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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酬定律：中國歷史上的生存遊戲 作者：吳思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收成後，劉某離開家鄉，參加了土匪組織，出外搶劫。到了來春，他交了全部租金並且繼續租佃。他的東家對於他付租非常高興，因為其他佃戶在那年都付不起租。
第二年，年成又不好，劉某又照去年一樣幹了一番。其他佃戶對於他的錢是從哪裏來的產生疑心。最後，他們肯定他當了土匪。否則，哪裏來這麽多錢？劉某因為被疑為匪，一不作，二不休，就幹脆參加土匪群了。他說：“我一被拖進匪群，我就被介紹給其他匪徒，我發現我的鄰村有許多人都和我一樣被迫為匪。”
其實這個土匪個案並不典型。按出身行業計算，農民當土匪的比例排在第四位，但我們不妨先藉此分析一下。
直截了當地說，劉某為什麽當土匪？為了保住租佃的土地。對佃戶來說，土地可不是什麽等閑的產業，而是安身立命的根本，是命根子，是“命產”。一般來說，物質資源都是“身外之物”，但是，隨著資源的匱乏程度逐漸逼近甚至突破維持生存的底線，身外之物便逐漸演變為“等身之物”，成為性命所係的“命資”，可以提供“命資”的生產資料則是命產。
在資源瓜分完畢的社會格局中，維持生存的底線是一條血線。血線之下，各種物資都獲得了命資的意義，一碗飯可以延續一天的性命，一杯水也可以等於一條人命。突破血線必定導致流血，要麽自己失血折命，要麽博命威脅他人，劫奪活命之資。
簡而言之，劉某當土匪是為了保住命產，從而獲得命資，由此保住性命。
當土匪的風險並不小。田誌和、高樂才兩位先生根據檔案、誌書、報紙等材料編製了清末民初（1931年前）的東北匪首名錄 ，共開列了1638個土匪的匪號或姓名，其中，給出下落的共732人，占44。6%。我大概算了一下，假定那些下落不明的人（約55%）全部逃脫了懲罰，在有下落的732人中，因土匪生涯而死亡626人，仍然占到總數1638人的38。2%，占有下落者的85。5% 38。2%，這就是當土匪的死亡概率。
土匪的基本戰術近似遊擊戰，八路軍是打遊擊的頂尖高手。在抗日戰爭中，八路軍的死亡人數約為40萬，抗戰結束時全軍總人數為120萬，生死相加共160萬，簡單計算的死亡率為25%。關東馬賊在戰術素養和群眾關係方麵根本無法與八路軍相提並論，由此估算，38%的土匪死亡率，可能與事實相差不遠。
海盜的情況也是如此。（清）幹隆嘉慶年間（1790-1810年），經過幾代人的潛伏發展，華南海盜進入了鼎盛時期。穆黛安在《華南海盜（1790-1810）》 第五章中介紹了“海盜的進帳”，總共開列了四條財路。搶劫和綁票屬於臨時性收入，是海盜早期收入的主要來源。徵收稅費則可以帶來穩定的高收入，是海盜鼎盛時期的主要收入方式。作者講述了這種收費體製的創建經過：19世紀初，廣東有22個鹽場，其中大多數都位處該省最南端的州府——高州、雷州、瓊州、廉州。……大部分鹽都是用帆船運往各地的。大型運鹽船隊每年四次集中於電白，將鹽運往400英裏之外的廣州。
早在1796年，海盜便已開始涉足鹽業。那時，小股海盜每隔一定時期就襲擊一二艘鹽船。後來，在西山軍的旗幟下，隨著其組織愈趨完善，技巧也愈趨熟練。他們已能集攏70至100艘船對整個運鹽船隊實施截擊。到1801年時，他們更以300艘帆船組成的大型船隊，明目張膽地襲擊尚未離開電白港口的運鹽船隻。……到1805年時，他們已足以控製運鹽航線。因此，當時廣州鹽價猛漲，盡管皇帝下令各鹽船均要配置鄉勇護航，但收效甚微。鹽商不久便發現，直接與海盜進行談判，向他們交納大筆費用以換取鹽船的安全航行更為方便。
由於地方會黨的幫助，海盜們成功地使得上述活動日趨完善，以致於每一艘開往廣州的船隻都發現，不購買保險費就難以成行。海盜收取保險費的比率是100包鹽交納50元。有時候，海盜甚至還為交納保護費的船隻護航。1805年，一支運鹽船隊每船向海盜交付200西班牙銀圓，海盜便將其護送至廣州。通過收取鹽船保護費，海盜一年四季便有了固定的收入來源。
為了使這一收入來源不至枯竭，海盜毫不客氣地對那些不願聽命的船隻進行打擊。一旦實施這種打擊，其行為是十分殘忍的。1805年6月28日，在大洲鹽場，有70艘進行抵抗的官鹽船被海盜焚毀，幾天後，另有110艘船又被化為灰燼。同年9月13日，120艘海盜船襲擊並焚毀了停在電白港的90艘船，至該年年底，不在海盜控製中的官鹽船僅有4艘。隨著保護費的不斷繳納和收取，海盜和鹽商之間的關係也在不斷加強。最終，鹽商甚至開始將糧食給養和武器彈藥提供給海盜。
海盜可能也以同樣的方式控製了鴉片貿易……
海盜能夠向海麵上的各種船隻徵收保護費，表明其勢力達到了頂峰。無論商人、船主、舵手和漁民要把船駛往何方，都必須向海盜購買保險。他們按規定交付錢款之後（有“號稅”、“港規”、“洋稅”和“勒稅”諸種名目），便得到海盜首領簽字的路條執照。
雖然在一定的時期內可以購買臨時的特許執照，但是一般來說，這些保護費是按年徵收的。保護費很是昂貴，有些地方，商船按其貨物價值交納銀錢，每個航次所交費用在50至500元洋銀之間。在另一些地方，一艘遠洋商船離港出海時要交400西班牙銀圓，返回時要交800元。家底殷實的船主單程一次便要交幾千兩銀子的事也並非鮮見。
收費保險製在廣東西部發展的十分完備。到1803年時，廣州以西的貿易，無處不在海盜的保護之下。一年後，他們又將其勢力擴張至珠江三角洲，有70艘大船在澳門附近島嶼長期駐紮，每天都有船出海攔截往東航行而未交保險費的船隻。到1806年時，這一帶所有船隻都難以自保，很少有船膽敢未獲海盜許可而自行出海。
海盜首領對執行保護者和被保護者雙方達成的協議十分嚴格認真，或者說，在整個海盜聯盟內都很重視這一點。當海盜進行海上攔截時，被攔截者隻要出示繳費證明即可放行。如果違反這一規定，海盜首領會斷然下令部屬對受害者進行補償。有一次，一位海盜頭目誤劫了一艘受保護的漁船，大盜首不禁命令他將船歸還原主，還勒令他為這一錯誤向船主賠償500西班牙銀圓。
轉述至此，我已經感到界限模糊了。百姓服輸認帳之後，海盜與執行高稅率政策的官府到底有什麽區別？似乎這是一個很難回答的問題。對民眾來說，無論向誰交納稅費，反正都沒有選擇權和退出權。如同對海盜製訂的稅率沒有發言權一樣，民眾對官府的政策也沒有發言權。明清兩代，官府都實行過極其嚴厲的海禁政策，其作用相當於百分之百的高稅率，他們並沒讓老百姓投票表決。這時候，到底誰比誰好呢？我不知道。在聘請護航者的時候也存在這個問題，海盜的安全服務似乎比官家水師更可靠，因此，一旦有了選擇空間，民間選擇了海盜。
博命集團及其製度背景
第二年，年成又不好，劉某又照去年一樣幹了一番。其他佃戶對於他的錢是從哪裏來的產生疑心。最後，他們肯定他當了土匪。否則，哪裏來這麽多錢？劉某因為被疑為匪，一不作，二不休，就幹脆參加土匪群了。他說：“我一被拖進匪群，我就被介紹給其他匪徒，我發現我的鄰村有許多人都和我一樣被迫為匪。”
其實這個土匪個案並不典型。按出身行業計算，農民當土匪的比例排在第四位，但我們不妨先藉此分析一下。
直截了當地說，劉某為什麽當土匪？為了保住租佃的土地。對佃戶來說，土地可不是什麽等閑的產業，而是安身立命的根本，是命根子，是“命產”。一般來說，物質資源都是“身外之物”，但是，隨著資源的匱乏程度逐漸逼近甚至突破維持生存的底線，身外之物便逐漸演變為“等身之物”，成為性命所係的“命資”，可以提供“命資”的生產資料則是命產。
在資源瓜分完畢的社會格局中，維持生存的底線是一條血線。血線之下，各種物資都獲得了命資的意義，一碗飯可以延續一天的性命，一杯水也可以等於一條人命。突破血線必定導致流血，要麽自己失血折命，要麽博命威脅他人，劫奪活命之資。
簡而言之，劉某當土匪是為了保住命產，從而獲得命資，由此保住性命。
當土匪的風險並不小。田誌和、高樂才兩位先生根據檔案、誌書、報紙等材料編製了清末民初（1931年前）的東北匪首名錄 ，共開列了1638個土匪的匪號或姓名，其中，給出下落的共732人，占44。6%。我大概算了一下，假定那些下落不明的人（約55%）全部逃脫了懲罰，在有下落的732人中，因土匪生涯而死亡626人，仍然占到總數1638人的38。2%，占有下落者的85。5% 38。2%，這就是當土匪的死亡概率。
土匪的基本戰術近似遊擊戰，八路軍是打遊擊的頂尖高手。在抗日戰爭中，八路軍的死亡人數約為40萬，抗戰結束時全軍總人數為120萬，生死相加共160萬，簡單計算的死亡率為25%。關東馬賊在戰術素養和群眾關係方麵根本無法與八路軍相提並論，由此估算，38%的土匪死亡率，可能與事實相差不遠。
海盜的情況也是如此。（清）幹隆嘉慶年間（1790-1810年），經過幾代人的潛伏發展，華南海盜進入了鼎盛時期。穆黛安在《華南海盜（1790-1810）》 第五章中介紹了“海盜的進帳”，總共開列了四條財路。搶劫和綁票屬於臨時性收入，是海盜早期收入的主要來源。徵收稅費則可以帶來穩定的高收入，是海盜鼎盛時期的主要收入方式。作者講述了這種收費體製的創建經過：19世紀初，廣東有22個鹽場，其中大多數都位處該省最南端的州府——高州、雷州、瓊州、廉州。……大部分鹽都是用帆船運往各地的。大型運鹽船隊每年四次集中於電白，將鹽運往400英裏之外的廣州。
早在1796年，海盜便已開始涉足鹽業。那時，小股海盜每隔一定時期就襲擊一二艘鹽船。後來，在西山軍的旗幟下，隨著其組織愈趨完善，技巧也愈趨熟練。他們已能集攏70至100艘船對整個運鹽船隊實施截擊。到1801年時，他們更以300艘帆船組成的大型船隊，明目張膽地襲擊尚未離開電白港口的運鹽船隻。……到1805年時，他們已足以控製運鹽航線。因此，當時廣州鹽價猛漲，盡管皇帝下令各鹽船均要配置鄉勇護航，但收效甚微。鹽商不久便發現，直接與海盜進行談判，向他們交納大筆費用以換取鹽船的安全航行更為方便。
由於地方會黨的幫助，海盜們成功地使得上述活動日趨完善，以致於每一艘開往廣州的船隻都發現，不購買保險費就難以成行。海盜收取保險費的比率是100包鹽交納50元。有時候，海盜甚至還為交納保護費的船隻護航。1805年，一支運鹽船隊每船向海盜交付200西班牙銀圓，海盜便將其護送至廣州。通過收取鹽船保護費，海盜一年四季便有了固定的收入來源。
為了使這一收入來源不至枯竭，海盜毫不客氣地對那些不願聽命的船隻進行打擊。一旦實施這種打擊，其行為是十分殘忍的。1805年6月28日，在大洲鹽場，有70艘進行抵抗的官鹽船被海盜焚毀，幾天後，另有110艘船又被化為灰燼。同年9月13日，120艘海盜船襲擊並焚毀了停在電白港的90艘船，至該年年底，不在海盜控製中的官鹽船僅有4艘。隨著保護費的不斷繳納和收取，海盜和鹽商之間的關係也在不斷加強。最終，鹽商甚至開始將糧食給養和武器彈藥提供給海盜。
海盜可能也以同樣的方式控製了鴉片貿易……
海盜能夠向海麵上的各種船隻徵收保護費，表明其勢力達到了頂峰。無論商人、船主、舵手和漁民要把船駛往何方，都必須向海盜購買保險。他們按規定交付錢款之後（有“號稅”、“港規”、“洋稅”和“勒稅”諸種名目），便得到海盜首領簽字的路條執照。
雖然在一定的時期內可以購買臨時的特許執照，但是一般來說，這些保護費是按年徵收的。保護費很是昂貴，有些地方，商船按其貨物價值交納銀錢，每個航次所交費用在50至500元洋銀之間。在另一些地方，一艘遠洋商船離港出海時要交400西班牙銀圓，返回時要交800元。家底殷實的船主單程一次便要交幾千兩銀子的事也並非鮮見。
收費保險製在廣東西部發展的十分完備。到1803年時，廣州以西的貿易，無處不在海盜的保護之下。一年後，他們又將其勢力擴張至珠江三角洲，有70艘大船在澳門附近島嶼長期駐紮，每天都有船出海攔截往東航行而未交保險費的船隻。到1806年時，這一帶所有船隻都難以自保，很少有船膽敢未獲海盜許可而自行出海。
海盜首領對執行保護者和被保護者雙方達成的協議十分嚴格認真，或者說，在整個海盜聯盟內都很重視這一點。當海盜進行海上攔截時，被攔截者隻要出示繳費證明即可放行。如果違反這一規定，海盜首領會斷然下令部屬對受害者進行補償。有一次，一位海盜頭目誤劫了一艘受保護的漁船，大盜首不禁命令他將船歸還原主，還勒令他為這一錯誤向船主賠償500西班牙銀圓。
轉述至此，我已經感到界限模糊了。百姓服輸認帳之後，海盜與執行高稅率政策的官府到底有什麽區別？似乎這是一個很難回答的問題。對民眾來說，無論向誰交納稅費，反正都沒有選擇權和退出權。如同對海盜製訂的稅率沒有發言權一樣，民眾對官府的政策也沒有發言權。明清兩代，官府都實行過極其嚴厲的海禁政策，其作用相當於百分之百的高稅率，他們並沒讓老百姓投票表決。這時候，到底誰比誰好呢？我不知道。在聘請護航者的時候也存在這個問題，海盜的安全服務似乎比官家水師更可靠，因此，一旦有了選擇空間，民間選擇了海盜。
博命集團及其製度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