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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酬定律：中國歷史上的生存遊戲 作者：吳思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再次，濾葉子（審問拷打肉票），叫票（講票價），這些都屬於定價程序，是綁票者確定贖票者的支付能力的過程。這方麵出現誤差，不能成交，便要出人命。
最後還要注意，掏錢贖票者並不是人質本人，而是他的親屬、代理人或其他利益相關者。這些利益相關者對人質的性命的估價，對人質生死與自身利害關係的預測，直接決定著掏不掏錢，掏多少錢。這道彎子可以繞出無數離奇故事。
美國記者阿列霍。利利烏斯在上個世紀20年代末多次與中國海盜出航，親眼看著海盜綁票勒贖。在《我與中國海匪同航》 一文中，作者寫道：海盜說，一般一條性命值幾百元。有時有些親屬不在乎人質的安危，還希望海匪殺掉他算了，這樣親屬們還能早日繼承遺產呢。但這樣的事情很少發生。
作者轉述的一個“狗人”故事，算是一個特別突出的例子：在重慶附近是一個村莊中，住著一個非常富有的商人，名叫高良泰。因為在一般情況下，每個富足的中國人遲早都會列入被綁架者的名冊之中，所以他們總要另外準備一些錢作為被綁後的贖金之用。土匪也知道這個情況，所以後來高良泰最終落入了土匪之手。這位商人對此並沒有太多的擔慮，隻是馬上派出一名土匪送一封信給他的弟弟，要他把土匪提出的贖金帶來。他認為這件事定會毫不遲疑地得到解決。
但情況恰恰相反。他的弟弟說他很有興趣看到高良泰仍被監禁著，這樣他就可以分享這位不幸者的所有財產了。於是他寫了封信給土匪，要求他們把他的哥哥當作一名囚犯，並許諾每月付給他們一定的看管費用。這樣，高良泰被土匪裝入了一隻僅能容下他身子的竹籠內。
整整十四年中，這個不幸的商人一直呆在這個竹籠之中。在此期間他的身體都快變形了。醜陋得令人毛骨悚然。在推翻滿清王朝的革命中，他得以獲得自由，然而他卻再也無法站立行走了，隻能像狗一樣，用四肢在地上爬行。
後來，作者果然見到了這個狗人，果然不能行走，需要人架著。他已經當了海盜頭領，追蹤他的遷居澳門的弟弟，尋機報復。
我所見到的最離奇的買命故事，是一個英國人講述的。
1932年9月，兩個英國人，醫生的女兒廷可。波利和一家英國洋行的雇員，在遼河邊上的牛莊被中國土匪綁票。土匪為這兩張洋票開出了天價。
下邊是土匪寫給人質父親的信：
“第一封信想必已經收到，但數天來何故遲遲不復？波利女士的贖金為70萬大洋，科克倫先生為60萬大洋，外加100枝步槍、3萬發子彈、200盎司上等煙土、50碼黑緞、100隻金戒指、30隻金手錶、2挺重機槍、5萬發子彈、4枝毛瑟槍、120把左輪手槍、120枝來福槍並配子彈。倘若一個星期內不予答覆，就割下波利女士和科克倫先生的耳朵奉上。倘兩個星期內不見答覆，就斃了他倆。萬勿以為我等心慈手軟，僅危言聳聽而已。不照此辦理，定然說到做到。”
信裏還提到，如果日本人一周內撤出滿洲，他們就無條件地交還洋票。
價格如此巨大，就連印加國王的命價都不及此數，但土匪硬是開出來了。對此，綁匪北霸天和波利有一段對話。
波利說：“我倆都是小人物，你怎麽老是看好我們值一大筆錢，肯掏錢救我倆的隻有我父親，可是他的錢根本就不多。”
“你們政府會掏錢的。”他肯定地說。
“不，不會的。他們為什麽要掏錢？假如你們中誰被綁架了，你們的中央政府會為了他出大把大把的錢嗎？當然不會，你心裏一定很清楚，對政府來說，你我都算不了什麽。”
“那麽讓日本人掏錢，他們有責任，就該負擔這筆錢。”
“我轉過臉去，不耐煩地聳聳肩。關於贖金的爭論，每次談到這裏就卡住了。隨你怎麽解釋，北霸天總認為日本人應該、能夠而且願意為我倆出錢的。”
離奇的是，後來日本人確實掏錢了，他們出麵談判，達成了協議，1932年10月20日，日本人用馬車拉著兩個紅色的大箱子，裝了嶄新的票子，從中國土匪手裏贖回了英國人質。這就意味著，中國土匪看得比較準，比英國人質更清楚地認清了形勢，算清了利害。
據說，由於人質危機，英國海軍開進了中國內河，威脅日本說，如果他們不解決此事，英國就要自己解決。這樣一來，英國人質的生死就成為英國介入滿洲，幹預日本統治的藉口。日本人不能讓這個藉口成立，英國的介入對他們鞏固自己的統治太不利了，於是，兩害相權取其輕，隻好向土匪付了成箱子的錢。在這裏，英國人質的命價，取決於日本人肯花多少錢避免英國軍隊介入所造成的麻煩。
官府在贖票問題上的計算和謀略還可能更加複雜。人質親屬贖票的計算比較簡單，隻要考慮支付能力和自身利益就行了。官府則不然。首先，官府憑什麽掏錢？人質是官員的兒子嗎？其次，如果麵對某種壓力，譬如麵對國外政府的壓力，政府不得不贖票，那也要考慮讓土匪得逞的負作用。贖票和退讓可以解決眼前危機，但是由此形成的激勵，卻給將來造成了更大的隱患。這是眼前利益和長遠利益的換算。總之，官府與親屬一般是有矛盾的。親屬贖票不必考慮外部效應，政府則不然。政府是秩序第一，親屬是親人安全第一。
1923年10月至12月，德國的助理教士f. strauss先生在湘西的洪江一帶被土匪綁架，土匪開價12萬。傳教士在《被湘匪綁架的80天》 中寫道：迄今為止與土匪的所有談判都失敗了。土匪們堅持他們的要求——錢或生命。考慮到我的生命有危險，洪江的將軍們不敢對土匪採取任何軍事行動。但為我支付一大筆贖金是不可能的，也是不明智的。於是拖延就成了不了了之的辦法。
最後，這場人質危機是拐彎解決的。當地駐軍的首領張將軍答應收編一股土匪，但是有一個條件：釋放傳教士。這股期盼招安的土匪便出麵與綁架傳教士的土匪談判，用800吊銅錢從綁架者手裏贖出了傳教士，然後完成招安。
這個價格似乎隻比當時的土票稍高一點，不足12萬開價的百分之一。之所以能夠成交，是因為另有一種利害計算。這股土匪不能敲詐另外一股土匪，不給麵子，就意味著將來結仇，在長期關係中處於受威脅的地位，使自己的生命承受更大的風險。通過這一係列算計，官府沒有屈服讓步便救出了人質，贖票者沒花多少錢就得到了招安，綁匪沒有白忙還撈了人情，大家都高興，危機就這樣擺平了。
買命計算之二
1929年5月，東北邊防軍司令長官張學良，頒布了《清匪獎勵辦法》 ：凡軍警搜捕匪首一名，賞現大洋3000元。搜捕匪徒一名，賞現大洋1500元。因剿匪而陣亡的官長，每名發撫恤金5000元，士兵發1000元。
張學良出手闊綽，命價開得太高了。1929年12月，東北各省製訂出實施細則，給土匪的命價打了三折，官兵的命價分別打了二五折和八折。奉天省規定：捕獲匪首一名，賞1000元，捕匪徒一名賞500元。因剿匪而陣亡的官長，發撫恤金1200元，士兵發800元。這些經過修改的價格，與當時土匪綁票的要價比較接近，更貼近市場行情。
最後還要注意，掏錢贖票者並不是人質本人，而是他的親屬、代理人或其他利益相關者。這些利益相關者對人質的性命的估價，對人質生死與自身利害關係的預測，直接決定著掏不掏錢，掏多少錢。這道彎子可以繞出無數離奇故事。
美國記者阿列霍。利利烏斯在上個世紀20年代末多次與中國海盜出航，親眼看著海盜綁票勒贖。在《我與中國海匪同航》 一文中，作者寫道：海盜說，一般一條性命值幾百元。有時有些親屬不在乎人質的安危，還希望海匪殺掉他算了，這樣親屬們還能早日繼承遺產呢。但這樣的事情很少發生。
作者轉述的一個“狗人”故事，算是一個特別突出的例子：在重慶附近是一個村莊中，住著一個非常富有的商人，名叫高良泰。因為在一般情況下，每個富足的中國人遲早都會列入被綁架者的名冊之中，所以他們總要另外準備一些錢作為被綁後的贖金之用。土匪也知道這個情況，所以後來高良泰最終落入了土匪之手。這位商人對此並沒有太多的擔慮，隻是馬上派出一名土匪送一封信給他的弟弟，要他把土匪提出的贖金帶來。他認為這件事定會毫不遲疑地得到解決。
但情況恰恰相反。他的弟弟說他很有興趣看到高良泰仍被監禁著，這樣他就可以分享這位不幸者的所有財產了。於是他寫了封信給土匪，要求他們把他的哥哥當作一名囚犯，並許諾每月付給他們一定的看管費用。這樣，高良泰被土匪裝入了一隻僅能容下他身子的竹籠內。
整整十四年中，這個不幸的商人一直呆在這個竹籠之中。在此期間他的身體都快變形了。醜陋得令人毛骨悚然。在推翻滿清王朝的革命中，他得以獲得自由，然而他卻再也無法站立行走了，隻能像狗一樣，用四肢在地上爬行。
後來，作者果然見到了這個狗人，果然不能行走，需要人架著。他已經當了海盜頭領，追蹤他的遷居澳門的弟弟，尋機報復。
我所見到的最離奇的買命故事，是一個英國人講述的。
1932年9月，兩個英國人，醫生的女兒廷可。波利和一家英國洋行的雇員，在遼河邊上的牛莊被中國土匪綁票。土匪為這兩張洋票開出了天價。
下邊是土匪寫給人質父親的信：
“第一封信想必已經收到，但數天來何故遲遲不復？波利女士的贖金為70萬大洋，科克倫先生為60萬大洋，外加100枝步槍、3萬發子彈、200盎司上等煙土、50碼黑緞、100隻金戒指、30隻金手錶、2挺重機槍、5萬發子彈、4枝毛瑟槍、120把左輪手槍、120枝來福槍並配子彈。倘若一個星期內不予答覆，就割下波利女士和科克倫先生的耳朵奉上。倘兩個星期內不見答覆，就斃了他倆。萬勿以為我等心慈手軟，僅危言聳聽而已。不照此辦理，定然說到做到。”
信裏還提到，如果日本人一周內撤出滿洲，他們就無條件地交還洋票。
價格如此巨大，就連印加國王的命價都不及此數，但土匪硬是開出來了。對此，綁匪北霸天和波利有一段對話。
波利說：“我倆都是小人物，你怎麽老是看好我們值一大筆錢，肯掏錢救我倆的隻有我父親，可是他的錢根本就不多。”
“你們政府會掏錢的。”他肯定地說。
“不，不會的。他們為什麽要掏錢？假如你們中誰被綁架了，你們的中央政府會為了他出大把大把的錢嗎？當然不會，你心裏一定很清楚，對政府來說，你我都算不了什麽。”
“那麽讓日本人掏錢，他們有責任，就該負擔這筆錢。”
“我轉過臉去，不耐煩地聳聳肩。關於贖金的爭論，每次談到這裏就卡住了。隨你怎麽解釋，北霸天總認為日本人應該、能夠而且願意為我倆出錢的。”
離奇的是，後來日本人確實掏錢了，他們出麵談判，達成了協議，1932年10月20日，日本人用馬車拉著兩個紅色的大箱子，裝了嶄新的票子，從中國土匪手裏贖回了英國人質。這就意味著，中國土匪看得比較準，比英國人質更清楚地認清了形勢，算清了利害。
據說，由於人質危機，英國海軍開進了中國內河，威脅日本說，如果他們不解決此事，英國就要自己解決。這樣一來，英國人質的生死就成為英國介入滿洲，幹預日本統治的藉口。日本人不能讓這個藉口成立，英國的介入對他們鞏固自己的統治太不利了，於是，兩害相權取其輕，隻好向土匪付了成箱子的錢。在這裏，英國人質的命價，取決於日本人肯花多少錢避免英國軍隊介入所造成的麻煩。
官府在贖票問題上的計算和謀略還可能更加複雜。人質親屬贖票的計算比較簡單，隻要考慮支付能力和自身利益就行了。官府則不然。首先，官府憑什麽掏錢？人質是官員的兒子嗎？其次，如果麵對某種壓力，譬如麵對國外政府的壓力，政府不得不贖票，那也要考慮讓土匪得逞的負作用。贖票和退讓可以解決眼前危機，但是由此形成的激勵，卻給將來造成了更大的隱患。這是眼前利益和長遠利益的換算。總之，官府與親屬一般是有矛盾的。親屬贖票不必考慮外部效應，政府則不然。政府是秩序第一，親屬是親人安全第一。
1923年10月至12月，德國的助理教士f. strauss先生在湘西的洪江一帶被土匪綁架，土匪開價12萬。傳教士在《被湘匪綁架的80天》 中寫道：迄今為止與土匪的所有談判都失敗了。土匪們堅持他們的要求——錢或生命。考慮到我的生命有危險，洪江的將軍們不敢對土匪採取任何軍事行動。但為我支付一大筆贖金是不可能的，也是不明智的。於是拖延就成了不了了之的辦法。
最後，這場人質危機是拐彎解決的。當地駐軍的首領張將軍答應收編一股土匪，但是有一個條件：釋放傳教士。這股期盼招安的土匪便出麵與綁架傳教士的土匪談判，用800吊銅錢從綁架者手裏贖出了傳教士，然後完成招安。
這個價格似乎隻比當時的土票稍高一點，不足12萬開價的百分之一。之所以能夠成交，是因為另有一種利害計算。這股土匪不能敲詐另外一股土匪，不給麵子，就意味著將來結仇，在長期關係中處於受威脅的地位，使自己的生命承受更大的風險。通過這一係列算計，官府沒有屈服讓步便救出了人質，贖票者沒花多少錢就得到了招安，綁匪沒有白忙還撈了人情，大家都高興，危機就這樣擺平了。
買命計算之二
1929年5月，東北邊防軍司令長官張學良，頒布了《清匪獎勵辦法》 ：凡軍警搜捕匪首一名，賞現大洋3000元。搜捕匪徒一名，賞現大洋1500元。因剿匪而陣亡的官長，每名發撫恤金5000元，士兵發1000元。
張學良出手闊綽，命價開得太高了。1929年12月，東北各省製訂出實施細則，給土匪的命價打了三折，官兵的命價分別打了二五折和八折。奉天省規定：捕獲匪首一名，賞1000元，捕匪徒一名賞500元。因剿匪而陣亡的官長，發撫恤金1200元，士兵發800元。這些經過修改的價格，與當時土匪綁票的要價比較接近，更貼近市場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