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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酬定律：中國歷史上的生存遊戲 作者：吳思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老師父說：“我們廟裏的規矩可與窯子裏不同。窯子裏妓女到了十五六歲，就要逼令他改裝，以後好做生意。廟裏留客本是件犯私的事，隻因祖上傳下來：年輕的人，都要搽粉抹胭脂應酬客人，其中便有難於嚴禁之處，恐怕傷犯客人麵子。前幾十年還是暗的，漸漸的近來，就有點大明大白的了。然而也還是個半暗的事。您隻可同華雲（引者註：廟裏的一位漂亮尼姑）商量著辦，倘若自己願意，我們斷不過問的。
“但是有一件不能不說，在先也是本廟裏傳下來的規矩，因為這比丘尼本應該是童貞女的事，不應該沾染紅塵；在別的廟裏犯了這事，就應逐出廟去，不再收留，惟我們這廟不能打這個官話欺人。可是也有一點分別：若是童女呢，一切衣服用度，均是廟裏供給，別人的衣服，童女也可以穿，別人的物件，童女也可以用。若一染塵事，他就算犯規的人了，一切衣服等項，俱得自己出錢製買，並且每月還須津貼廟裏的用項。若是有修造房屋等事，也須攤在他們幾個染塵人的身上。因為廟裏本沒有香火田，又沒有緣簿，但凡人家寫緣簿的，自然都寫在那清修的廟裏去，誰肯寫在這半清不渾的廟裏呢？您還不知道嗎？況且初次染塵，必須大大的寫筆功德錢，這錢誰也不能得，收在公帳上應用。”
這裏的老師父主動聲明不講官話，因為官話代表了正式規則，而正式規則是不能給當事的雙方提供利益的，私下說明的潛規則卻能在交易中為雙方創造福利。
這裏的“官話”與上一個故事稍有不同。在我的閱讀範圍裏，“官話”這個詞最早出現於明末的《二刻拍案驚奇》，其涵義近似如今的“普通話”。以“官話”比喻官方的正式規則，這種用法初見於段光清寫的《鏡湖自撰年譜》。到清末《老殘遊記》的寫作時代（1903年——1906年），這種比喻又擴展出泛指各種正式規則的意思，宗教界的正式規則也收在其中了。不過這麽說有點冒失：明清的宗教界也在官府的嚴格管理之下，宗教界的領導也有官授的品級，也用官授的大印，如同我們熟悉的處級道士、局級和尚一樣。即使當群眾級的和尚道士，也需要向官府報批備案，官府收了錢，發了度牒，和尚道士才算當上了。這樣說來，宗教界的正式規則早已染上官場規則的色彩，並不是後來擴展進去的。
還有一點提請讀者注意：老師父的實話透徹地分析了正式規則向潛規則轉化的成本和收益。如此一轉，廟就成了半清不渾的廟，虔誠的信徒不願意在此施捨了，正式規則所能提供的收益自然減少。這就是損失。為了補償損失，想在潛規則中獲益的人就要大大地寫一筆功德錢。倘若這筆錢給得少，不足以補償轉入潛規則的損失，誰肯放棄正式規則和官話呢？如果給得不少，那麽，在這種轉變中，當事雙方都是受益者，承受損失的是宗教界的清譽。當然這是整體利益的事，也是官府的事，本廟和本人先賺了才是要緊。
以上兩個故事都是不講官話的，也有堅持講官話的故事。譬如《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第八十回，講到一個在河道上把關收稅的小官，揪住四川學政（主管教育的副省長）販賣良家女子的把柄不放，咬定了官話，無論怎麽求情行賄都不改口的故事。這位小官倒不是什麽正人君子，學政過去害過他，他想報一箭之仇，所謂“官報私仇”。在那個故事裏，小官堅持說官話，同樣是選擇對自己最有利的規則體係，難得的是，他在得逞之時也解救了七十餘位姑娘。自然也有反過來的可能：如果他的脾氣不那麽大，收一筆銀子就改了口，他和學政就可以在潛規則中雙贏，倒黴的則是那七十餘位姑娘。
官話通常比較好聽，因為它所代表的正式規範考慮到了“水可載舟、亦可覆舟”，不太敢玩水。問題在於，水並不總能以洪水的形態出現，那是非常時期暴民造反的形態。當水被裝在缸裏，盛在桶裏，倒在碗裏的時候，根本就沒有載舟覆舟的力量。這時候，官話不過是說說而已，當真去做便是自找虧吃，而多數人是不會自找虧吃的。於是，官話就有了糊弄人的意思，就成了一個貶義詞，說官話者的形象難免受損。可是官場風波險惡，說官話不會讓人抓住把柄，形象受損也要說下去。
註：段光清（1798——1878年），安徽宿鬆人，官至浙江按察使，著有《鏡湖自撰年譜》，本文講述的故事來自該書鹹豐三年的記載。
縣官的隱身份
（明）隆慶三年（1569年），海瑞寫下了一項重大發現。如果套用孟子的比喻，“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那麽，海瑞發現的就是那一車柴火。奈何人們習焉不察，日用而不知，無人繼續闡發，竟使這項發現埋沒至今。
為了這車“柴火”免遭輕視，請恕我繞個圈子，先從這項發現的來歷說起。
一、
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海瑞在福建省南平縣當教諭（近似縣教育局局長兼官校校長），寫了《驛傳申文》和《驛傳論》。驛傳近似現在的招待所兼郵政局，與教育並無關係，但是海瑞見那些往來的官員及其親友在招待所橫吃橫喝，用夫用馬，巨額負擔竟逼得百姓投河上吊，實在不忍不說話。他上綱上線地寫道，地方官為了獻媚於人，而使小民投河上吊，這是為媚人而殺人。
海瑞說，從正式規定和建國初期的實踐看來，百姓負擔根本不至於那麽重。他呼籲復古，嚴格照章辦事。他說，地方官認為照章辦事就會“不安於位”，就要丟烏紗帽，這是不正確的。他還舉出兩個例子，證明削減一些招待費未必影響仕途升遷。
寫下這些話的時候，海瑞43歲，進入官場不過兩年，對這個問題的認識也不夠深切全麵，甚至有“站著說話不腰疼”之嫌。三年後，海瑞出任浙江省淳安縣知縣，他有機會躬行自己的主張，嚴格照章辦事了。
照章辦事是什麽意思？譬如，按照當時流行的常規，顯要官員路過淳安，大概要用接待費二三十兩銀子，以糧價折算，在人民幣六七千元上下 。如果巡撫（近似省委書記）路過淳安，接待費要用去銀子三四百兩，將近十萬人民幣。而按照海瑞遵循的章程，一般官員的夥食費、下程路上的夥食費、下程用船用夫，合計不過五六錢銀子，約一百四五十元人民幣。如果上司駕到，另加一隻鵝、一隻火腿，市價二錢銀子，再補充五六分銀子的蔬菜，合計不過二百元人民幣。中央的部級離退休幹部路過，也按這二百元的標準辦理 。海瑞說，這個標準足以保證客人吃得可口了。後來海瑞自己當了巡撫，以身作則，隻接受一般官員一百四五十元人民幣的接待標準。
從六七千元砍到一百四五十元，從十萬元砍到二百元，將上司的既得利益砍得隻剩一個零頭，這就是海瑞的照章辦事。這種章程，誰看了都知道要惹是生非，果然，海瑞在淳安當知縣的四年裏頻頻惹事，其中還有兩個故事上了官修《明史》。
第一年。 總督（近似省委書記兼軍區司令員）胡宗憲的公子路過淳安，被淳安驛丞（近似招待所所長）的接待方式激怒，將所長倒吊了起來。
“但是有一件不能不說，在先也是本廟裏傳下來的規矩，因為這比丘尼本應該是童貞女的事，不應該沾染紅塵；在別的廟裏犯了這事，就應逐出廟去，不再收留，惟我們這廟不能打這個官話欺人。可是也有一點分別：若是童女呢，一切衣服用度，均是廟裏供給，別人的衣服，童女也可以穿，別人的物件，童女也可以用。若一染塵事，他就算犯規的人了，一切衣服等項，俱得自己出錢製買，並且每月還須津貼廟裏的用項。若是有修造房屋等事，也須攤在他們幾個染塵人的身上。因為廟裏本沒有香火田，又沒有緣簿，但凡人家寫緣簿的，自然都寫在那清修的廟裏去，誰肯寫在這半清不渾的廟裏呢？您還不知道嗎？況且初次染塵，必須大大的寫筆功德錢，這錢誰也不能得，收在公帳上應用。”
這裏的老師父主動聲明不講官話，因為官話代表了正式規則，而正式規則是不能給當事的雙方提供利益的，私下說明的潛規則卻能在交易中為雙方創造福利。
這裏的“官話”與上一個故事稍有不同。在我的閱讀範圍裏，“官話”這個詞最早出現於明末的《二刻拍案驚奇》，其涵義近似如今的“普通話”。以“官話”比喻官方的正式規則，這種用法初見於段光清寫的《鏡湖自撰年譜》。到清末《老殘遊記》的寫作時代（1903年——1906年），這種比喻又擴展出泛指各種正式規則的意思，宗教界的正式規則也收在其中了。不過這麽說有點冒失：明清的宗教界也在官府的嚴格管理之下，宗教界的領導也有官授的品級，也用官授的大印，如同我們熟悉的處級道士、局級和尚一樣。即使當群眾級的和尚道士，也需要向官府報批備案，官府收了錢，發了度牒，和尚道士才算當上了。這樣說來，宗教界的正式規則早已染上官場規則的色彩，並不是後來擴展進去的。
還有一點提請讀者注意：老師父的實話透徹地分析了正式規則向潛規則轉化的成本和收益。如此一轉，廟就成了半清不渾的廟，虔誠的信徒不願意在此施捨了，正式規則所能提供的收益自然減少。這就是損失。為了補償損失，想在潛規則中獲益的人就要大大地寫一筆功德錢。倘若這筆錢給得少，不足以補償轉入潛規則的損失，誰肯放棄正式規則和官話呢？如果給得不少，那麽，在這種轉變中，當事雙方都是受益者，承受損失的是宗教界的清譽。當然這是整體利益的事，也是官府的事，本廟和本人先賺了才是要緊。
以上兩個故事都是不講官話的，也有堅持講官話的故事。譬如《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第八十回，講到一個在河道上把關收稅的小官，揪住四川學政（主管教育的副省長）販賣良家女子的把柄不放，咬定了官話，無論怎麽求情行賄都不改口的故事。這位小官倒不是什麽正人君子，學政過去害過他，他想報一箭之仇，所謂“官報私仇”。在那個故事裏，小官堅持說官話，同樣是選擇對自己最有利的規則體係，難得的是，他在得逞之時也解救了七十餘位姑娘。自然也有反過來的可能：如果他的脾氣不那麽大，收一筆銀子就改了口，他和學政就可以在潛規則中雙贏，倒黴的則是那七十餘位姑娘。
官話通常比較好聽，因為它所代表的正式規範考慮到了“水可載舟、亦可覆舟”，不太敢玩水。問題在於，水並不總能以洪水的形態出現，那是非常時期暴民造反的形態。當水被裝在缸裏，盛在桶裏，倒在碗裏的時候，根本就沒有載舟覆舟的力量。這時候，官話不過是說說而已，當真去做便是自找虧吃，而多數人是不會自找虧吃的。於是，官話就有了糊弄人的意思，就成了一個貶義詞，說官話者的形象難免受損。可是官場風波險惡，說官話不會讓人抓住把柄，形象受損也要說下去。
註：段光清（1798——1878年），安徽宿鬆人，官至浙江按察使，著有《鏡湖自撰年譜》，本文講述的故事來自該書鹹豐三年的記載。
縣官的隱身份
（明）隆慶三年（1569年），海瑞寫下了一項重大發現。如果套用孟子的比喻，“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那麽，海瑞發現的就是那一車柴火。奈何人們習焉不察，日用而不知，無人繼續闡發，竟使這項發現埋沒至今。
為了這車“柴火”免遭輕視，請恕我繞個圈子，先從這項發現的來歷說起。
一、
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海瑞在福建省南平縣當教諭（近似縣教育局局長兼官校校長），寫了《驛傳申文》和《驛傳論》。驛傳近似現在的招待所兼郵政局，與教育並無關係，但是海瑞見那些往來的官員及其親友在招待所橫吃橫喝，用夫用馬，巨額負擔竟逼得百姓投河上吊，實在不忍不說話。他上綱上線地寫道，地方官為了獻媚於人，而使小民投河上吊，這是為媚人而殺人。
海瑞說，從正式規定和建國初期的實踐看來，百姓負擔根本不至於那麽重。他呼籲復古，嚴格照章辦事。他說，地方官認為照章辦事就會“不安於位”，就要丟烏紗帽，這是不正確的。他還舉出兩個例子，證明削減一些招待費未必影響仕途升遷。
寫下這些話的時候，海瑞43歲，進入官場不過兩年，對這個問題的認識也不夠深切全麵，甚至有“站著說話不腰疼”之嫌。三年後，海瑞出任浙江省淳安縣知縣，他有機會躬行自己的主張，嚴格照章辦事了。
照章辦事是什麽意思？譬如，按照當時流行的常規，顯要官員路過淳安，大概要用接待費二三十兩銀子，以糧價折算，在人民幣六七千元上下 。如果巡撫（近似省委書記）路過淳安，接待費要用去銀子三四百兩，將近十萬人民幣。而按照海瑞遵循的章程，一般官員的夥食費、下程路上的夥食費、下程用船用夫，合計不過五六錢銀子，約一百四五十元人民幣。如果上司駕到，另加一隻鵝、一隻火腿，市價二錢銀子，再補充五六分銀子的蔬菜，合計不過二百元人民幣。中央的部級離退休幹部路過，也按這二百元的標準辦理 。海瑞說，這個標準足以保證客人吃得可口了。後來海瑞自己當了巡撫，以身作則，隻接受一般官員一百四五十元人民幣的接待標準。
從六七千元砍到一百四五十元，從十萬元砍到二百元，將上司的既得利益砍得隻剩一個零頭，這就是海瑞的照章辦事。這種章程，誰看了都知道要惹是生非，果然，海瑞在淳安當知縣的四年裏頻頻惹事，其中還有兩個故事上了官修《明史》。
第一年。 總督（近似省委書記兼軍區司令員）胡宗憲的公子路過淳安，被淳安驛丞（近似招待所所長）的接待方式激怒，將所長倒吊了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