隻是父親和她之間的鴻溝並沒有消失。別人或許察覺不了也不可能理解，這隻存在於他倆的心底。父親在她麵前不像在妹妹們麵前那樣說笑自然，顯得很拘謹。這次她回到家裏生孩子時，父親見了她，沒有說一句安慰的話。隻是淡淡地問了一句：“把帽子摘掉啦？”就再也沒有別的話。關於父親自己的一切，一句也不向她披露，他的內心仍對她保持著警惕。以致她回來的這些天，父親隻從農場回來一夜就走了，以後就再也沒有回家。
這一切該如何解釋？父親認為她是這個家庭的叛逆，領導說她是這個家庭的孝子賢孫。究竟是叛逆，還是孝子賢孫？她成了一個到處不受歡迎的人。這一切為什麽？誰能說得清啊！
快天亮她才睡著了。剛睡著就做了一個夢，夢見白剛回來了，手上卻戴著一副手銬，銬子上還吊著一串叮噹響的鐵鏈。像是戲台上蘇三起解帶的那種鎖鏈。她說：“這是怎麽了？”心中一驚就急醒了。醒來聽見母親正在廚房裏做早餐，鐵鏟敲得鍋叮噹響。自己便為自己解夢，這是由於聲音的聯想，才使自己做了這個噩夢吧？不會是他真的出了什麽問題吧？但心中仍然十分不安，他沒出事兒，為什麽人不來信也不來呢？到底為什麽？一種不祥的感覺一直籠罩著她，驅也驅不散。
吃過早飯在母親的督促下，上街去走走。雨早已停了，街上的行人來去匆匆。她不由地站在樹下看起這匆匆而過的人群來。步行的急急忙忙，騎自行車的飛馳而過，不管奔向哪裏，都是為著一個目的——為了自己家庭的幸福生活。
人人都有一個家，可是她的家在哪裏呢？她曾經視這個城市為自己的城市，為了它的解放，她和他們那些搞地下工作的同誌曾經無私地奉獻了自己的青春，有的還奉獻了自己的生命。但是如今這個城市裏卻沒有了他們的立錐之地。他們前後加入“民青”的一些人多數都成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了。有些人早已離開了這個城市到外地農場改造去了。
就在這個城市裏，就在這些馬路上，警車日夜呼嘯的黑暗年代裏，她冒著生命危險，接受地下組織交給的任務。她曾乘人不備在大街小巷裏貼傳單，也曾偽裝成農村來的小婦人，坐上叮噹響的白牌環城有軌電車，把那些由市解放委員會署名發出的各種信件投入各個角落的郵筒裏。其中也包括由她起草的，由同誌們抄寫的給父親的信，當然也是以市解放委員會的名義發出的。內容是勸他不要跟著國民黨去台灣，不要心神不安，要安心等待解放，立功贖罪等等。
父親每次接到這種信件時都驚慌失措，悄悄對母親說：“共產黨怎麽對我的情況了解這麽清楚？連我這幾天心神不安，夜裏12點還要在院中踱步都知道呢？”他以為這是傭人中有人通了共產黨，因此把一個幹零活、買菜的小勤務員無緣無故辭退了。他做夢也沒想到這竟是自己的親生女兒寫給他的。
這些信起了作用，雖然他內心鬥爭十分激烈，但終究沒走逃往台灣的那一條路。而且由於這些信終日惶惶不安，不久終於決心辭去官職，到大學裏教書去了。
解放後她參加了黨分配的工作，更加忠心耿耿，任勞任怨，但是在一個連一個的運動中，她卻總是重點。她沒有犯過任何錯誤，隻有一個最大的錯誤就是投錯了胎。審幹、鎮反、肅反，都受了嚴格的長時間的審查，但由於原來地下黨組織的那些領導人都給她寫了評價很好的證明，總算都有驚無險地過去了。
到了1957年，地下黨組織的那些人，再也無能為力了，這是一次以思想劃分階級的運動，他們想保也沒法保了。而且他們也不能保了，因為他們中的許多人也成了右派，她也就在劫難逃了。
盡管她連一張大字報都沒有寫過，鳴放中也隻是對丈夫在“肅反”中被長期看押批鬥說了幾句不滿的話，卻被批判為懷著刻骨的階級仇恨惡毒攻擊“肅反”。她曾幻想“交心”就會得到諒解和寬恕，結果卻越交越交不清，越交“罪惡”越多。終於成為勞改隊伍中的一員，不是犯人的“犯人”。
《從囚徒到省委書記》禁地50(4)
當她重新獲得“自由”時，以前的一切被一筆勾銷了。成了一個和剛參加工作勤雜人員一樣級別的工作人員。可是問題卻永遠也不能勾銷，家庭出身永遠要填上“官僚”。右派帽子摘了，卻成了摘帽右派。摘帽右派這頂帽子就再也沒法摘了。
她離開這個出生的城市時，頭上戴著光榮的革命桂冠。十幾年以後回來時，臉上卻刻有恥辱的“金印”，所以回來後一直在家中蝸居，沒有和任何同學、地下工作同誌們聯繫。她把心一橫，過去的吳玉萍已經死了，現在的吳玉萍是另外的一個人。這樣一想，倒也坦然了。
她的生活裏隻剩下兩個字——活著。什麽理想、抱負、奉獻都談不到了，這一切都不會被人承認。但不管別人怎麽看，不管在什麽境遇下，她都要活下去。為了他，也為了這個還沒有出生的孩子。
《從囚徒到省委書記》禁地51(1)
吳玉萍在大街上慢慢溜達，她麵帶憂慮心中卻懷著一線光明，希望能在大街上看見她盼望的人——白剛。走了好久她失望了。懊喪地回到家裏，挺著大肚子艱難地走上樓梯時，從樓上傳來了一個模模糊糊的聲音，似乎是他。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緊走兩步推開了房門，隻見穿著一身灰色棉衣的他正在喝著熱茶，頭上的棉帽子還沒有來得及摘下。當他看見她時那雙晶瑩墨黑的眸子在她臃腫的腰身上一掃，幸福的紅暈立刻湧上了麵頰。結婚十幾年來他還是第一次看到她這個樣子。
這一切該如何解釋？父親認為她是這個家庭的叛逆，領導說她是這個家庭的孝子賢孫。究竟是叛逆，還是孝子賢孫？她成了一個到處不受歡迎的人。這一切為什麽？誰能說得清啊！
快天亮她才睡著了。剛睡著就做了一個夢，夢見白剛回來了，手上卻戴著一副手銬，銬子上還吊著一串叮噹響的鐵鏈。像是戲台上蘇三起解帶的那種鎖鏈。她說：“這是怎麽了？”心中一驚就急醒了。醒來聽見母親正在廚房裏做早餐，鐵鏟敲得鍋叮噹響。自己便為自己解夢，這是由於聲音的聯想，才使自己做了這個噩夢吧？不會是他真的出了什麽問題吧？但心中仍然十分不安，他沒出事兒，為什麽人不來信也不來呢？到底為什麽？一種不祥的感覺一直籠罩著她，驅也驅不散。
吃過早飯在母親的督促下，上街去走走。雨早已停了，街上的行人來去匆匆。她不由地站在樹下看起這匆匆而過的人群來。步行的急急忙忙，騎自行車的飛馳而過，不管奔向哪裏，都是為著一個目的——為了自己家庭的幸福生活。
人人都有一個家，可是她的家在哪裏呢？她曾經視這個城市為自己的城市，為了它的解放，她和他們那些搞地下工作的同誌曾經無私地奉獻了自己的青春，有的還奉獻了自己的生命。但是如今這個城市裏卻沒有了他們的立錐之地。他們前後加入“民青”的一些人多數都成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了。有些人早已離開了這個城市到外地農場改造去了。
就在這個城市裏，就在這些馬路上，警車日夜呼嘯的黑暗年代裏，她冒著生命危險，接受地下組織交給的任務。她曾乘人不備在大街小巷裏貼傳單，也曾偽裝成農村來的小婦人，坐上叮噹響的白牌環城有軌電車，把那些由市解放委員會署名發出的各種信件投入各個角落的郵筒裏。其中也包括由她起草的，由同誌們抄寫的給父親的信，當然也是以市解放委員會的名義發出的。內容是勸他不要跟著國民黨去台灣，不要心神不安，要安心等待解放，立功贖罪等等。
父親每次接到這種信件時都驚慌失措，悄悄對母親說：“共產黨怎麽對我的情況了解這麽清楚？連我這幾天心神不安，夜裏12點還要在院中踱步都知道呢？”他以為這是傭人中有人通了共產黨，因此把一個幹零活、買菜的小勤務員無緣無故辭退了。他做夢也沒想到這竟是自己的親生女兒寫給他的。
這些信起了作用，雖然他內心鬥爭十分激烈，但終究沒走逃往台灣的那一條路。而且由於這些信終日惶惶不安，不久終於決心辭去官職，到大學裏教書去了。
解放後她參加了黨分配的工作，更加忠心耿耿，任勞任怨，但是在一個連一個的運動中，她卻總是重點。她沒有犯過任何錯誤，隻有一個最大的錯誤就是投錯了胎。審幹、鎮反、肅反，都受了嚴格的長時間的審查，但由於原來地下黨組織的那些領導人都給她寫了評價很好的證明，總算都有驚無險地過去了。
到了1957年，地下黨組織的那些人，再也無能為力了，這是一次以思想劃分階級的運動，他們想保也沒法保了。而且他們也不能保了，因為他們中的許多人也成了右派，她也就在劫難逃了。
盡管她連一張大字報都沒有寫過，鳴放中也隻是對丈夫在“肅反”中被長期看押批鬥說了幾句不滿的話，卻被批判為懷著刻骨的階級仇恨惡毒攻擊“肅反”。她曾幻想“交心”就會得到諒解和寬恕，結果卻越交越交不清，越交“罪惡”越多。終於成為勞改隊伍中的一員，不是犯人的“犯人”。
《從囚徒到省委書記》禁地50(4)
當她重新獲得“自由”時，以前的一切被一筆勾銷了。成了一個和剛參加工作勤雜人員一樣級別的工作人員。可是問題卻永遠也不能勾銷，家庭出身永遠要填上“官僚”。右派帽子摘了，卻成了摘帽右派。摘帽右派這頂帽子就再也沒法摘了。
她離開這個出生的城市時，頭上戴著光榮的革命桂冠。十幾年以後回來時，臉上卻刻有恥辱的“金印”，所以回來後一直在家中蝸居，沒有和任何同學、地下工作同誌們聯繫。她把心一橫，過去的吳玉萍已經死了，現在的吳玉萍是另外的一個人。這樣一想，倒也坦然了。
她的生活裏隻剩下兩個字——活著。什麽理想、抱負、奉獻都談不到了，這一切都不會被人承認。但不管別人怎麽看，不管在什麽境遇下，她都要活下去。為了他，也為了這個還沒有出生的孩子。
《從囚徒到省委書記》禁地51(1)
吳玉萍在大街上慢慢溜達，她麵帶憂慮心中卻懷著一線光明，希望能在大街上看見她盼望的人——白剛。走了好久她失望了。懊喪地回到家裏，挺著大肚子艱難地走上樓梯時，從樓上傳來了一個模模糊糊的聲音，似乎是他。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緊走兩步推開了房門，隻見穿著一身灰色棉衣的他正在喝著熱茶，頭上的棉帽子還沒有來得及摘下。當他看見她時那雙晶瑩墨黑的眸子在她臃腫的腰身上一掃，幸福的紅暈立刻湧上了麵頰。結婚十幾年來他還是第一次看到她這個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