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時期,統治階級的內部矛盾尖銳,戰爭不斷,人民顛沛流離,知識分子痛苦失望。


    他們尋求解脫和心理上的平衡,於是終日醉酒吃藥,裸裎放誕,追求刺激,他們思考宇宙、生命的本質,發揮個性;他們以狂狷來反抗鄉原社會,反對統治者借禮教維護自己權位的惡勢力。這當然是要付出代價的,他們不顧名譽、地位,甚至殺身之禍,與虛偽的禮教社會作鬥爭。曹操以"敗倫亂俗、訕謗惑眾、大逆不道"的罪名殺了孔融,孔融七歲的女兒、九歲的兒子都死於曹操的刀下,曹操維護倫理的虛偽性可想而知了。司馬昭用"無益於今,有敗於俗,亂群惑眾"罪名殺了嵇康。嵇康臨刑東市,神氣不變,索琴彈奏《廣陵散》,悲壯而感人。


    魏晉風流名士反對名教到極致的程度,例如孔子的二十代裔孫孔融,曾大膽反對名教對待父母的理論,他說:"父之於子,當有何親,論其本意,實為情慾發耳。子之於母,亦復奚為?譬如寄物缻中,出則離矣。"1孔融從生物家的觀點闡述父母之情,令人想到了今天的試管嬰兒,可謂妄為大膽,這是一般入難以接受的,但這種對儒家"君要臣死不得不死,父要子亡不得不亡"的倫理綱常不能不說是一種叛逆。許多事實使士人對君主,對朝廷失去了信仰,更多的人再不把忠於朝廷看成是天經地義的事,被強化1 宗白華,《論〈世說新語〉和晉人的美》,《美學散步》。


    1 見《後漢書》卷七○,中華書局版,簡裝本第2278 頁。


    了的儒家倫理觀念的種種束縛開始鬆動了,他們任情縱慾,盡情享樂人生,用多種方式表現自我,價值取向由原來的一元化向多元化發展,從一個規範的理論天地向感情的世界過渡,名士風流受到了崇尚。


    不拘禮法,放浪形骸,風流瀟灑,成為魏晉的一代風尚,這一時期精神得到了解放,人的個性得到充分的顯示。在這方麵有許多例子。根據《世說新語·品藻》記載:桓溫"少與殷侯齊名,常有競心,桓問殷:"卿何如我?"這裏的殷侯是指殷浩,殷浩回答他的是"我與我周旋久,寧作我!"桓溫走過王敦墓,嘆曰:"可兒!可兒!"他不拘泥於世俗觀念,這是發自內心的聲音。晉代許多名士都具有鮮明的個性,例子不勝枚舉。魏晉人士自我價值的肯定、個性的解放,對文學藝術的創作起到了十分積極的作用。一個人不受有形無形的束縛,個性發揮了,人格才不受扭曲,才能發揮最大的創造性,他的作品才能不因襲前人。藝術在於創造,人的創造在某種意義上就是一種心靈的選擇。


    士人們追求精神寄託,尋找哲學理論的根據,而老莊的"玄虛"正是他們所祈求的,故而老莊哲學便發展興盛起來。


    東晉名士們在國破家亡中逃離出來,心中充滿了悲傷,但到了江左,進入一個偏安環境,他們瀟灑任誕,講究風度,追求高雅寧靜的人生,留連於山水之間,投身於大自然,研習書法、音樂,享受藝術美。


    宗白華說:晉人風神澇灑,不滯於物,這優美的自由的心靈找到了一種最適宜於表現他自己的藝術,這就是書法中的行草。行草藝術純係一片神機,無法而有法,全在於下筆時點畫自如,一點一拂皆有情趣,從頭至尾,一氣嗬成,如天馬行空,遊行自在。又如庖丁之中肯棨,神行於虛。這種超妙的藝術,隻有晉人瀟散超脫的心靈,才能心手相應,登峰造極。魏晉書法的特色,是能盡各字的真態。??"晉人結字用理,用理則從心所欲不逾矩"。唐張懷■《書議》評王獻之書雲:"子敬之法,非草非行,流便於行草;又處於其中間,無藉因循,寧拘製則,挺然秀出,務於簡易。情馳神縱,超逸優遊,臨事製宜,從意適便。有若風行雨散,潤色開花,筆法體勢之中,最為風流者也!??"他這一段話不但傳出行草藝術的真精神,且將晉人這自由瀟灑的藝術人格形容盡致。中國獨有的美術書法--這書法也是中國繪畫藝術的靈魂一是從晉人的風韻中產生的。魏晉人的玄學使晉人得到空前絕後的解放,晉人的書法是這自由的精神人格最具體最適當的藝術表現。這抽象的音樂似的藝術,才能表達出晉人空靈的玄學精神和個性主義的自我價值。


    作為東晉名士的王羲之,他的行為舉止、心態品格自然打上了風神滯灑的印記,而風神瀟灑的心靈又直接與他的書法藝術相聯繫。朱熹在《晦庵題跋》評《十七帖》中雲:玩其筆意,從容衍裕,而氣象超然,不與法縛,不求法脫,真所謂--從自己胸襟流出者。竊意書家者流,雖知其美,而未必知其所以美也。


    王羲之的書法作品之所以具有從容衍裕、氣象超然、不為法拘的美,是由於這種美源發於王羲之的純靜心靈、瀟灑風流,超然出塵的品性風格,這種美是"一一從自己胸襟流中"的1 宗白華:《論〈世說新語〉和晉人的美》,《美學散步》。


    二、師 承


    古代練習書法是出於實用和教化的需要,其中很多人是為了達到參與政治、進入仕途的目的,而作為藝術審美則是次要的,盡管在古代學校教育中書法教育占有重要的地位,然而它並不是以培養書法家為目的的。文字的功用在"前人所以垂後,後人所以識古"。所謂"以書取士"是考核和選拔官員的重要科目,並不是從藝術角度選拔書法家。誠然,書法是在書寫和應用的過程中產生的一門藝術,但書法藝術是較高層次的要求,學校並不承擔這方麵的責任。所以書法藝術和寫字是有區別的。早在周代把書法列為"六藝"之一,所謂六藝即:禮、樂、射,馭、書、數。表明書法是文人之藝。進行書法的研習培養,一般平民百姓難以做到。這種書法藝術的教育培養一般都是個別教授、輔導。這就是師徒相授。早在東漢時期,識字、書寫練習和書法藝術人材的培養就已分野,三國兩晉時期更加明顯,而且十分重視師承門戶和流派。


    王羲之少年時代向表姑衛夫人學習書法。傳為王羲之撰寫的《題衛夫人(筆陣圖》後》,做了這樣的記述:予少學衛夫人書,將謂大能。及渡江北遊名山,見李斯、曹喜等書;又之許下,見鍾繇、梁鵠書;又之洛下,見蔡邕《石經》三體書;又於從兄洽處,見張昶《華嶽碑》。始知學衛夫人書,徒費年月耳。


    衛夫人(272-349)名鑠,字茂漪。河東安邑(今山西夏縣)人,汝陰太守李矩妻。衛鑠是西晉著名書法家衛恆的從妹,是東晉女書法家。師鍾繇,善隸、楷,唐人稱她書法為"碎玉壺之冰,爛瑤台之月";"插花舞女,低昂美容";又如"美女登台,仙娥弄影";"紅蓮映水,碧沼浮露"。衛夫人曾帶著自己的兒子李充在王家任王羲之的書法老師。李充楷書寫得很好,《晉書》稱他善楷書,"妙參鍾、索,世鹹重之"。他的書法對王羲之也有示範啟發作用。李充後來成為知名的學問家和書法家,官居大著作郎、中書侍郎。李充"幼好刑名之學,深抑虛浮之士",這一點與王羲之的觀點相近,也許因為這一點,他曾應邀參加了以王羲之為盟主的蘭亭雅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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