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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酬定律：中國歷史上的生存遊戲 作者：吳思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山東軍閥韓復榘的做法更令人大開眼界。何思源在《我與韓復榘共事八年的經歷和見聞》中說，韓復榘野心不大，他感到保存山東地盤，也就很不容易，既怕蔣介石釜底抽薪，拉攏韓的部下從內部瓦解他，又怕蔣介石布下圈套，使韓落入陷阱。
何思源說，韓復榘怕自己軍政內部日趨腐化，自己垮台。他常常說要改革，不然就會垮台。韓復榘請梁漱溟到山東辦鄉村建設，他說：“我不會改革，請梁來替我們改革吧！”韓復榘邀青年黨來山東，最後又想和共產黨合作，都是從需要改革的心出發的。
由此看來，為了收入的長期最大化，暴力集團的首領甚至可以搞改革，反腐敗。如此繼續走下去，暴力集團是否可能走到自己的反麵，從人民的主人變成人民的僕人呢？
我不清楚台灣的經驗應該如何歸類。在歐洲歷史上，可以看到城市市民重金購買自治權的故事，統治集團出售“自治特許證”相當於長期血酬的一次性徵收，出售主人權力也可以算作有償改革。在中國的歷史經驗中，不流血的主僕互換雖然並不罕見，但是，變成主人的卻從來不是“人民”。“人民”是什麽？中國人民主要是農民，農民是一盤散沙，一粒一粒，互無關聯。那時候既無人大，又無農會，數千萬互無關聯的沙粒如何變成主人呢？變成了主人的又怎能算作農民——人民呢？
2003年3月28日
《南贛擒斬功次疏》，《王陽明全集》，上，第329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版（美）安東。倫丁：《在土匪魔爪中，也在上帝手中》，《洋票與綁匪》第583頁《四川文史資料選輯》，第16輯
劉文輝：《走到人民陣營的歷史道路》，《文史資料選輯》，第33輯陳光藻：《四川軍閥最後的一場混戰》，《文史資料選輯》，第33輯蔡少卿：《民國時期的土匪》，第226頁
姚雪垠：《長夜》，前言
《溫江縣誌》，卷三，民政，戶口。轉引自《清代四川財政史料》上，第10頁羅海鋼先生提出的一個問題對這段敘述很有啟發。他問：帝國的農民是如何形成的？
史沫特萊：《偉大的道路》，第154頁，三聯書店1979年4月第一版，湖南人民出版社重印見陸軍部檔中處決的土匪出身職業統計，轉引自蔡少卿：《民國時期的土匪》，第46-48頁參見拙作：《探尋命價》
轉引自戴逸：《簡明清史》，第205頁。以下敘述均參見該書第一章第四節，第三章第二節，第六章第四節 戴逸《簡明清史》第202頁張宸：《平圃雜記》，轉引自《簡明清史》第207頁《清聖祖實錄卷三十》，轉引自《簡明清史》第201頁清朝文獻通考》，卷一九五，刑一，轉引自《簡明清史》，第207頁《元史？耶律楚材列傳》
《文史資料選輯》，第37輯，第208頁
探尋命價
命價問題
鹹豐九年（1859年）舊曆九月十八日上午，鹹豐皇帝在北京玉泉山清音齋召見福建布政使（近似福建省省長）張集馨，問起了福建械鬥的情景，摘抄對話記錄如下：皇上問：“械鬥是何情形？”張答：“……大姓欺淩小姓，而小姓不甘被欺，糾數十莊小姓而與大族相鬥。” 皇上問：“地方官不往彈壓麽？”
張答：“臣前過惠安時，見械鬥方起，部伍亦甚整齊。大姓紅旗，小姓白旗，槍炮刀矛，器械具備。聞金而進，見火而退。當其鬥酣時，官即禁諭，概不遵依。……”
皇上問：“殺傷後便如何完結？”
張答：“大姓如擊斃小姓二十命，小姓僅擊斃大姓十命，除相抵外，照數需索命價，互訟到官。……”
皇上問：“命價每名若幹？”
張答：“聞僱主給屍親三十洋元，於祠堂公所供一忠勇公牌位。”
在這裏我初次看到“命價”一詞。作者還給出了準確價格：三十洋元（西班牙銀元）。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大米的平均價格是每石2。4洋元，一條人命的價值不足1800斤大米，不過2000元人民幣。
皇上的問題打破了一個美好的神話。所謂生命無價，儒家宣稱的人命關天，並不符合歷史事實。人命是有行情的，天子還打聽行情呢。
從主體自我估量的角度看，生命無價似乎講得通：任何東西都不如自己的生命貴重，人都死了，人用的東西還算個什麽？不過，即使從這個狹隘的視角追究下去，人的生命仍然是有價的。如今的愛滋病大概是最能說明問題的例子。隻要吃得起昂貴的藥物，愛滋病人可以盡其天年，在這個意義上，死於愛滋病的人，是因為買不起自己的命。他的生命的價格，取決於本人的支付意願，更取決於本人的支付能力。
一旦跳出自我估量的視角，進入歷史和社會實踐的領域，生命的價格便顯出巨大的差異。命價體現著人命與生存資源的交換關係，兩者餘缺相對，變化紛呈。
官價
意識到命價存在之後，我才發現古人明白得狠，甚至早就以法律形式給出了官價。
清朝雍正十二年（1734年），戶部（財政部）和刑部（近似司法部）奏請皇帝批準，頒布了不同身份的人贖買死罪的價格：三品以上官，銀一萬二千兩；四品官，銀五千兩；五六品官，四千兩；七品以下，進士、舉人，二千五百兩。貢生監生二千兩，平人一千二百兩。
明朝也可以贖買死刑，但必須符合贖罪條件，包括年紀、性別、官員身份、親老贍養等方麵的考量。《大明律。名例》規定，死刑的贖價為銅錢四十二貫。在《大明律》製訂時，這筆錢折合42兩白銀。大體相當於七品知縣一年的俸祿。
從數字上看，明朝的命價比清朝便宜許多，實際上，清朝的白銀購買力往往不及明朝的三分之一，計算命價的時候也應該打個三折。另外，清朝經濟要比明朝繁榮，人們的支付能力強，性命也應該貴一些。最後，如果回憶一下鹹豐皇帝打聽到的行情，就會發現官價大大高於市價，福建民間開出的30洋元，隻能兌換21兩白銀。
明朝並不是以錢贖命的首創者。建立金國的女真族習慣法規定，“殺人償馬牛三十”。再往前追，漢惠帝時期，民有罪，得買爵三十級免死罪。性命可贖，其他肉體傷害也可贖。司馬遷若家境富饒，就可以免受宮刑，奈何“家貧，財賂不足以自贖。”
以錢物贖罪甚至贖命，一直可以追溯到堯舜時代。《尚書。舜典》中便有了“金作贖刑”的說法。 所贖之刑，從墨刑到宮刑到死刑皆可，但要滿足“罪疑”的條件——斷罪有可疑之處。
我看到的最完整的命價等級資料，來自西藏噶瑪政權（噶瑪丹迥旺布，1632年-1642年在位）時期的《十六法》，和五世達賴時期（清初）的《十三法》 。法律將命價分為三等九級，最高級是“無價”，或等身的黃金；最低級隻值一根草繩：上等上上：藏王等最高統治者（無價。《十六法》規定，上上等命價為與身體等量的黃金）
何思源說，韓復榘怕自己軍政內部日趨腐化，自己垮台。他常常說要改革，不然就會垮台。韓復榘請梁漱溟到山東辦鄉村建設，他說：“我不會改革，請梁來替我們改革吧！”韓復榘邀青年黨來山東，最後又想和共產黨合作，都是從需要改革的心出發的。
由此看來，為了收入的長期最大化，暴力集團的首領甚至可以搞改革，反腐敗。如此繼續走下去，暴力集團是否可能走到自己的反麵，從人民的主人變成人民的僕人呢？
我不清楚台灣的經驗應該如何歸類。在歐洲歷史上，可以看到城市市民重金購買自治權的故事，統治集團出售“自治特許證”相當於長期血酬的一次性徵收，出售主人權力也可以算作有償改革。在中國的歷史經驗中，不流血的主僕互換雖然並不罕見，但是，變成主人的卻從來不是“人民”。“人民”是什麽？中國人民主要是農民，農民是一盤散沙，一粒一粒，互無關聯。那時候既無人大，又無農會，數千萬互無關聯的沙粒如何變成主人呢？變成了主人的又怎能算作農民——人民呢？
2003年3月28日
《南贛擒斬功次疏》，《王陽明全集》，上，第329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版（美）安東。倫丁：《在土匪魔爪中，也在上帝手中》，《洋票與綁匪》第583頁《四川文史資料選輯》，第16輯
劉文輝：《走到人民陣營的歷史道路》，《文史資料選輯》，第33輯陳光藻：《四川軍閥最後的一場混戰》，《文史資料選輯》，第33輯蔡少卿：《民國時期的土匪》，第226頁
姚雪垠：《長夜》，前言
《溫江縣誌》，卷三，民政，戶口。轉引自《清代四川財政史料》上，第10頁羅海鋼先生提出的一個問題對這段敘述很有啟發。他問：帝國的農民是如何形成的？
史沫特萊：《偉大的道路》，第154頁，三聯書店1979年4月第一版，湖南人民出版社重印見陸軍部檔中處決的土匪出身職業統計，轉引自蔡少卿：《民國時期的土匪》，第46-48頁參見拙作：《探尋命價》
轉引自戴逸：《簡明清史》，第205頁。以下敘述均參見該書第一章第四節，第三章第二節，第六章第四節 戴逸《簡明清史》第202頁張宸：《平圃雜記》，轉引自《簡明清史》第207頁《清聖祖實錄卷三十》，轉引自《簡明清史》第201頁清朝文獻通考》，卷一九五，刑一，轉引自《簡明清史》，第207頁《元史？耶律楚材列傳》
《文史資料選輯》，第37輯，第208頁
探尋命價
命價問題
鹹豐九年（1859年）舊曆九月十八日上午，鹹豐皇帝在北京玉泉山清音齋召見福建布政使（近似福建省省長）張集馨，問起了福建械鬥的情景，摘抄對話記錄如下：皇上問：“械鬥是何情形？”張答：“……大姓欺淩小姓，而小姓不甘被欺，糾數十莊小姓而與大族相鬥。” 皇上問：“地方官不往彈壓麽？”
張答：“臣前過惠安時，見械鬥方起，部伍亦甚整齊。大姓紅旗，小姓白旗，槍炮刀矛，器械具備。聞金而進，見火而退。當其鬥酣時，官即禁諭，概不遵依。……”
皇上問：“殺傷後便如何完結？”
張答：“大姓如擊斃小姓二十命，小姓僅擊斃大姓十命，除相抵外，照數需索命價，互訟到官。……”
皇上問：“命價每名若幹？”
張答：“聞僱主給屍親三十洋元，於祠堂公所供一忠勇公牌位。”
在這裏我初次看到“命價”一詞。作者還給出了準確價格：三十洋元（西班牙銀元）。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大米的平均價格是每石2。4洋元，一條人命的價值不足1800斤大米，不過2000元人民幣。
皇上的問題打破了一個美好的神話。所謂生命無價，儒家宣稱的人命關天，並不符合歷史事實。人命是有行情的，天子還打聽行情呢。
從主體自我估量的角度看，生命無價似乎講得通：任何東西都不如自己的生命貴重，人都死了，人用的東西還算個什麽？不過，即使從這個狹隘的視角追究下去，人的生命仍然是有價的。如今的愛滋病大概是最能說明問題的例子。隻要吃得起昂貴的藥物，愛滋病人可以盡其天年，在這個意義上，死於愛滋病的人，是因為買不起自己的命。他的生命的價格，取決於本人的支付意願，更取決於本人的支付能力。
一旦跳出自我估量的視角，進入歷史和社會實踐的領域，生命的價格便顯出巨大的差異。命價體現著人命與生存資源的交換關係，兩者餘缺相對，變化紛呈。
官價
意識到命價存在之後，我才發現古人明白得狠，甚至早就以法律形式給出了官價。
清朝雍正十二年（1734年），戶部（財政部）和刑部（近似司法部）奏請皇帝批準，頒布了不同身份的人贖買死罪的價格：三品以上官，銀一萬二千兩；四品官，銀五千兩；五六品官，四千兩；七品以下，進士、舉人，二千五百兩。貢生監生二千兩，平人一千二百兩。
明朝也可以贖買死刑，但必須符合贖罪條件，包括年紀、性別、官員身份、親老贍養等方麵的考量。《大明律。名例》規定，死刑的贖價為銅錢四十二貫。在《大明律》製訂時，這筆錢折合42兩白銀。大體相當於七品知縣一年的俸祿。
從數字上看，明朝的命價比清朝便宜許多，實際上，清朝的白銀購買力往往不及明朝的三分之一，計算命價的時候也應該打個三折。另外，清朝經濟要比明朝繁榮，人們的支付能力強，性命也應該貴一些。最後，如果回憶一下鹹豐皇帝打聽到的行情，就會發現官價大大高於市價，福建民間開出的30洋元，隻能兌換21兩白銀。
明朝並不是以錢贖命的首創者。建立金國的女真族習慣法規定，“殺人償馬牛三十”。再往前追，漢惠帝時期，民有罪，得買爵三十級免死罪。性命可贖，其他肉體傷害也可贖。司馬遷若家境富饒，就可以免受宮刑，奈何“家貧，財賂不足以自贖。”
以錢物贖罪甚至贖命，一直可以追溯到堯舜時代。《尚書。舜典》中便有了“金作贖刑”的說法。 所贖之刑，從墨刑到宮刑到死刑皆可，但要滿足“罪疑”的條件——斷罪有可疑之處。
我看到的最完整的命價等級資料，來自西藏噶瑪政權（噶瑪丹迥旺布，1632年-1642年在位）時期的《十六法》，和五世達賴時期（清初）的《十三法》 。法律將命價分為三等九級，最高級是“無價”，或等身的黃金；最低級隻值一根草繩：上等上上：藏王等最高統治者（無價。《十六法》規定，上上等命價為與身體等量的黃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