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潛意識裏忽然漾出一種不祥的預感，是升旗的事讓爸爸察覺了？她把書放下，裝作若無其事的樣子跑上樓去。爸爸一個人黑著臉坐在屋裏，見她進來，一句話沒說，起身就把門鎖上。她感到事情比她預想的還要嚴重，不禁一陣涼意滲透全身，好像突然刮來一場寒風。“你前天上哪裏去了？”爸爸十分嚴肅，一臉殺氣。
她明白爸爸指的是四月四日那一天，市裏1500多名進步學生春遊集會，演出了諷刺國民黨統治的話劇《凱旋》。學生們為了維護剛剛成立的市學聯，還喊出了保衛學聯的口號。她是第一次參加這樣的集會，心激烈地跳動著，衝擊著一腔熱血，臉紅紅的，兩隻拳頭都握得出汗了。集會將要結束時升團結旗，司儀喊罷，她不管是不是預先指定了人，跟著幾個女同學一起跑上去，毫不猶疑地抓住了升旗的繩子，激動地望著那麵紅旗緩緩升起，眼含熱淚，以至看到的隻是紅燦燦的一片霞光，分不清是紅旗，還是燦爛的陽光。難道是這事讓爸爸知道了？是人群中有特務盯梢嗎？還是被什麽熟人看見告訴了爸爸？當然在白色恐怖時期眾目睽睽之下，她跑上前去升紅旗，這步子也邁得太大了，她絕不能承認。
爸爸見她不想承認氣呼呼地說：“你不必欺騙我，我也不一定要你馬上承認。我隻告訴你這可不是鬧著玩的事兒，是關係身家性命的大事，要吃官司掉腦袋呀！你知道不知道？你哪來的這麽大的膽子？告訴你以後不許參加這類活動，不許和那些赤色分子來往，你聽到了嗎？”
她站在那裏沒有說話。她想好了，任你打我罵我，我也不會離開我已看清了的這一條道路。我願意為此赴湯蹈火，我寧願受刑坐牢。父親暴跳如雷：“你說話呀！你啞巴啦！”
她仍然站在那裏，一聲不吭。父親氣得渾身哆嗦，等待著她的回答。僵持了好一會兒，她仍然沒有回答。父親完全失望了，大聲吼著說：“告訴你，要是出了事兒，你可不要怪我沒有父女情義。”說完嘴唇哆嗦著麵孔刷白，好像再也說不出話來了。等了一會兒才揮揮手，有氣無力地說：“去！你去吧！”說完頹然地跌坐在沙發上，顯出十分疲倦的樣子。看見父親那種樣子，她也很難過。可是她沒法使他寬心，隻好默默地退了出去。
這是一個時代的悲劇。爸爸的話在他們父女之間劃了一道深深的鴻溝。她知道，這深深的鴻溝是沒法填平的。她所做的一切都是和爸爸對立的。爸爸曾經是一個愛國青年，在一所名牌大學畢業後，為了抗日去了大後方離家十幾年，歸來時已是這個城市的國民黨中層官員。而她卻悄悄成了共產黨地下組織的一員。
他們之間成為既是父女又是敵對的關係。在這以前這種關係是有時清楚有時模糊；理智上清楚，感情上模糊。而在父親說了莫怪他無父女之情以後，她驟然明白了父親和自己在關鍵時刻是水火不相容的，如果她被捕了，父親是不會以他的職位來庇護她的。那時她並沒有想到父親或許有為難之處，而隻是認為這是父親的反動立場所決定的。
父親的話並沒有使她退卻，倒像是揮了一拳把她打清醒了，把她從難以割捨的父親身邊趕走了，使她思想上有時還存在的模糊變得更加清楚了。行動更加小心，活動也更加隱蔽。一直堅持到這個城市的解放。
當解放的炮聲隆隆響起時，她成了勝利者，心裏抑止不住地歡呼雀躍。而父親成了失敗者，整天垂頭喪氣，等待著厄運的到來。
解放了，她好像小雀衝破了牢籠，毅然離開了家，離開了那舒適的小樓，拋棄了美麗的衣服，穿上粗布灰製服，告別了柔軟的席夢思，睡在了稻草鋪成的地鋪上。一邊啃著窩窩頭，一邊高唱：“向前！向前！我們的隊伍向太陽……”她經受著革命的錘鍊，也接受了後來竟至是痛苦的煎熬。
每次學習和政治運動裏，她都狠命挖掘自己的非無產階級思想，劃清和資產階級家庭的界限。為的是使自己脫胎換骨，成為一個徹頭徹尾的無產階級革命者。她把她知道的父親的一切向組織作了毫無隱瞞的匯報，甚至包括她的猜想和懷疑。在她離開家的數年裏，雖然離家並不遠，但她一直沒有回去。
《從囚徒到省委書記》禁地50(3)
她是那樣地想念母親，可憐的母親，在父親南下杳無音信的十年裏，曾和她相依為命。為了讓她能夠上中學求親靠友，忍受了極大的屈辱，甚至向一些有錢的親友跪下來磕頭求乞。當年吳玉萍離開家時，有病的母親伸出枯黃的手，哭泣著說：“兒啊！你走了要想著娘，你可想著回來看看娘啊！”娘的話深深牽動著她。她有多少個日日夜夜思念著娘啊！多麽想回家看看年老有病的母親啊！她們相依為命，可她卻狠下心沒有回去，隻因為要和父親劃清界限。
她萬萬沒有想到，這一切隻不過是她一廂情願。不管她怎樣努力，都沒有人承認她脫胎換骨，或許根本就不存在脫胎換骨。在改造路上經過十年的艱難跋涉，即便是已經成了共產黨員，人家仍然把她視為異端。從1948年到1958年，十年來她像夢一樣隻不過走了一個曲曲折折的大怪圈，從起點又回到了起點——從資產階級家的小姐成了資產階級的右派。
右派這頂帽子，曾使她心驚膽戰，痛不欲生，百思不得其解，但現在又不得不麵對現實。她曾認為她和父親是兩股道上跑的車，會永遠背道而馳，想不到卻殊途同歸，都作為資產階級反動派被改造。這一切是多麽不可思議啊！
她明白爸爸指的是四月四日那一天，市裏1500多名進步學生春遊集會，演出了諷刺國民黨統治的話劇《凱旋》。學生們為了維護剛剛成立的市學聯，還喊出了保衛學聯的口號。她是第一次參加這樣的集會，心激烈地跳動著，衝擊著一腔熱血，臉紅紅的，兩隻拳頭都握得出汗了。集會將要結束時升團結旗，司儀喊罷，她不管是不是預先指定了人，跟著幾個女同學一起跑上去，毫不猶疑地抓住了升旗的繩子，激動地望著那麵紅旗緩緩升起，眼含熱淚，以至看到的隻是紅燦燦的一片霞光，分不清是紅旗，還是燦爛的陽光。難道是這事讓爸爸知道了？是人群中有特務盯梢嗎？還是被什麽熟人看見告訴了爸爸？當然在白色恐怖時期眾目睽睽之下，她跑上前去升紅旗，這步子也邁得太大了，她絕不能承認。
爸爸見她不想承認氣呼呼地說：“你不必欺騙我，我也不一定要你馬上承認。我隻告訴你這可不是鬧著玩的事兒，是關係身家性命的大事，要吃官司掉腦袋呀！你知道不知道？你哪來的這麽大的膽子？告訴你以後不許參加這類活動，不許和那些赤色分子來往，你聽到了嗎？”
她站在那裏沒有說話。她想好了，任你打我罵我，我也不會離開我已看清了的這一條道路。我願意為此赴湯蹈火，我寧願受刑坐牢。父親暴跳如雷：“你說話呀！你啞巴啦！”
她仍然站在那裏，一聲不吭。父親氣得渾身哆嗦，等待著她的回答。僵持了好一會兒，她仍然沒有回答。父親完全失望了，大聲吼著說：“告訴你，要是出了事兒，你可不要怪我沒有父女情義。”說完嘴唇哆嗦著麵孔刷白，好像再也說不出話來了。等了一會兒才揮揮手，有氣無力地說：“去！你去吧！”說完頹然地跌坐在沙發上，顯出十分疲倦的樣子。看見父親那種樣子，她也很難過。可是她沒法使他寬心，隻好默默地退了出去。
這是一個時代的悲劇。爸爸的話在他們父女之間劃了一道深深的鴻溝。她知道，這深深的鴻溝是沒法填平的。她所做的一切都是和爸爸對立的。爸爸曾經是一個愛國青年，在一所名牌大學畢業後，為了抗日去了大後方離家十幾年，歸來時已是這個城市的國民黨中層官員。而她卻悄悄成了共產黨地下組織的一員。
他們之間成為既是父女又是敵對的關係。在這以前這種關係是有時清楚有時模糊；理智上清楚，感情上模糊。而在父親說了莫怪他無父女之情以後，她驟然明白了父親和自己在關鍵時刻是水火不相容的，如果她被捕了，父親是不會以他的職位來庇護她的。那時她並沒有想到父親或許有為難之處，而隻是認為這是父親的反動立場所決定的。
父親的話並沒有使她退卻，倒像是揮了一拳把她打清醒了，把她從難以割捨的父親身邊趕走了，使她思想上有時還存在的模糊變得更加清楚了。行動更加小心，活動也更加隱蔽。一直堅持到這個城市的解放。
當解放的炮聲隆隆響起時，她成了勝利者，心裏抑止不住地歡呼雀躍。而父親成了失敗者，整天垂頭喪氣，等待著厄運的到來。
解放了，她好像小雀衝破了牢籠，毅然離開了家，離開了那舒適的小樓，拋棄了美麗的衣服，穿上粗布灰製服，告別了柔軟的席夢思，睡在了稻草鋪成的地鋪上。一邊啃著窩窩頭，一邊高唱：“向前！向前！我們的隊伍向太陽……”她經受著革命的錘鍊，也接受了後來竟至是痛苦的煎熬。
每次學習和政治運動裏，她都狠命挖掘自己的非無產階級思想，劃清和資產階級家庭的界限。為的是使自己脫胎換骨，成為一個徹頭徹尾的無產階級革命者。她把她知道的父親的一切向組織作了毫無隱瞞的匯報，甚至包括她的猜想和懷疑。在她離開家的數年裏，雖然離家並不遠，但她一直沒有回去。
《從囚徒到省委書記》禁地50(3)
她是那樣地想念母親，可憐的母親，在父親南下杳無音信的十年裏，曾和她相依為命。為了讓她能夠上中學求親靠友，忍受了極大的屈辱，甚至向一些有錢的親友跪下來磕頭求乞。當年吳玉萍離開家時，有病的母親伸出枯黃的手，哭泣著說：“兒啊！你走了要想著娘，你可想著回來看看娘啊！”娘的話深深牽動著她。她有多少個日日夜夜思念著娘啊！多麽想回家看看年老有病的母親啊！她們相依為命，可她卻狠下心沒有回去，隻因為要和父親劃清界限。
她萬萬沒有想到，這一切隻不過是她一廂情願。不管她怎樣努力，都沒有人承認她脫胎換骨，或許根本就不存在脫胎換骨。在改造路上經過十年的艱難跋涉，即便是已經成了共產黨員，人家仍然把她視為異端。從1948年到1958年，十年來她像夢一樣隻不過走了一個曲曲折折的大怪圈，從起點又回到了起點——從資產階級家的小姐成了資產階級的右派。
右派這頂帽子，曾使她心驚膽戰，痛不欲生，百思不得其解，但現在又不得不麵對現實。她曾認為她和父親是兩股道上跑的車，會永遠背道而馳，想不到卻殊途同歸，都作為資產階級反動派被改造。這一切是多麽不可思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