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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酬定律：中國歷史上的生存遊戲 作者：吳思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如果考慮到行為主體不僅是一些個體，還包括了家族、團體、黨派、階級之類的社會集團，實際情形就更加複雜多樣，而且“橫看成嶺豎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錯綜多變的真實地貌已然如此複雜，觀察角度和觀察距離的又增添了一重變化。於是，小山頭可能高過欽定地圖上的三山五嶽，一條暗溝的流量也許超過欽定地圖上的大江大河。放眼望去，山不是山，水不是水。
那麽，請恕我不顧邏輯地強問一句：不是山的那座山，到底是什麽山？不是水的那道水，又該叫什麽水？我們是不是應該給出確切的命名呢？
據說，生活在北極的愛斯基摩人對白色有詳細區分。我們眼中一派白茫茫的世界，在他們眼裏卻有豐富的層次和色彩。他們可以用豐富的詞彙描述我們視若無睹的差異，譬如陽光之下的白和背陰處的白。他們之所以能看見我們視若無睹的東西，因為他們有相應的語言和命名。反過來也可以說，他們所以有那些語言和命名，因為他們看到了我們沒有留意的東西。這是一個相互促進的過程。語言和命名既是認知的成果，又是認知的工具。
儒家的規範概念可以幫助我們看清楚許多東西，但也遮蔽了許多東西。現代西方思想大舉湧入中國，提供了新的命名係統，在開闢新視野的同時，也難免留下新的盲區。對於上述凝聚了巨量人類智慧的命名體係，我們不能不尊重，不能不學習，但是又不能敷衍偷懶，靠在前人身上吃現成飯。
近一兩年，母語中的自我表達和自我命名，多次給予我巨大的啟發，在先民智慧的引導和幫助下，我借用或改造了一些來自民間的詞彙，有時還杜撰一些詞彙，稱呼那些未經正式命名的東西。祖國語言是一座寶庫。先行者要在雪中行走覓食，不得不去細看，不能不去強說，不得不努力理解那些事物之間的關係。看、說和理解的成果，積澱為母語的詞彙和敘事，其中凝結了中國人民的智慧。我希望，浸透這種智慧之後，我會像實踐者一樣明了事物的真相，達到“看山還是山，看水還是水”的成熟境界。
我們正在建設自己的國家，正在努力理解我們的生存環境和腳下的地質構造，我們需要在前人的基礎上繼續猜測和描繪這些構造。我們被迫回顧歷史，探詢當前問題的來龍去脈。在回顧和理解的努力之中，一個更加吻合大型文明悠久經驗的概念體係將漸漸浮現出來。在我的想像裏，我一直做的事情，就是為這個自我理解和自我描述的觀念體係準備鋼筋和磚瓦。
吳思 2003年2月20日
匪變：血酬定律及其推想
強盜、土匪、軍閥和各種暴力集團靠什麽生活？靠血酬。血酬是對暴力的酬報，就好比工資是對勞動的酬報、利息是對資本的酬報、地租是對土地的酬報。不過，暴力不直接參與價值創造，血酬的價值，決定於拚爭目標的價值。如果暴力的施加對象是人，譬如綁票，其價值則取決於當事人避禍免害的意願和財力。這就是血酬定律。引入這條定律，可以更貼切地解釋一些歷史現象。
現象之一：土匪種地
明朝正德十二年（1517年）農曆七月初五，南、贛巡撫王陽明向皇帝上疏，報告江西剿匪的戰果，疏中提到了山賊的日常生活。
王陽明說，各賊探知官府練兵，準備進剿的消息後，“將家屬婦女什物俱各寄屯山寨林木茂密之處，其精壯賊徒，晝則下山耕作，夜則各遁山寨。”
讀到這句話的時候，我始而驚訝，繼而奇怪：土匪也種地？土匪為什麽要種地？我想像出一個漸變係列：一端是專業土匪，一端是專業農民，兩者之間存在著眾多組合，生產與搶劫的組合：以搶劫為生的土匪漸漸變成以耕種為生的農民。那麽，決定這種比例關係的，究竟是什麽東西？
現象之二：土匪保民
1922年，美籍牧師安東。倫丁遭河南土匪綁票，獲釋後，倫丁牧師寫下了關於土匪的見聞：“還在商酒務的時候，有一天，一片濃重的陰鬱籠罩了匪首和整個營地。匪首的一個下屬違反了命令。在土匪地盤裏，有些做法與在行軍路上有所不同。在路上，任何土匪都可幹下幾乎任何暴行而不會因此受罰。而在這裏，在土匪地盤裏，匪首們是很注重自己名聲的。正在受審的這個土匪以匪首的名義偷取了一條毯子。當消息傳到匪首耳朵裏時，他暴跳如雷，命令馬上把這個該死的土匪宰了。這個土匪的許多朋友為此都來求見，希望他寬大處理，但所有這些努力都沒有奏效。人被槍斃了，一切都已過去，但處決的命令卻令人耿耿於懷。好幾天裏，營地裏人氣低落消沉。尤其是匪首自己，更是明顯的鬱鬱寡歡。”
倫丁牧師本來對土匪的印象還不錯，但是：
“我們剛出土匪區，對他們的印象一下子就變壞了。他們無惡不作，燒殺搶掠簡直達到了登峰造極的程度，可怕的劫掠景象難以用語言形容。遠近四方的村子全部被毀，煙與火是土匪所到之處留下的最明顯的痕跡。隨著土匪隊伍的移動，遭難的地區實際上擴展到了10英裏以外，到處是濃煙、烈火、灰燼和廢墟。”
倫丁牧師對土匪執法的描述很真切。可以看出，在自己的地盤裏，土匪比警察還要嚴厲地打擊犯罪。我又想像出另一個漸變係列：一端是純粹的害民賊，另一端是純粹的保民官，兩者之間存在著眾多組合，保護和加害的組合。那麽，決定這種組合的，到底是什麽東西？
最大化追求
無論是保民還是害民，暴力集團都在追求血酬的最大化。
（明）顧山貞在《客滇述》中記載：崇禎七年（1634年），張獻忠為官軍所敗，從四川儀隴奔回陝西，一部分人留在山裏繼續當土匪。這些土匪以通江、達州、巴州為巢穴，“擄掠人口，則責人取贖。當播種時，則斂兵暫退，及收成後則復來。以為人不耕種，則無從而掠也。”
這段話說得很明白：土匪之所以不打擾農民耕種，是為了有的可搶。
搶劫行為存在的前提，是有可搶的東西；綁架人質勒索贖金的前提，是人質有支付贖金的財力。如血酬定律所說，人質的命價，是由當事人支付贖金的意願和能力決定的。在風險和成本相同的條件下，人質越有錢，搶劫對象越富裕，綁票和搶劫的收益越高。反過來說，搶劫綁票的對象越窮，搶劫的收益越低。低到得不償失的程度，土匪就沒法幹了。
根據這個道理，我們可以依據血酬定律做出五個方向的推想。
匪變官
第一推想：為了追求血酬的長期最大化，土匪願意建立保護掠奪對象的秩序。
侯少煊是著名的四川袍哥大爺，與土匪頭子往來密切。他在《廣漢匪世界時期的軍軍匪匪》 中寫道：“廣漢位居川陝大道，商旅往來，素極頻繁。但1913年以後，時通時阻，1917年以後，幾乎經常不通。不但商旅通過，需要繞道或托有力量的袍哥土匪頭子出名片信件交涉，即小部軍隊通過，也要派人沿途先辦交涉，否則就要挨打被吃。後來匪頭們認為道路無人通行， 等於自絕財源，於是彼此商定一個辦法，由他們分段各收保險費，讓行人持他們的路票通行。例如一挑鹽收保險費五角，一個徒手或包袱客收一元。布販、絲幫看貨議費，多者百元，少者幾元、幾十元不等。……”
那麽，請恕我不顧邏輯地強問一句：不是山的那座山，到底是什麽山？不是水的那道水，又該叫什麽水？我們是不是應該給出確切的命名呢？
據說，生活在北極的愛斯基摩人對白色有詳細區分。我們眼中一派白茫茫的世界，在他們眼裏卻有豐富的層次和色彩。他們可以用豐富的詞彙描述我們視若無睹的差異，譬如陽光之下的白和背陰處的白。他們之所以能看見我們視若無睹的東西，因為他們有相應的語言和命名。反過來也可以說，他們所以有那些語言和命名，因為他們看到了我們沒有留意的東西。這是一個相互促進的過程。語言和命名既是認知的成果，又是認知的工具。
儒家的規範概念可以幫助我們看清楚許多東西，但也遮蔽了許多東西。現代西方思想大舉湧入中國，提供了新的命名係統，在開闢新視野的同時，也難免留下新的盲區。對於上述凝聚了巨量人類智慧的命名體係，我們不能不尊重，不能不學習，但是又不能敷衍偷懶，靠在前人身上吃現成飯。
近一兩年，母語中的自我表達和自我命名，多次給予我巨大的啟發，在先民智慧的引導和幫助下，我借用或改造了一些來自民間的詞彙，有時還杜撰一些詞彙，稱呼那些未經正式命名的東西。祖國語言是一座寶庫。先行者要在雪中行走覓食，不得不去細看，不能不去強說，不得不努力理解那些事物之間的關係。看、說和理解的成果，積澱為母語的詞彙和敘事，其中凝結了中國人民的智慧。我希望，浸透這種智慧之後，我會像實踐者一樣明了事物的真相，達到“看山還是山，看水還是水”的成熟境界。
我們正在建設自己的國家，正在努力理解我們的生存環境和腳下的地質構造，我們需要在前人的基礎上繼續猜測和描繪這些構造。我們被迫回顧歷史，探詢當前問題的來龍去脈。在回顧和理解的努力之中，一個更加吻合大型文明悠久經驗的概念體係將漸漸浮現出來。在我的想像裏，我一直做的事情，就是為這個自我理解和自我描述的觀念體係準備鋼筋和磚瓦。
吳思 2003年2月20日
匪變：血酬定律及其推想
強盜、土匪、軍閥和各種暴力集團靠什麽生活？靠血酬。血酬是對暴力的酬報，就好比工資是對勞動的酬報、利息是對資本的酬報、地租是對土地的酬報。不過，暴力不直接參與價值創造，血酬的價值，決定於拚爭目標的價值。如果暴力的施加對象是人，譬如綁票，其價值則取決於當事人避禍免害的意願和財力。這就是血酬定律。引入這條定律，可以更貼切地解釋一些歷史現象。
現象之一：土匪種地
明朝正德十二年（1517年）農曆七月初五，南、贛巡撫王陽明向皇帝上疏，報告江西剿匪的戰果，疏中提到了山賊的日常生活。
王陽明說，各賊探知官府練兵，準備進剿的消息後，“將家屬婦女什物俱各寄屯山寨林木茂密之處，其精壯賊徒，晝則下山耕作，夜則各遁山寨。”
讀到這句話的時候，我始而驚訝，繼而奇怪：土匪也種地？土匪為什麽要種地？我想像出一個漸變係列：一端是專業土匪，一端是專業農民，兩者之間存在著眾多組合，生產與搶劫的組合：以搶劫為生的土匪漸漸變成以耕種為生的農民。那麽，決定這種比例關係的，究竟是什麽東西？
現象之二：土匪保民
1922年，美籍牧師安東。倫丁遭河南土匪綁票，獲釋後，倫丁牧師寫下了關於土匪的見聞：“還在商酒務的時候，有一天，一片濃重的陰鬱籠罩了匪首和整個營地。匪首的一個下屬違反了命令。在土匪地盤裏，有些做法與在行軍路上有所不同。在路上，任何土匪都可幹下幾乎任何暴行而不會因此受罰。而在這裏，在土匪地盤裏，匪首們是很注重自己名聲的。正在受審的這個土匪以匪首的名義偷取了一條毯子。當消息傳到匪首耳朵裏時，他暴跳如雷，命令馬上把這個該死的土匪宰了。這個土匪的許多朋友為此都來求見，希望他寬大處理，但所有這些努力都沒有奏效。人被槍斃了，一切都已過去，但處決的命令卻令人耿耿於懷。好幾天裏，營地裏人氣低落消沉。尤其是匪首自己，更是明顯的鬱鬱寡歡。”
倫丁牧師本來對土匪的印象還不錯，但是：
“我們剛出土匪區，對他們的印象一下子就變壞了。他們無惡不作，燒殺搶掠簡直達到了登峰造極的程度，可怕的劫掠景象難以用語言形容。遠近四方的村子全部被毀，煙與火是土匪所到之處留下的最明顯的痕跡。隨著土匪隊伍的移動，遭難的地區實際上擴展到了10英裏以外，到處是濃煙、烈火、灰燼和廢墟。”
倫丁牧師對土匪執法的描述很真切。可以看出，在自己的地盤裏，土匪比警察還要嚴厲地打擊犯罪。我又想像出另一個漸變係列：一端是純粹的害民賊，另一端是純粹的保民官，兩者之間存在著眾多組合，保護和加害的組合。那麽，決定這種組合的，到底是什麽東西？
最大化追求
無論是保民還是害民，暴力集團都在追求血酬的最大化。
（明）顧山貞在《客滇述》中記載：崇禎七年（1634年），張獻忠為官軍所敗，從四川儀隴奔回陝西，一部分人留在山裏繼續當土匪。這些土匪以通江、達州、巴州為巢穴，“擄掠人口，則責人取贖。當播種時，則斂兵暫退，及收成後則復來。以為人不耕種，則無從而掠也。”
這段話說得很明白：土匪之所以不打擾農民耕種，是為了有的可搶。
搶劫行為存在的前提，是有可搶的東西；綁架人質勒索贖金的前提，是人質有支付贖金的財力。如血酬定律所說，人質的命價，是由當事人支付贖金的意願和能力決定的。在風險和成本相同的條件下，人質越有錢，搶劫對象越富裕，綁票和搶劫的收益越高。反過來說，搶劫綁票的對象越窮，搶劫的收益越低。低到得不償失的程度，土匪就沒法幹了。
根據這個道理，我們可以依據血酬定律做出五個方向的推想。
匪變官
第一推想：為了追求血酬的長期最大化，土匪願意建立保護掠奪對象的秩序。
侯少煊是著名的四川袍哥大爺，與土匪頭子往來密切。他在《廣漢匪世界時期的軍軍匪匪》 中寫道：“廣漢位居川陝大道，商旅往來，素極頻繁。但1913年以後，時通時阻，1917年以後，幾乎經常不通。不但商旅通過，需要繞道或托有力量的袍哥土匪頭子出名片信件交涉，即小部軍隊通過，也要派人沿途先辦交涉，否則就要挨打被吃。後來匪頭們認為道路無人通行， 等於自絕財源，於是彼此商定一個辦法，由他們分段各收保險費，讓行人持他們的路票通行。例如一挑鹽收保險費五角，一個徒手或包袱客收一元。布販、絲幫看貨議費，多者百元，少者幾元、幾十元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