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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酬定律：中國歷史上的生存遊戲 作者：吳思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上中：善知識、軌範師、寺院管家、高級官員[有三百以上僕從的頭領、政府宗本、寺廟的堪布等（命價三百至四百兩）］上下：中級官員、僧侶[紮倉的喇嘛、比丘、有三百多僕從的政府仲科等官員（命價二百兩 ）］中等中上：一般官員，侍寢小吏、官員之辦事小吏[屬仲科的騎士、寺院紮倉的執事、掌堂師等（命價一百四十至一百五十兩）］中中：中級公務員[小寺院的紮巴（命價五十至七十兩）］中下：平民[世俗貴族類（命價三十至四十兩）］下等
下上：[無主獨身者，政府的勤雜人員（命價三十兩）］下中：[定居納稅的鐵匠、屠夫、乞丐（命價二十兩）］下下：婦女、流浪漢、乞丐、屠夫、鐵匠（命價草繩一根，《十六法》規定，下下等命價為十兩。）
這套法律不僅規定了命價，還規定了“血價”——五官或四肢受傷致殘，傷人者要根據具體情況，向受害者賠償所屬等級命價的三分之一、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
從上述數字看來，明末清初藏區的命價與明朝相比偏高，與清朝相比偏低，總體相差不大。值得注意的是，這裏出現了“無價”的字樣。我們知道，這是主體自我估量的感覺。法律表達了這種感覺，恰好表明了誰是法律的製訂者。不過，自我估量歸自我估量，世界歷史經驗證明，最高統治者的生命並不是無價的。1533年，西班牙殖民者皮薩羅囚禁了印加國王阿塔華爾帕，雙方談妥，國王性命的贖金是一大筆金銀，金銀要在囚室內堆到伸手所及的高度。這間囚室長約7米，寬約5米，據說堆積了黃金1。3萬多磅，白銀2。6萬磅。這就是印加國王的命價。順便說一句，皮薩羅得到金銀後，照樣處死了國王阿塔華爾帕，隻把燒死改成了絞死。這是一錘子買賣，不講信用也難以報復。
如何看待官定命價的巨大價差呢？在當代人看來，蘊涵了人命不平等觀念的法規不是很可惡麽？這要看怎麽說。一二品貪官犯了死罪，法定贖金是一萬二千兩銀子，如果堅持“與民同罪”，一千二百兩銀子即可贖命，豈不是縱容大貪官犯罪？清朝督撫一級的大員，每年合法的養廉銀就有一萬兩，夠他們贖八條命了。反過來，尋常百姓每年收入二十兩銀子，也要一萬二千兩贖金，這條法規便形同虛設。人們對自身性命的支付能力確實不同，支付意願也不同，命價在事實上就不可能相同。清朝根據這些不同定出不同的價格，買不買聽憑自願，比起明朝的一刀切來，應該是一個正視現實的進步。
實際上，當代的命價也不一樣。同樣死於交通事故，在現實操作中，賠農民的錢往往不及賠城裏人的一半。美國的價差也不小。9。11事件後，聯邦賠償基金確定的遇害者賠償辦法據說有很大差別：如果遇害者是家庭婦女，她的丈夫和兩個孩子能得到50萬美元的賠償。如果遇害者是華爾街經紀人，他的遺孀和兩個孩子卻能得到430萬美元。這種差距招致許多受害者家屬的強烈抗議，美國政府被迫承諾修改賠償金髮放辦法。但是話又說回來，真要修改了，是壓低華爾街經紀人的命價呢，還是提高家庭婦女的命價？經紀人一年就可能賺三五十萬，納稅額也非常高，壓低了明顯虧待人家遺屬。把家庭婦女的賠償金提高到430萬，納稅人又會有意見：幹脆你把我這條命也拿走算了。
買命計算之一
最典型的買命，即以錢換命，發生在綁票和贖票的交易中。關於這套規矩及其術語，蔡少卿先生在《民國時期的土匪》 中寫道：如果土匪綁架到一名富家女子，就像抓到了一個大慈大悲的觀世音菩薩，這種行為就叫做“請觀音”。如果綁架到一個有錢的男人，就像逮到了一頭肥豬，稱之為“拉肥豬”。如果綁架到財主家的小孩，就叫“抱童子”。
贖票的價格和付款時間的限製，匪首根據被綁戶的經濟狀況和具體要求評定，是有所不同的。在綁架未婚少女的案子上，如果這年輕婦女要求天黑之前回去，那就是一種特殊的“快票”，即當天付款當天贖回。如隔夜再贖，婆家就不要了。因此快票得款特別快，索價比較低。贖票除用現金外，鴉片、糧食、武器、馬匹等均可抵償。
土匪勒贖票價的高低，沒有統一的規定，主要根據被架者家庭的殷實狀況，同時也隨時間地點之不同而有所變化。據陸軍少將錢錫霖1918年報告，“山東土匪搶架勒贖，動輒數萬元，少亦數百元。”（陸軍部檔1011，2，269）這個報告基本上反映了當時的真實情況。
時報也載，1917年，“濮縣鹽商薑振卿，因事赴聊，半途為匪架去，聲稱贖資六萬元。”（時報1917年9月14日）
同年，山東土匪毛思忠攻陷曹縣，架走紳民楊希儒等三家六人，各家屬邀公民李翔臣為六人之代表，赴毛思忠處求情。毛思忠雲：“汝來義氣可欽，看汝之麵，減去一萬元。回籍後速備軍費二萬元送來，即放六人去也。”（時報，1917年9月11日）。
山東土匪的搶架勒贖，後來發展為四處搶掠，逢人即架時，票價就降為“三百元，百餘元，十元即可，甚至無錢可繳者用雞子一百個亦可贖票。（時報1923年9月1日）。
河南土匪架票勒贖的情況，與山東土匪相似，“從前隻拉富戶，今則不論貧富，逢人便拉”（同上）。洛陽地方的土匪竟揚言：“貧富都要，不值一雙鞋，亦值一盒紙菸。”（時報1927年7月31日）
1927年，洛陽城曾多次發生土匪綁架小商菜販城市貧民的案件。某日，“城中郭某，使子出城，負糧一鬥，歸至關鹽店地方，遇匪四人，欲架子去。郭子言：我家貧，架去亦不值錢，若要肩上麥，可以相贈。匪不聽，必強之去，時方午，郭子呼救，匪情急，乃亂刀將郭子砍死。
綁票術語，除了上述之外，還有吊羊、接財神、請豬頭、養鵝生蛋、票、肉票、架票、綁票、新票、彩票（富人）、當票（窮人）、土票（農民）、花票（女人）、水頭（票價）、壓水（說票者）、叫票（講票價）、領票（贖回肉票）、看票（看守人質）、票房（拘留肉票之處）、票房頭（管票房的頭目）、葉子（肉票）、葉子官（看管肉票的頭目）、濾葉子（審問拷打肉票）、撕票（殺人質）。
我們詳細分析一下這種交易。
首先，所謂買命，譬如買兒童人質的命，意味著兒童的性命在土匪手裏，兒童自己掌握不了自己的命運。土匪掌握了人質的性命，卻不在乎人質的生死，隻關心錢。人質的親屬關心孩子的生死，不那麽在乎錢。即使不算親情隻算錢，養育兒童的花費，兒童未來對家庭的貢獻，也是一筆可觀的大數，而對土匪來說，這個數字無非是綁架、看守和餵養人質的那些花費，感情更是扯不上。對同一條性命的估價如此不同，就是交易的基礎。
其次，票價差異巨大，因為肉票的價值確實不同——贖命者的支付意願和支付能力不同。這一點無須解釋。不過這個道理隱含著一個邏輯推論：當平民百姓普遍貧窮時，綁票也會逐漸無利可圖，我們看到，票價在十年間下降了數十倍。這時候當土匪的風險依然，收入卻未必足以餬口了，土匪也就不能再當，大亂便可能轉向大治。真所謂物極必反。另一個推論是：所謂“吃大戶”，“劫富濟貧”，號稱也是一種道德，其實在經濟上這是合算的買賣。後來競爭激烈，生意不好做了，就要吃到小戶頭上。勢之所至，不得不然，非把經濟選擇說成道德選擇，未免有既當婊子又立牌坊之嫌。
下上：[無主獨身者，政府的勤雜人員（命價三十兩）］下中：[定居納稅的鐵匠、屠夫、乞丐（命價二十兩）］下下：婦女、流浪漢、乞丐、屠夫、鐵匠（命價草繩一根，《十六法》規定，下下等命價為十兩。）
這套法律不僅規定了命價，還規定了“血價”——五官或四肢受傷致殘，傷人者要根據具體情況，向受害者賠償所屬等級命價的三分之一、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
從上述數字看來，明末清初藏區的命價與明朝相比偏高，與清朝相比偏低，總體相差不大。值得注意的是，這裏出現了“無價”的字樣。我們知道，這是主體自我估量的感覺。法律表達了這種感覺，恰好表明了誰是法律的製訂者。不過，自我估量歸自我估量，世界歷史經驗證明，最高統治者的生命並不是無價的。1533年，西班牙殖民者皮薩羅囚禁了印加國王阿塔華爾帕，雙方談妥，國王性命的贖金是一大筆金銀，金銀要在囚室內堆到伸手所及的高度。這間囚室長約7米，寬約5米，據說堆積了黃金1。3萬多磅，白銀2。6萬磅。這就是印加國王的命價。順便說一句，皮薩羅得到金銀後，照樣處死了國王阿塔華爾帕，隻把燒死改成了絞死。這是一錘子買賣，不講信用也難以報復。
如何看待官定命價的巨大價差呢？在當代人看來，蘊涵了人命不平等觀念的法規不是很可惡麽？這要看怎麽說。一二品貪官犯了死罪，法定贖金是一萬二千兩銀子，如果堅持“與民同罪”，一千二百兩銀子即可贖命，豈不是縱容大貪官犯罪？清朝督撫一級的大員，每年合法的養廉銀就有一萬兩，夠他們贖八條命了。反過來，尋常百姓每年收入二十兩銀子，也要一萬二千兩贖金，這條法規便形同虛設。人們對自身性命的支付能力確實不同，支付意願也不同，命價在事實上就不可能相同。清朝根據這些不同定出不同的價格，買不買聽憑自願，比起明朝的一刀切來，應該是一個正視現實的進步。
實際上，當代的命價也不一樣。同樣死於交通事故，在現實操作中，賠農民的錢往往不及賠城裏人的一半。美國的價差也不小。9。11事件後，聯邦賠償基金確定的遇害者賠償辦法據說有很大差別：如果遇害者是家庭婦女，她的丈夫和兩個孩子能得到50萬美元的賠償。如果遇害者是華爾街經紀人，他的遺孀和兩個孩子卻能得到430萬美元。這種差距招致許多受害者家屬的強烈抗議，美國政府被迫承諾修改賠償金髮放辦法。但是話又說回來，真要修改了，是壓低華爾街經紀人的命價呢，還是提高家庭婦女的命價？經紀人一年就可能賺三五十萬，納稅額也非常高，壓低了明顯虧待人家遺屬。把家庭婦女的賠償金提高到430萬，納稅人又會有意見：幹脆你把我這條命也拿走算了。
買命計算之一
最典型的買命，即以錢換命，發生在綁票和贖票的交易中。關於這套規矩及其術語，蔡少卿先生在《民國時期的土匪》 中寫道：如果土匪綁架到一名富家女子，就像抓到了一個大慈大悲的觀世音菩薩，這種行為就叫做“請觀音”。如果綁架到一個有錢的男人，就像逮到了一頭肥豬，稱之為“拉肥豬”。如果綁架到財主家的小孩，就叫“抱童子”。
贖票的價格和付款時間的限製，匪首根據被綁戶的經濟狀況和具體要求評定，是有所不同的。在綁架未婚少女的案子上，如果這年輕婦女要求天黑之前回去，那就是一種特殊的“快票”，即當天付款當天贖回。如隔夜再贖，婆家就不要了。因此快票得款特別快，索價比較低。贖票除用現金外，鴉片、糧食、武器、馬匹等均可抵償。
土匪勒贖票價的高低，沒有統一的規定，主要根據被架者家庭的殷實狀況，同時也隨時間地點之不同而有所變化。據陸軍少將錢錫霖1918年報告，“山東土匪搶架勒贖，動輒數萬元，少亦數百元。”（陸軍部檔1011，2，269）這個報告基本上反映了當時的真實情況。
時報也載，1917年，“濮縣鹽商薑振卿，因事赴聊，半途為匪架去，聲稱贖資六萬元。”（時報1917年9月14日）
同年，山東土匪毛思忠攻陷曹縣，架走紳民楊希儒等三家六人，各家屬邀公民李翔臣為六人之代表，赴毛思忠處求情。毛思忠雲：“汝來義氣可欽，看汝之麵，減去一萬元。回籍後速備軍費二萬元送來，即放六人去也。”（時報，1917年9月11日）。
山東土匪的搶架勒贖，後來發展為四處搶掠，逢人即架時，票價就降為“三百元，百餘元，十元即可，甚至無錢可繳者用雞子一百個亦可贖票。（時報1923年9月1日）。
河南土匪架票勒贖的情況，與山東土匪相似，“從前隻拉富戶，今則不論貧富，逢人便拉”（同上）。洛陽地方的土匪竟揚言：“貧富都要，不值一雙鞋，亦值一盒紙菸。”（時報1927年7月31日）
1927年，洛陽城曾多次發生土匪綁架小商菜販城市貧民的案件。某日，“城中郭某，使子出城，負糧一鬥，歸至關鹽店地方，遇匪四人，欲架子去。郭子言：我家貧，架去亦不值錢，若要肩上麥，可以相贈。匪不聽，必強之去，時方午，郭子呼救，匪情急，乃亂刀將郭子砍死。
綁票術語，除了上述之外，還有吊羊、接財神、請豬頭、養鵝生蛋、票、肉票、架票、綁票、新票、彩票（富人）、當票（窮人）、土票（農民）、花票（女人）、水頭（票價）、壓水（說票者）、叫票（講票價）、領票（贖回肉票）、看票（看守人質）、票房（拘留肉票之處）、票房頭（管票房的頭目）、葉子（肉票）、葉子官（看管肉票的頭目）、濾葉子（審問拷打肉票）、撕票（殺人質）。
我們詳細分析一下這種交易。
首先，所謂買命，譬如買兒童人質的命，意味著兒童的性命在土匪手裏，兒童自己掌握不了自己的命運。土匪掌握了人質的性命，卻不在乎人質的生死，隻關心錢。人質的親屬關心孩子的生死，不那麽在乎錢。即使不算親情隻算錢，養育兒童的花費，兒童未來對家庭的貢獻，也是一筆可觀的大數，而對土匪來說，這個數字無非是綁架、看守和餵養人質的那些花費，感情更是扯不上。對同一條性命的估價如此不同，就是交易的基礎。
其次，票價差異巨大，因為肉票的價值確實不同——贖命者的支付意願和支付能力不同。這一點無須解釋。不過這個道理隱含著一個邏輯推論：當平民百姓普遍貧窮時，綁票也會逐漸無利可圖，我們看到，票價在十年間下降了數十倍。這時候當土匪的風險依然，收入卻未必足以餬口了，土匪也就不能再當，大亂便可能轉向大治。真所謂物極必反。另一個推論是：所謂“吃大戶”，“劫富濟貧”，號稱也是一種道德，其實在經濟上這是合算的買賣。後來競爭激烈，生意不好做了，就要吃到小戶頭上。勢之所至，不得不然，非把經濟選擇說成道德選擇，未免有既當婊子又立牌坊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