的哪一條算是正當的？
假如我為你看家護院，每天領10元工資，月薪三百，按照現在保安每月850元，私人貼身保鏢每月3000元的行情，三百元是少要了，這可以說是親戚關係。如果增加十倍，月薪三千元，也在公平交易的範圍之內。如果增加140倍呢？每天1400元，月薪四萬二千？這時候就很有理由懷疑，我究竟是看家護院的，還是打家劫舍的？如果是打家劫舍的，那麽，又從哪一點開始，我從一個保安轉變成一個強盜呢？從月薪四千？五千？一萬？我說不清楚。不過海瑞說了，他實行居中標準的感覺是沒有盡到父母官的責任，我們不妨把居中標準以上的部分看作不義之財。
如果把海瑞上任後徵收的銀兩作為正當標準的邊界，從前每年徵收的12950兩銀子，隻有925兩是應該的，其餘12025兩都屬於不義之財，不義的分額約占93%，正當的分額不過7%，實際徵收額竟然是正當徵收額的14倍。這一大筆不義之財，主要部分用於支應過客和孝敬上司了。孝敬上司的那部分，又有一大筆轉為上級政府支應過客的費用。那麽，瓜分這筆不義之財的過客集團又應該叫什麽呢？不義集團？分贓集團？黑幫集團？同樣，搜刮並參與瓜分這筆不義之財的知府和知縣又應該叫什麽呢？僅僅是招待所所長嗎？是否應該算黑幫分子？
我有點意外之感。為了追究和定義一種身份，又拉出來一筆沒有正麵命名的巨額費用，牽扯出一個不知如何稱呼的“過客”集團。為了一個確切的命名，扯出來兩個需要命名的東西。
仔細分辨起來，海瑞的前任多征的一萬多兩銀子，雖然違反了中央規定，雖然有點黑，卻不是獨吞的贓款，也不是純粹的不義之財。依據“非義之義、非禮之禮”的潛規則標準，這筆銀子符合官吏集團內部的“義”，得到了合乎潛規則的分配。因此，這筆錢不是“黑錢”，而是“灰錢”。於是，搜刮和瓜分這筆灰錢的人也不應該被打成黑幫，隻能算“灰幫”。
倘若以灰色稅費在全部徭役中的比例計算縣官的灰度，那麽，海瑞在淳安的前任知縣們，作為灰幫分子的成色達到93%，作為知縣的成色不足7%。不足7%並不意味著接近7%，我估計，其實際成色還要打個對摺，折到3。5%上下——我們需要折掉“灰色時段”。
假如我們雇了一位公僕，每天八小時的上班時間，他用三四個小時陪過路的公僕喝酒打麻將，工資一分不少拿，該他打掃的垃圾卻堆積如山，這位先生的公僕成色有多少呢？打個對摺似乎並不苛刻。在打對摺的時候，我們畢竟承認公僕做了一些公益方麵的事。如果算得苛刻一些，考慮到過客的酒錢和賭資都攤到我們頭上，考慮到百姓與過客集團在時間和金錢方麵的衝突——在過客那邊越熱越紅，在百姓這邊就越冷越黑，兩者之間存在反比關係，那麽，公僕提供的那點“公益”應該被“公害”沖銷幹淨才對。
總之，“縣官真做了一個驛丞”，更深一層的意思就是：縣官真成了一個“灰幫分子”。
海瑞憑藉一己之力與灰幫對抗，在長期的階級鬥爭實踐中，對灰幫的優勢和灰幫化的實現機製也有獨到發現。隆慶三年（1569年），海瑞出任“右僉都禦史總督糧儲巡撫應天十府”（近似江蘇省委書記）。在《督撫條約》中寫下了“流弊至今，縣官真做了一個驛丞”的結論之後，他針鋒相對地發布了一係列禁令，並嚴格照章辦事。海瑞甚至動用刑具，親自審訊借用工部勘合（建設部驛傳使用介紹信）的人，逼他交代介紹信的來歷。很快，官僚集團的抱怨和議論便瀰漫開來。
在眾人的攻擊之下，海瑞不得不向內閣諸公（近似政治局委員）寫信訴苦求援。他說，我所做的事情，並不是不可行的，也不是行不通的，“紛紛口舌，何自而來哉？何自而來哉？”他說，看看想想如今這些事情，真叫人百念俱灰。
海瑞“日與群小較量是非”，感覺到“窩蜂難犯”，不過一年就被迫辭職，再次驗證了蘇轍闡發的“君子鬥不過小人”的歷史規律 。在辭職之後的私人信件中，海瑞嘆道：“事與心背，奈之何，奈之何！百凡經理，垂成中止，可惜，可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