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喪亂帖》有些字有明顯的傾斜之勢,"勢如斜而反直",如"荼"、"當",但頗有分寸,不失平衡,險峻疏朗,拙中生美,使人感受到一種大家風範。


    王羲之許多帖都屬便條一類,或記述生活瑣事,沒有多少實質性內容,而《喪亂帖》是一篇通過追述往事抒發自己情感的優秀小品,這篇小品文理兼優,短小雋永,具有很強的藝術感染力。


    四、造就書聖的主要因素


    文字是記錄語言、傳遞信息、傳播文化的工具和載體,而書法則是漢字的書寫藝術,故爾每一位作出歷史性貢獻的書法大家如劉德升、蔡邕、鍾繇、張芝等都與漢字本身發展規律相聯繫,是適應社會的需要而出現的,他們的積極貢獻又反過來推動漢字的發展和社會文化的前進。王羲之的書法藝術的成因與貢獻,自然也離不開社會對漢字的要求、前人成就和藝術發展的需要。文字的發展趨勢是由繁到簡,字體逐漸從多異到規範統一,便於書寫。


    而作為藝術品的書法,其發展趨勢追求點畫形態和結體的多樣化以求藝術效果的多樣與統一。使人們在實用中得到美感享受,但它不是復古,追求繁雜。先秦時期,由於社會生產力低下,文化相應下發達,文字的發展比較緩慢,甲骨文--金文--大篆,雖然文字的結構形態有了一定的變化,但它們都不同程度地保留著象形麵貌,筆畫複雜。小篆奠定了漢字方塊的基礎,書寫不像以前那樣麻煩而且便於在竹、木片上進行刻畫。但它筆畫粗細一樣,比較刻板。漢代,由於鹽鐵加工及手工業的發展,農業、商業、貿易日益興旺,生產力水平有了顯著的提高,要求文字簡潔,書寫方便,讓更多的人掌握以適應社會的需要。特別是紙發明以後,文字的大量書寫不再依賴刀刻,為文字的發展、變化提供了物質基礎。


    漢代的隸書將橫、豎、點、撇、捺等筆畫進行整理規範,並在橫畫上進行裝飾,這就是所謂有的"蠶頭雁尾"的文字美化,不過筆畫的波磔寫起來很費事,從整體看,文字也比較呆板。


    於是東漢時期正、行、草相繼問世,有的得到一定程度的普及。劉德開創造行書,蔡邕在隸書、張芝在草書、鍾繇在正書方麵都作出了卓越的貢獻,他們的書法藝術都有很高的價值,王羲之以他們為師,繼承和發揚了他們的優良傳統,並在此基礎上進一步發展創造,把書法藝術導向全新的領域,是書法史上另一座獨秀高峰。


    梁武帝蕭衍雲:逸少學鍾勢巧,及其自運意疏字緩,譬猶楚音夏習不能無楚。


    張懷瓘《書斷》曰:右軍開鑿通津,神模天巧,故能增損古法,裁成今體,進退憲章,耀文含質,推廣履度,動必中庸,英氣絕倫,妙節孤峙。


    由此可見王羲之學習傳統、學習古人不是囫圇吞棗,是通過"自運"和"增損古法"來進行的。綜上所述,社會歷史條件和文字本身發展的規律,也為"書聖"的出現提供了可能。如果脫離了特定時代,我國不可能出現王羲之這樣偉大的書法家。"時世造英雄",英雄是時代的產物。書聖在東晉出現是歷史的必然。在東晉時代,"書聖"這頂桂冠落在誰的頭上?當然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造就一位大書法家,光有大環境還是不能奏效的,必須有很好的小環境,對於學習研究書法,王羲之周圍的小環境當時是很難相比的。王羲之出生貴族大家,。他首先不用力一日三餐發愁,不必為生計勞碌,生於這種家庭的人容易飽食終日,不學無術,或者成為驕橫跋扈的紈絝子弟。然而王羲之充分利用家庭的優越條件,刻苦學習,研習書法,正如他自己所說:"務斯道,廢寢忘餐。"1在王羲之的家人中不少是書法家,父親王曠善隸書、行書;從伯王導工行、草,他將鍾繇的《宣示表》真跡贈送給王羲之;族伯王敦《宣和書譜·草書二》稱其喜顛草:"初以工書得家傳之學,其筆勢雄健";嶽父郗鑒有《災禍帖》存世,有人評論其字豐茂宏麗,剛決不滯。王羲之自小生在這樣的書法世家,耳濡目染,受到藝術的薰陶,加之伯父王廙、表姑衛夫人等名師的因材施教,這也是王羲之書法藝術水平不斷提高的重要原因之一。


    記得有一位在美術學院校執教多年的教授曾這樣說過:"藝術教育有其特殊性,在學校所學習的專業知識和技能,三分是從老師處吸取,七分從同學那裏得到。同學、同輩之間的相互觀摩切磋,往往使人進步很大。"這位教授的話是符合實際的。同學之間水平相近,需要解決的問題也大致相同,他們在學業上、藝術上可以相互啟發與促進。


    衛夫人的兒子李充,以及王羲之的其他同輩,他們有很多時間在一起練1 傳王羲之《筆勢論十二章》。


    習書法,討論研究技藝,自然進步很快。


    王羲之從弟王洽書法上頗有成就。王羲之曾與他"變章草為今草,韻媚婉轉,大行於世。"2王羲之還與庾亮、庾翼、謝尚、謝安、謝萬等交往甚密。他們出生於書法世家,收藏豐富。郗鑒之子郗愔、女郗璿書法水平都很高,直到王羲之娶郗璿為妻,王羲之的書法並不在他們之上。虞愔《論書表》說:"羲之書,在始未有奇殊,不勝庾翼、郗愔,迨其未年,乃造其極。"王羲之處於書法藝術氛圍很濃的環境中,高手如林,你追我趕的競爭態勢,自然有利他書法水平的提高。


    中國書法與中國繪畫有著密切的關係,它們運用的工具材料相同,理念相通,兩者的產生與發展相輔相成。在中國繪畫史上,先秦諸子的所謂"河圖洛書",往往作為書畫同源的先河與依據。1從書法史上,我們可以得知許多畫家同時也是書法家,畫家必備的造型能力,使其成為書法家創造了有利條件。原來是一位書法家後來成為了一個畫家的也不乏其人。近代吳昌碩是一位書法家,三十餘歲才進行繪畫創作,但憑藉他古氣盤旋、樸茂雄健的書法功底,使他的作品格調大大高於一般畫家,故成為中國畫的泰鬥。


    "積學可以致遠"是很有道理的,繪畫基礎對書法有促進作用,而繪畫對書法的仰仗尤為重要,一幅意境雋永、高雅清新的中國畫往往隻因"狗爬田"的題字,而大煞風景,歸於失敗。


    王羲之在繪畫上下了一番苦功,繪畫訓練達十五六年,作品有人物鳥魯,特別擅長畫鵝,具體作品有《對鏡寫真》,這可謂是最早的自畫像了,可惜這些畫作僅見於記載,今人無法一飽眼福了。畫人最難,沒有一定的造型寫實功底是不敢染指的。書法繪畫同屬於造型藝術,它們有共同之點。正因為王羲之有紮實的造型能力,年紀不大就很快熟悉傳統的篆、隸、楷、行、草各種書體,在此基礎上進行再創造。王羲之在繪畫初期受益於伯父王廖的輔導,王廙是西晉未東晉初著名書畫家。唐張彥遠說:"晉室過江,王廖書畫為第一"。王廙在自己的繪畫作品《孔子十弟子圖》上題款讚揚王羲之:餘兄於羲之幼而歧疑,必將隆餘堂構。今始年十六,學藝之外,書畫過目便能,就餘請書畫法,餘畫孔子十弟子以勵之,嗟爾羲之,可不勖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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