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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酬定律：中國歷史上的生存遊戲 作者：吳思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不過，土匪種地未必等於當農民。王陽明筆下的土匪自己結寨種地，同時也擄人種地，把他們當奴隸或農奴用。蒙元統治集團和滿清八旗集團早期也做過類似的事，他們用擄來的人口建立了規模可觀的奴隸和農奴製度。
亂世的農業生產者可能有多種形態，譬如軍屯，莊丁，部曲等等。居住形態則有塢堡、山寨和土圍子，歐洲則有城堡和領主——都是眾多的農業生產者圍繞著一個暴力核心的社會組織形態。暴力集團的競爭和壟斷程度，對農業生產者的存在形態具有決定性影響。土匪要轉化為標準的中國農戶，無論是自耕農還是佃戶，都要以帝國秩序的恢復為條件，即以皇帝為首的軍政組織成為天下唯一的暴力核心。
王陽明剿匪成功，恢復了帝國秩序，加大了當土匪的風險，提高了當農民的收益。於是，許多山賊下山投誠，轉化為農民，王陽明稱之為“新民”。
民變匪
第四推想與第三推想的方向相反：假定血酬不變，隨著生產收益的減少以至消失，大量生產者將轉入暴力集團。
朱德回憶說，（1921年前後）幾乎全中國每一省都處在軍閥部隊的鐵蹄下，農民的收成被踐踏得一幹二淨，成了一望無垠的黃土沙漠。依靠土地生活的農民，為了混一碗飯吃，成千上萬地當兵去了。
如果部隊潰敗了，或者將士兵遣散了，這些士兵就淪為無業遊民。從民國檔案中可以看到，數以千計被處決的土匪中，排在第一位的出身便是無業遊民，其次是士兵，第三位是苦力，第四位是農民。其中，無業遊民的比例在70%以上。
這種排序，恰好是生產性收益遞減的次序：農民有地種，隻要不鬧天災人禍，就可能有一些生產收益。一旦失去土地或者絕收，隻好“以身為業”，去幹苦力或者當兵，幹苦力掙的工錢還算生產收益，當兵已經被看作“賣命”。如果再失業了，生產性收益徹底斷絕，除了朝不保夕的性命之外，無業遊民一無所有，被迫以性命博取生存資源，有搶劫能力者便淪為土匪。
在選擇排序上，當兵優於當土匪，因為當土匪的前途不如當兵，收入的穩定程度也不如當兵，死亡風險卻極高。我根據關東土匪的下落估算過當土匪的風險，“職業死亡率”超過38% 。
變法改製：從奴隸主到公僕？
第五推想是對第一推想的延伸。為了追求血酬的長期最大化，土匪既然願意建立保護掠奪對象的秩序，那麽，當某種秩序帶來的收益超過舊秩序時，立法者和執法者也應該願意變法，提高或降低對掠奪對象的保護程度。
降低保護程度的變法就不多說了，歷朝歷代推出惡法橫徵暴斂的故事比比皆是。各級官僚為了追求代理人的利益，以潛規則替換正式規則，也是中國社會的基本特徵之一。我們這裏著重考慮更加重大的製度變遷，看看變法改製的終點能推至多遠。
據《清世祖實錄》（清世祖即順治皇帝，1644-1661年在位）卷九十記載：“向來血戰所得人口，以供種地牧馬諸役。”同書卷二十說，入關以後，“俘獲人口，照例賞給登城被傷之人。”
“血戰所得”之類的措辭表明，當事人確實有以奴婢為血酬的觀念。正如前邊提到的那樣，滿族統治集團最初就像土匪一樣掠人為奴。稍後，他們又像強盜一樣，以圈地的方式掠奪了15萬至22萬頃土地，分給八旗將士，讓奴僕為他們耕種。 主子對奴僕可以任意拷打虐待。這種製度安排對主子來說很痛快，操作起來既簡單又方便，蒙元初期也曾如此辦理。
問題在於，奴僕可以偷懶，可以裝傻，可以偷吃偷拿，挨打受虐還可能逃亡。順治三年（1646年），“數月之間，逃人已幾數萬。”1649年，奴僕“今俱逃盡，滿洲官兵，紛紛控奏。”1654年，“一年間，逃人幾及三萬，緝獲者不及十分之一。”從血酬的角度說，大規模逃亡意味著“無以慰其主而勸有功，” 製度設計的酬報和激勵功能喪失了。不僅如此，圈來的土地大量拋荒，“歷年並未收成，”失地者和逃亡者又紛紛當了土匪，這種結果未免讓人生出雞飛蛋打的感覺。
滿清統治者的初步反應是雙重的，有退讓，也有進攻。
先說退讓。順治四年（1647年），清政府下令：“自今以後，民間田屋不得復行圈撥，著永行禁止。”順治八年（1651年）再次下令：“將前圈土地，盡數退還原主。”康熙八年（1669年），皇帝再次反擊復辟的圈地行徑：“比年以來，復將民間田地，圈給旗下，以致民生失業，衣食無資，流離困苦，……自後圈占民間房地，永行停止。”
再說進攻。順治三年（1646年），“逃人法”規定：“逃人鞭一百，歸還本主。隱匿之人正法，家產籍沒。鄰右九甲長鄉約，各鞭一百，流徙邊遠。”
這些法規初看很奇怪。奴僕逃亡，換來的不過是一百鞭子並歸還本主，而隱匿者卻要被處死，還要沒收家產。被株連的鄰居和村幹部們也要挨一百鞭子，還要流徙邊疆。對逃亡者的懲罰，遠不如對被牽連者嚴厲。這種法規背後的計算是：奴僕像牛馬一樣是貴族立法者的財產，牛馬好不容易找回來了，總不能殺掉，那等於處罰財產的主人。而隱匿者卻是外人，無論處罰多麽兇狠，立法者也不會疼。
對奴隸主來說，這確實是精明的計算。對天子皇帝來說，這卻是狹隘近視的計算。
在滿清厲行“逃人法”之前四百年，蒙元也有類似的法律。1232年，蒙古大軍攻占河南，“俘獲甚眾。軍還，逃者十七八。”於是皇帝下令：“居停逃民及資給者，滅其家，鄉社亦連坐。”這種處罰窩主的方式似乎比滿清還兇狠，達到了“滅其家”的程度。這時，耶律楚材（1190-1244，官至元朝宰相）為皇帝另外算了一筆帳，他說，河南既然平定了，民都是陛下的，逃又能逃到哪裏去？何必因為一個俘囚，牽連處死幾十人上百人呢？
當時，耶律楚材剛剛在中原建立賦稅體係，多一個百姓便可以多收相當於十幾元人民幣的稅，蒙元大軍的軍需就要依靠這些賦稅。為了那些二三流貴族的一點利益，破壞皇上的一片稅基，這種法律究竟對誰有利？
於是，“帝悟，命除其禁。”
幾經周折之後，滿清也修改了逃人法，窩主免死，處罰減輕。同時又從根本上修改奴婢或農奴製度，規定不得虐待奴婢，毆打奴婢致死，家主也要治罪。後來，租佃製漸漸取代了農奴製，逃人的問題自然也隨之消失。
我猜，兩千多年前井田製被“初稅畝”替代，大量服勞役的農奴成了納稅的自耕農，這種大包幹式的製度變遷，便可以解釋為統治集團對血酬（法酬）最大化的追求。同樣，這種解釋也適用於晚清官府逐步退出企業，放鬆官家對工商業的壟斷，容許民間工業發展等一係列的新政策。
殺人和害人本身畢竟不是目的，要獲得更大的利益，首先要創造條件讓牛羊長大，調動它們長肉和繁殖的積極性。根據血酬定律，同樣是劫掠，對象價值一萬元，或者價值一億元，血酬的價值可以相差一萬倍。那麽，創造條件讓對象發財，讓他們擁有幾十億的身家，即使把劫掠強度降低十倍，依然是非常合算的。
亂世的農業生產者可能有多種形態，譬如軍屯，莊丁，部曲等等。居住形態則有塢堡、山寨和土圍子，歐洲則有城堡和領主——都是眾多的農業生產者圍繞著一個暴力核心的社會組織形態。暴力集團的競爭和壟斷程度，對農業生產者的存在形態具有決定性影響。土匪要轉化為標準的中國農戶，無論是自耕農還是佃戶，都要以帝國秩序的恢復為條件，即以皇帝為首的軍政組織成為天下唯一的暴力核心。
王陽明剿匪成功，恢復了帝國秩序，加大了當土匪的風險，提高了當農民的收益。於是，許多山賊下山投誠，轉化為農民，王陽明稱之為“新民”。
民變匪
第四推想與第三推想的方向相反：假定血酬不變，隨著生產收益的減少以至消失，大量生產者將轉入暴力集團。
朱德回憶說，（1921年前後）幾乎全中國每一省都處在軍閥部隊的鐵蹄下，農民的收成被踐踏得一幹二淨，成了一望無垠的黃土沙漠。依靠土地生活的農民，為了混一碗飯吃，成千上萬地當兵去了。
如果部隊潰敗了，或者將士兵遣散了，這些士兵就淪為無業遊民。從民國檔案中可以看到，數以千計被處決的土匪中，排在第一位的出身便是無業遊民，其次是士兵，第三位是苦力，第四位是農民。其中，無業遊民的比例在70%以上。
這種排序，恰好是生產性收益遞減的次序：農民有地種，隻要不鬧天災人禍，就可能有一些生產收益。一旦失去土地或者絕收，隻好“以身為業”，去幹苦力或者當兵，幹苦力掙的工錢還算生產收益，當兵已經被看作“賣命”。如果再失業了，生產性收益徹底斷絕，除了朝不保夕的性命之外，無業遊民一無所有，被迫以性命博取生存資源，有搶劫能力者便淪為土匪。
在選擇排序上，當兵優於當土匪，因為當土匪的前途不如當兵，收入的穩定程度也不如當兵，死亡風險卻極高。我根據關東土匪的下落估算過當土匪的風險，“職業死亡率”超過38% 。
變法改製：從奴隸主到公僕？
第五推想是對第一推想的延伸。為了追求血酬的長期最大化，土匪既然願意建立保護掠奪對象的秩序，那麽，當某種秩序帶來的收益超過舊秩序時，立法者和執法者也應該願意變法，提高或降低對掠奪對象的保護程度。
降低保護程度的變法就不多說了，歷朝歷代推出惡法橫徵暴斂的故事比比皆是。各級官僚為了追求代理人的利益，以潛規則替換正式規則，也是中國社會的基本特徵之一。我們這裏著重考慮更加重大的製度變遷，看看變法改製的終點能推至多遠。
據《清世祖實錄》（清世祖即順治皇帝，1644-1661年在位）卷九十記載：“向來血戰所得人口，以供種地牧馬諸役。”同書卷二十說，入關以後，“俘獲人口，照例賞給登城被傷之人。”
“血戰所得”之類的措辭表明，當事人確實有以奴婢為血酬的觀念。正如前邊提到的那樣，滿族統治集團最初就像土匪一樣掠人為奴。稍後，他們又像強盜一樣，以圈地的方式掠奪了15萬至22萬頃土地，分給八旗將士，讓奴僕為他們耕種。 主子對奴僕可以任意拷打虐待。這種製度安排對主子來說很痛快，操作起來既簡單又方便，蒙元初期也曾如此辦理。
問題在於，奴僕可以偷懶，可以裝傻，可以偷吃偷拿，挨打受虐還可能逃亡。順治三年（1646年），“數月之間，逃人已幾數萬。”1649年，奴僕“今俱逃盡，滿洲官兵，紛紛控奏。”1654年，“一年間，逃人幾及三萬，緝獲者不及十分之一。”從血酬的角度說，大規模逃亡意味著“無以慰其主而勸有功，” 製度設計的酬報和激勵功能喪失了。不僅如此，圈來的土地大量拋荒，“歷年並未收成，”失地者和逃亡者又紛紛當了土匪，這種結果未免讓人生出雞飛蛋打的感覺。
滿清統治者的初步反應是雙重的，有退讓，也有進攻。
先說退讓。順治四年（1647年），清政府下令：“自今以後，民間田屋不得復行圈撥，著永行禁止。”順治八年（1651年）再次下令：“將前圈土地，盡數退還原主。”康熙八年（1669年），皇帝再次反擊復辟的圈地行徑：“比年以來，復將民間田地，圈給旗下，以致民生失業，衣食無資，流離困苦，……自後圈占民間房地，永行停止。”
再說進攻。順治三年（1646年），“逃人法”規定：“逃人鞭一百，歸還本主。隱匿之人正法，家產籍沒。鄰右九甲長鄉約，各鞭一百，流徙邊遠。”
這些法規初看很奇怪。奴僕逃亡，換來的不過是一百鞭子並歸還本主，而隱匿者卻要被處死，還要沒收家產。被株連的鄰居和村幹部們也要挨一百鞭子，還要流徙邊疆。對逃亡者的懲罰，遠不如對被牽連者嚴厲。這種法規背後的計算是：奴僕像牛馬一樣是貴族立法者的財產，牛馬好不容易找回來了，總不能殺掉，那等於處罰財產的主人。而隱匿者卻是外人，無論處罰多麽兇狠，立法者也不會疼。
對奴隸主來說，這確實是精明的計算。對天子皇帝來說，這卻是狹隘近視的計算。
在滿清厲行“逃人法”之前四百年，蒙元也有類似的法律。1232年，蒙古大軍攻占河南，“俘獲甚眾。軍還，逃者十七八。”於是皇帝下令：“居停逃民及資給者，滅其家，鄉社亦連坐。”這種處罰窩主的方式似乎比滿清還兇狠，達到了“滅其家”的程度。這時，耶律楚材（1190-1244，官至元朝宰相）為皇帝另外算了一筆帳，他說，河南既然平定了，民都是陛下的，逃又能逃到哪裏去？何必因為一個俘囚，牽連處死幾十人上百人呢？
當時，耶律楚材剛剛在中原建立賦稅體係，多一個百姓便可以多收相當於十幾元人民幣的稅，蒙元大軍的軍需就要依靠這些賦稅。為了那些二三流貴族的一點利益，破壞皇上的一片稅基，這種法律究竟對誰有利？
於是，“帝悟，命除其禁。”
幾經周折之後，滿清也修改了逃人法，窩主免死，處罰減輕。同時又從根本上修改奴婢或農奴製度，規定不得虐待奴婢，毆打奴婢致死，家主也要治罪。後來，租佃製漸漸取代了農奴製，逃人的問題自然也隨之消失。
我猜，兩千多年前井田製被“初稅畝”替代，大量服勞役的農奴成了納稅的自耕農，這種大包幹式的製度變遷，便可以解釋為統治集團對血酬（法酬）最大化的追求。同樣，這種解釋也適用於晚清官府逐步退出企業，放鬆官家對工商業的壟斷，容許民間工業發展等一係列的新政策。
殺人和害人本身畢竟不是目的，要獲得更大的利益，首先要創造條件讓牛羊長大，調動它們長肉和繁殖的積極性。根據血酬定律，同樣是劫掠，對象價值一萬元，或者價值一億元，血酬的價值可以相差一萬倍。那麽，創造條件讓對象發財，讓他們擁有幾十億的身家，即使把劫掠強度降低十倍，依然是非常合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