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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酬定律：中國歷史上的生存遊戲 作者：吳思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在討論賣命問題時，我們沒有提及社會環境。至少有兩點環境因素，不提出來便有失公正。
一是地主的租子太重，搜刮太狠。假如劉某是自耕農，免了租子，就不至於去當土匪。不過，要求地主不利用爭奪佃權的形勢取利，又有些不近情理。大概土改或土地革命的合理性就在這裏。
二是政府失職。按照正式規定，遭遇災荒，農民去縣衙門報告災情，不僅可以免稅，還可以獲得救濟。而我們看到的卻是一個不作為的官府。不肯或不能掏錢護住血線，任憑匱乏突破生死邊界，製造出“要錢沒有，要命有一條”的龐大群體，然後再耗費大筆軍費剿匪殺人，這正是我們中國人非常熟悉卻又徒喚奈何的官府慣技。
血線防護的缺失，這是社會製度的重大缺陷。不守血線的製度，具備了魯迅所謂的“吃人”特徵。
在血線失守的社會裏，官與匪的界限難以劃分清楚，土匪和良民的界限也同樣很難劃清。民國初年，嚴景耀先生到河南省某縣作調查，縣長向他訴說了這種難處。
縣長說，在兩年縣長任內，他對於災荒的事件窮於應付。他說，別處的災民跑來我縣搶走糧物，老百姓就來告他們的狀。可是我無能為力。因為，首先我知道那些被告並不是土匪而是災民；第二，我沒有那麽多的警察和衛兵去抓這些土匪。即使我抓了他們，也沒有那麽多牢房收容他們。
當我說這些老百姓（這些土匪）是捉不完時，他們就控告他們的親屬、叔舅、表兄弟等，並要我去抓他們。在過去株連親屬是合法的，但是現在的法律是不允許株連親屬的。於是老百姓就說我包庇匪類，或誣我貪贓納賄。
第二年，真奇怪，也是個悲劇，我們縣到處災情嚴重，全縣老百姓都去當了土匪。到處你都可以聽到強盜、綁票和暴動的新聞。我簡直沒有辦法行使我這個縣長的職能，因為這些土匪都是不能抓的，而且他們實際並不是匪而是災民。
在這個故事裏，縣長和老百姓都遇到了命名的困難。說是土匪，那些人明明是災民。說是災民，他們又鋌而走險，幹了謀財害命的勾當。為了避免道德判斷，我們不妨使用“博命集團”這個中性稱呼，隻關注他們以命換命的特徵。這個集團在暴烈程度、專業程度、違法程度、臨時或永久程度等方麵有很寬的跨度。
據《東方》雜誌第30卷第1號報導 ，1934年旱災之後的江浙地區，災民無米充飢，便紛紛湧往富戶商家搶米。他們所用的辦法，有的是和平的“坐食”，有的是暴動。僅浙江一省，發生較大規模搶米騷動的就有嘉興、海寧、桐鄉、長興、臨安、蕭山、嘉善等縣。
農民的鬧荒，不但表現在搶米分糧方麵，而且表現為焚屋焚倉，抗租抗官，待到政府將他們視為“匪”而大肆鎮壓時，他們中的許多人便背井離鄉，甚或真的淪為匪寇了。
——由此可見，在臨時土匪和平民之間，還存在鬧荒這樣一種過渡狀態。鬧荒有比較明顯的道德合理性。任何產權安排，任何權利設置，任何法律規定，如果大規模地漠視人命，貶低人類之最要，恐怕都難免遭到血的報應，為這種製度辯護也難以令人心服。
綜合平衡
最後，我們從“集團交易”的角度，對上述買賣關係做一個總結。
一、皇帝、軍閥或匪首之類的暴力集團首領，他們是“招兵買馬”的人。在性命交易中，他們是買主，士兵是賣主。為了將暴力行業中的這兩大集團區別開來，我們類比資本家和工人的概念，稱首領們為“血本家”。血本家與士兵構成一對交易關係。
在這對關係中，血本家出錢越多，兵馬就越多，打天下的希望就越大。未來的預期收益越高，就越能吸引人才。
血本家永遠是有競爭者的。即使最高層的皇帝，有時也不止一個。更何況還有中層的大小軍閥與下層的土匪海盜山大王。“成則為王，敗則為寇”，血本家之間往往掐得你死我活。春秋戰國，三國兩晉南北朝，五代十國，直到民初的軍閥混戰，再加上每個朝代的末尾和開頭，都是他們拚命表演的時代。
二、血本家招兵買馬之後，獲得了生殺予奪的暴力強權，因此掌握了平民的性命，平民百姓想活下去，就要以勞役或貢賦自贖。這又是一對交易關係。
在這對關係中，血本家憑藉生殺予奪的實力，努力從百姓手裏榨取更多的贖金，可又要掌握分寸，以免求益反損，小不忍則亂大謀。倘若搜刮過分，殺光搶光，破壞了再生產能力，正如耶律楚材警告的那樣，“以後就什麽也得不到了。”不能過分的另一個理由，即贖金開得越高，不要命的人就越多。搜刮到血線之下，不讓百姓活命，反正都是一死，便擋不住人家拚命了。老子所謂“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說的大概就是這種情境。
不同類型的血本家與民眾的關係不同。流寇不怕殺光搶光，專做一錘子買賣。土匪就好一些，通常不吃窩邊草。軍閥吃不吃，取決於駐防時間的長短，有沒有建立根據地的打算。至於皇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除非逼急了，餓瘋了，一般不肯殺雞取蛋，因此百姓歡迎皇帝統一天下。
三、在上述兩類交易關係中，活動著三個社會集團：士兵——血本家——民眾。血本家勾掛兩邊，位居歷史舞台的中心，血本家搜刮的財富則是關鍵性的重合點。在其他條件相同時，血本家搜刮的數量，決定了他們招兵買馬的數量和質量，因此決定了他們的實力，又決定了地盤的大小和民眾的多少。而搜刮所得的具體數目，偏偏又受製於地盤的大小和民眾的多少，受製於血本家與民眾的關係。在這些彼此矛盾的因素之間，誰玩得高明，誰善於在綜合平衡中爭取最大收益，誰就有希望得天下。
2003年2月18日
潛規則與正式規則切換的秘密
說官話，還是不說官話，這是一個歷史悠久的選擇問題。我看過清朝人筆下的幾個對話，都出現了話語體係抉擇的場麵，其中還有迫使說官話者改口的場景。細品當事人的應對和選擇，頗有一番能夠以利害計算出來的道理。
1853年9月4日，小刀會在上海造反，擒獲上海道吳健彰，與上海一灣之隔的寧波頓時緊張起來。小刀會本是洪門天地會的一支，活躍於寧波上海一帶，寧波人加上海人與廣東幫和福建幫並列為小刀會三大幫之一。如今上海的吳道台被小刀會擒了，生死難測，寧波知府心裏該如何想？
寧波知府段光清感覺到了治下的造反騷動，他立即組建民間聯防體係，安排聯防隊巡夜。具體辦法是：各戶輪流出成年男子值班，每五天一輪。巡夜也不完全白巡，段光清勸諭商人捐獻糧食，給巡夜的聯防隊員們熬粥當夜宵。當然，事出緊急，這些措施隻能算臨時性的土政策，合法手續多少是有一點問題的。
在落實土政策的過程中，一個地保找段光清告狀，說城西有個開小鋪的營兵，派不動，就是不肯去巡夜。營兵是清朝正規軍綠營的兵，在八旗腐爛透頂的情況下，綠營已經成為主力部隊，並不歸地方行政係統管轄，地保派不動營兵並不足怪。不過左鄰右舍攀比起來，追問這個開小鋪的憑什麽白白讓大家保衛他，公平何在，確實也夠讓地保為難的。
一是地主的租子太重，搜刮太狠。假如劉某是自耕農，免了租子，就不至於去當土匪。不過，要求地主不利用爭奪佃權的形勢取利，又有些不近情理。大概土改或土地革命的合理性就在這裏。
二是政府失職。按照正式規定，遭遇災荒，農民去縣衙門報告災情，不僅可以免稅，還可以獲得救濟。而我們看到的卻是一個不作為的官府。不肯或不能掏錢護住血線，任憑匱乏突破生死邊界，製造出“要錢沒有，要命有一條”的龐大群體，然後再耗費大筆軍費剿匪殺人，這正是我們中國人非常熟悉卻又徒喚奈何的官府慣技。
血線防護的缺失，這是社會製度的重大缺陷。不守血線的製度，具備了魯迅所謂的“吃人”特徵。
在血線失守的社會裏，官與匪的界限難以劃分清楚，土匪和良民的界限也同樣很難劃清。民國初年，嚴景耀先生到河南省某縣作調查，縣長向他訴說了這種難處。
縣長說，在兩年縣長任內，他對於災荒的事件窮於應付。他說，別處的災民跑來我縣搶走糧物，老百姓就來告他們的狀。可是我無能為力。因為，首先我知道那些被告並不是土匪而是災民；第二，我沒有那麽多的警察和衛兵去抓這些土匪。即使我抓了他們，也沒有那麽多牢房收容他們。
當我說這些老百姓（這些土匪）是捉不完時，他們就控告他們的親屬、叔舅、表兄弟等，並要我去抓他們。在過去株連親屬是合法的，但是現在的法律是不允許株連親屬的。於是老百姓就說我包庇匪類，或誣我貪贓納賄。
第二年，真奇怪，也是個悲劇，我們縣到處災情嚴重，全縣老百姓都去當了土匪。到處你都可以聽到強盜、綁票和暴動的新聞。我簡直沒有辦法行使我這個縣長的職能，因為這些土匪都是不能抓的，而且他們實際並不是匪而是災民。
在這個故事裏，縣長和老百姓都遇到了命名的困難。說是土匪，那些人明明是災民。說是災民，他們又鋌而走險，幹了謀財害命的勾當。為了避免道德判斷，我們不妨使用“博命集團”這個中性稱呼，隻關注他們以命換命的特徵。這個集團在暴烈程度、專業程度、違法程度、臨時或永久程度等方麵有很寬的跨度。
據《東方》雜誌第30卷第1號報導 ，1934年旱災之後的江浙地區，災民無米充飢，便紛紛湧往富戶商家搶米。他們所用的辦法，有的是和平的“坐食”，有的是暴動。僅浙江一省，發生較大規模搶米騷動的就有嘉興、海寧、桐鄉、長興、臨安、蕭山、嘉善等縣。
農民的鬧荒，不但表現在搶米分糧方麵，而且表現為焚屋焚倉，抗租抗官，待到政府將他們視為“匪”而大肆鎮壓時，他們中的許多人便背井離鄉，甚或真的淪為匪寇了。
——由此可見，在臨時土匪和平民之間，還存在鬧荒這樣一種過渡狀態。鬧荒有比較明顯的道德合理性。任何產權安排，任何權利設置，任何法律規定，如果大規模地漠視人命，貶低人類之最要，恐怕都難免遭到血的報應，為這種製度辯護也難以令人心服。
綜合平衡
最後，我們從“集團交易”的角度，對上述買賣關係做一個總結。
一、皇帝、軍閥或匪首之類的暴力集團首領，他們是“招兵買馬”的人。在性命交易中，他們是買主，士兵是賣主。為了將暴力行業中的這兩大集團區別開來，我們類比資本家和工人的概念，稱首領們為“血本家”。血本家與士兵構成一對交易關係。
在這對關係中，血本家出錢越多，兵馬就越多，打天下的希望就越大。未來的預期收益越高，就越能吸引人才。
血本家永遠是有競爭者的。即使最高層的皇帝，有時也不止一個。更何況還有中層的大小軍閥與下層的土匪海盜山大王。“成則為王，敗則為寇”，血本家之間往往掐得你死我活。春秋戰國，三國兩晉南北朝，五代十國，直到民初的軍閥混戰，再加上每個朝代的末尾和開頭，都是他們拚命表演的時代。
二、血本家招兵買馬之後，獲得了生殺予奪的暴力強權，因此掌握了平民的性命，平民百姓想活下去，就要以勞役或貢賦自贖。這又是一對交易關係。
在這對關係中，血本家憑藉生殺予奪的實力，努力從百姓手裏榨取更多的贖金，可又要掌握分寸，以免求益反損，小不忍則亂大謀。倘若搜刮過分，殺光搶光，破壞了再生產能力，正如耶律楚材警告的那樣，“以後就什麽也得不到了。”不能過分的另一個理由，即贖金開得越高，不要命的人就越多。搜刮到血線之下，不讓百姓活命，反正都是一死，便擋不住人家拚命了。老子所謂“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說的大概就是這種情境。
不同類型的血本家與民眾的關係不同。流寇不怕殺光搶光，專做一錘子買賣。土匪就好一些，通常不吃窩邊草。軍閥吃不吃，取決於駐防時間的長短，有沒有建立根據地的打算。至於皇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除非逼急了，餓瘋了，一般不肯殺雞取蛋，因此百姓歡迎皇帝統一天下。
三、在上述兩類交易關係中，活動著三個社會集團：士兵——血本家——民眾。血本家勾掛兩邊，位居歷史舞台的中心，血本家搜刮的財富則是關鍵性的重合點。在其他條件相同時，血本家搜刮的數量，決定了他們招兵買馬的數量和質量，因此決定了他們的實力，又決定了地盤的大小和民眾的多少。而搜刮所得的具體數目，偏偏又受製於地盤的大小和民眾的多少，受製於血本家與民眾的關係。在這些彼此矛盾的因素之間，誰玩得高明，誰善於在綜合平衡中爭取最大收益，誰就有希望得天下。
2003年2月18日
潛規則與正式規則切換的秘密
說官話，還是不說官話，這是一個歷史悠久的選擇問題。我看過清朝人筆下的幾個對話，都出現了話語體係抉擇的場麵，其中還有迫使說官話者改口的場景。細品當事人的應對和選擇，頗有一番能夠以利害計算出來的道理。
1853年9月4日，小刀會在上海造反，擒獲上海道吳健彰，與上海一灣之隔的寧波頓時緊張起來。小刀會本是洪門天地會的一支，活躍於寧波上海一帶，寧波人加上海人與廣東幫和福建幫並列為小刀會三大幫之一。如今上海的吳道台被小刀會擒了，生死難測，寧波知府心裏該如何想？
寧波知府段光清感覺到了治下的造反騷動，他立即組建民間聯防體係，安排聯防隊巡夜。具體辦法是：各戶輪流出成年男子值班，每五天一輪。巡夜也不完全白巡，段光清勸諭商人捐獻糧食，給巡夜的聯防隊員們熬粥當夜宵。當然，事出緊急，這些措施隻能算臨時性的土政策，合法手續多少是有一點問題的。
在落實土政策的過程中，一個地保找段光清告狀，說城西有個開小鋪的營兵，派不動，就是不肯去巡夜。營兵是清朝正規軍綠營的兵，在八旗腐爛透頂的情況下，綠營已經成為主力部隊，並不歸地方行政係統管轄，地保派不動營兵並不足怪。不過左鄰右舍攀比起來，追問這個開小鋪的憑什麽白白讓大家保衛他，公平何在，確實也夠讓地保為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