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晉書·庾翼傳》。
1 《晉書·王羲之傳》原無"若"字，此據《資治通鑑》校補。
急。
使君起於布衣，任天下之重，尚德之舉，未能事事允稱，當董統之任而敗喪至此，恐闔朝群賢未有與人分其謗者。今亟修德補闕，廣延群賢，與之分任，尚未知獲濟所期。若猶以前事為未工，故復求之於分外，宇宙雖廣，自容何所!知言不必用，或取怨執政，然當情慨所在，正自不能不盡懷極言。若必親征，未達此旨，果行者，愚智所不解也。願復與眾共之。復被州符，增運千石，征役兼至，皆以軍期，對之喪氣，罔之所厝。自頃年割剝遣黎，刑徒竟路，殆同秦政，惟未加參夷之刑耳。恐勝、廣之憂，無復日矣。王羲之首先從上次北伐失敗談起，殷浩第一次北伐是公元352 年，就在這一年又準備第二次北伐，闔朝上下正為之"惋怛"，不能忘懷。在這種情況下，應詼認真地總結失敗教訓，而不能重蹈覆轍。還應該發揮自己的長處，從長計議，以期改弦更張，其出發點是為了鞏固東晉的江山大業。信中分析了"自寇亂以來"的形勢和前幾次北伐失敗的教訓，提出了自己的主張和見解。王羲之還從私人的角度，動之以情，曉之以理，說明利害關係，"使君起於布衣，任天下之重，尚德之舉，未能事事允稱，當董統之任，而敗喪至此，恐闔朝群賢未有與人分其謗者。"北代失敗，會激起民憤，世態變故，那你就成了歷史的罪人，無地自容了!
《遺殷浩書》對虛務玄談而無軍事才能的殷浩，沒有起到應有的作用。
這時王羲之憂心如焚，便又寫信給會稽王司馬昱，這就是所謂的《與會稽王箋》。司馬昱是輔政親王，在朝廷中有很高的地位和實權，王羲之在書中論及時事，陳述了不宜北伐的理由，並希望司馬顯對殷浩再舉北伐提出忠告，加以勸阻。
《與會稽王箋》雲：古人恥其君不為堯舜，北麵之道，豈不願尊其所事，比隆往代，況遇千載一時之運?顧智力屈於當年，何不權輕重而處之也。今雖有可欣之會，年求諸己，而所憂乃重於所欣。《傳》雲："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今外不寧，內憂已深。古之弘大業者，或不謀於眾，傾國以濟一時之功者，亦往往而有之。誠獨運之明足以邁眾，暫勞之弊終獲永逸者可也。求之於今，可得擬議乎!夫廟算決勝，必宜審量彼我，萬全而後動，功就之日，便當因其眾而即其牢。令功未可期，而造黎殲盡，萬不幸一。且萬裏饋糧，自古為難，況今轉運供繼，西輸許、洛，北入黃河，雖秦政之弊，未至於此，而十室之憂，便以交至，今運無還期，徵求日重，以區區吳越經緯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而不度德量力，不弊不已，此封內所痛心嘆悼而莫敢叫誠。
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願殿下更垂三思，解而更張，令殷浩、荀羨1還據合肥、廣陵，許昌、譙郡(令安徽毫縣)、梁、彭城諸軍皆還保淮，為不可勝之基，鬚根立勢舉，謀之未晚，此實當今策之上者。若不行此，社稷之憂可計日而待。安危之機，易 於反掌，考之虛實，著於目前，願運獨斷之明，定之於一朝也。
地淺而言深，豈不知其朱易。然古人處閭閻行陣之間，尚或於時謀國，評裁者不以為譏，況廁大臣未行，豈可默而不言哉!存亡所係，決在行之，不可復持疑後機，不定於此，欲後悔之，亦無及也。殿下德冠字內，以公室輔朝，最可直道行之，致隆當年，而未允物望，受殊遇者所以瘤寐長嘆，實為殿下惜之。國家之慮深矣，常恐伍員之憂不獨在昔，麋1 據《晉書》本傳，羨與王洽齊名，曾拜義興太守、建成將軍、吳國內史。 昇平二年(公元358 年)卒，時年三十八。(公元320 年生，晚王羲之十七年而 生;早王羲之三年而卒;羨卒年同王洽，生年早洽二年)鹿之遊將不止林藪而已。願殿下暫廢虛遠之懷，以救倒懸之急，可謂以亡為存，轉禍為福，則宗廟之慶，四海有賴矣。
《遺殷浩書》和《與會稽王箋》析理透徹，充滿激情，切中時弊，抨擊了朝政，在當時是很危險的。然而，他從大局出發毫不顧忌，"取怨於執政"仍"盡懷極言"，這不但顯示了他在政治上的敏銳的洞察力，非凡的軍政才能，而且表現了一個愛國主義者的大無畏的精神情懷。
王羲之的書劄為殷浩所發，可謂仁至意盡，情真意切，"此數劄者，誠東晉君臣之良藥"1。此時吏部尚書王彪之與王羲之持相同意見，也認為殷浩妄動失策，立即上疏："弱兒等(雷弱兒、梁安)容有詐偽，浩未應輕進。"會稽王司馬昱將忠良的建議放置於一旁不論不議，繼續支持這勞而無功的北代，而殷浩求勝心切，不聽勸告，一意孤行，於永和九年(353 年)將北伐付之於行動，結果在山桑(今安徽省蒙城北)一敗塗地，損兵折將，陣亡和被俘者達一萬餘人。事後會稽王後悔莫及，感慨地說：王彪之是一個不可多得的人才!其實真正的人才要數王羲之。殷浩再次失敗給桓溫以口實，故桓溫上疏列數殷浩之罪狀，結果殷浩被廢為庶人，徙東陽信安(浙江金華)1。古人雲，"凡舉事，無為親厚者所痛，而為見仇者所快。"2殷浩的最終結局對於王羲之來說，不正如此嗎，有人根據王羲之對殷浩北伐的態度得出結論，王羲之對北伐持消極態度，這是值得商榷的，王羲之除了支持過祖逖、庾翼的北伐外，還有一例可證，公元永和十二年(356 年)桓溫北伐，取得局部勝利，當時王羲之雖然已經辭官歸隱了，他仍十分關切戰事，對勝利充滿信心和喜悅：恆公以至洛，今摧破羌賊。賊重命，想必禽之。王略始及舊都，使人悲慨深，此公威略實著，自當求之於古。真可以戰，使人嘆息。
王羲之對幾次北伐都審時度勢，他不一概反對也不一概支持。他早有收復中原之誌，之所以反對殷浩北伐是殷浩動機不良，各方麵條件不具備。一旦條件成熟，在北伐中取得某些戰果，他自然興高采烈。在重大問題麵前不憑一時感情衝動做出決策，才不愧為有遠見卓識的政治家。
在殷浩北伐之前，王羲之作出了"必敗"的結論，最後北伐果然以失敗而告終，這預測的準確性，可謂是神機妙算。然而這絕不是偶然的碰巧。戰爭勝負是冒險、碰運氣還是預先可以測知，當然是後者。偉大的軍事理論家孫武一再申述"見勝而戰"，"必勝乃戰"，"善戰者??見勝如見明;其錯(措)勝也，如以水勝火。"作為一個戰爭的指揮者，開戰以前，就能很有把握地測知戰爭的勝負，就像見到太陽、月亮一樣。奪取戰爭的勝利就像以水滅火一樣有把握，善戰者總是在看到必勝後再出戰，貿然行動其後果是不堪設想的。
王羲之"清貴有鑒裁"，對北伐的準勝誰負看得很準，他是經過一番調查分析，才得出結論的。他認為北伐戰爭"必宜審量彼我，萬全而後動"。1 《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王右軍集題詞》。
1 《晉書·殷浩傳》。
2 [漢]朱孚：《與彭寵書》。
1 《晉書·王羲之傳》原無"若"字，此據《資治通鑑》校補。
急。
使君起於布衣，任天下之重，尚德之舉，未能事事允稱，當董統之任而敗喪至此，恐闔朝群賢未有與人分其謗者。今亟修德補闕，廣延群賢，與之分任，尚未知獲濟所期。若猶以前事為未工，故復求之於分外，宇宙雖廣，自容何所!知言不必用，或取怨執政，然當情慨所在，正自不能不盡懷極言。若必親征，未達此旨，果行者，愚智所不解也。願復與眾共之。復被州符，增運千石，征役兼至，皆以軍期，對之喪氣，罔之所厝。自頃年割剝遣黎，刑徒竟路，殆同秦政，惟未加參夷之刑耳。恐勝、廣之憂，無復日矣。王羲之首先從上次北伐失敗談起，殷浩第一次北伐是公元352 年，就在這一年又準備第二次北伐，闔朝上下正為之"惋怛"，不能忘懷。在這種情況下，應詼認真地總結失敗教訓，而不能重蹈覆轍。還應該發揮自己的長處，從長計議，以期改弦更張，其出發點是為了鞏固東晉的江山大業。信中分析了"自寇亂以來"的形勢和前幾次北伐失敗的教訓，提出了自己的主張和見解。王羲之還從私人的角度，動之以情，曉之以理，說明利害關係，"使君起於布衣，任天下之重，尚德之舉，未能事事允稱，當董統之任，而敗喪至此，恐闔朝群賢未有與人分其謗者。"北代失敗，會激起民憤，世態變故，那你就成了歷史的罪人，無地自容了!
《遺殷浩書》對虛務玄談而無軍事才能的殷浩，沒有起到應有的作用。
這時王羲之憂心如焚，便又寫信給會稽王司馬昱，這就是所謂的《與會稽王箋》。司馬昱是輔政親王，在朝廷中有很高的地位和實權，王羲之在書中論及時事，陳述了不宜北伐的理由，並希望司馬顯對殷浩再舉北伐提出忠告，加以勸阻。
《與會稽王箋》雲：古人恥其君不為堯舜，北麵之道，豈不願尊其所事，比隆往代，況遇千載一時之運?顧智力屈於當年，何不權輕重而處之也。今雖有可欣之會，年求諸己，而所憂乃重於所欣。《傳》雲："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今外不寧，內憂已深。古之弘大業者，或不謀於眾，傾國以濟一時之功者，亦往往而有之。誠獨運之明足以邁眾，暫勞之弊終獲永逸者可也。求之於今，可得擬議乎!夫廟算決勝，必宜審量彼我，萬全而後動，功就之日，便當因其眾而即其牢。令功未可期，而造黎殲盡，萬不幸一。且萬裏饋糧，自古為難，況今轉運供繼，西輸許、洛，北入黃河，雖秦政之弊，未至於此，而十室之憂，便以交至，今運無還期，徵求日重，以區區吳越經緯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而不度德量力，不弊不已，此封內所痛心嘆悼而莫敢叫誠。
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願殿下更垂三思，解而更張，令殷浩、荀羨1還據合肥、廣陵，許昌、譙郡(令安徽毫縣)、梁、彭城諸軍皆還保淮，為不可勝之基，鬚根立勢舉，謀之未晚，此實當今策之上者。若不行此，社稷之憂可計日而待。安危之機，易 於反掌，考之虛實，著於目前，願運獨斷之明，定之於一朝也。
地淺而言深，豈不知其朱易。然古人處閭閻行陣之間，尚或於時謀國，評裁者不以為譏，況廁大臣未行，豈可默而不言哉!存亡所係，決在行之，不可復持疑後機，不定於此，欲後悔之，亦無及也。殿下德冠字內，以公室輔朝，最可直道行之，致隆當年，而未允物望，受殊遇者所以瘤寐長嘆，實為殿下惜之。國家之慮深矣，常恐伍員之憂不獨在昔，麋1 據《晉書》本傳，羨與王洽齊名，曾拜義興太守、建成將軍、吳國內史。 昇平二年(公元358 年)卒，時年三十八。(公元320 年生，晚王羲之十七年而 生;早王羲之三年而卒;羨卒年同王洽，生年早洽二年)鹿之遊將不止林藪而已。願殿下暫廢虛遠之懷，以救倒懸之急，可謂以亡為存，轉禍為福，則宗廟之慶，四海有賴矣。
《遺殷浩書》和《與會稽王箋》析理透徹，充滿激情，切中時弊，抨擊了朝政，在當時是很危險的。然而，他從大局出發毫不顧忌，"取怨於執政"仍"盡懷極言"，這不但顯示了他在政治上的敏銳的洞察力，非凡的軍政才能，而且表現了一個愛國主義者的大無畏的精神情懷。
王羲之的書劄為殷浩所發，可謂仁至意盡，情真意切，"此數劄者，誠東晉君臣之良藥"1。此時吏部尚書王彪之與王羲之持相同意見，也認為殷浩妄動失策，立即上疏："弱兒等(雷弱兒、梁安)容有詐偽，浩未應輕進。"會稽王司馬昱將忠良的建議放置於一旁不論不議，繼續支持這勞而無功的北代，而殷浩求勝心切，不聽勸告，一意孤行，於永和九年(353 年)將北伐付之於行動，結果在山桑(今安徽省蒙城北)一敗塗地，損兵折將，陣亡和被俘者達一萬餘人。事後會稽王後悔莫及，感慨地說：王彪之是一個不可多得的人才!其實真正的人才要數王羲之。殷浩再次失敗給桓溫以口實，故桓溫上疏列數殷浩之罪狀，結果殷浩被廢為庶人，徙東陽信安(浙江金華)1。古人雲，"凡舉事，無為親厚者所痛，而為見仇者所快。"2殷浩的最終結局對於王羲之來說，不正如此嗎，有人根據王羲之對殷浩北伐的態度得出結論，王羲之對北伐持消極態度，這是值得商榷的，王羲之除了支持過祖逖、庾翼的北伐外，還有一例可證，公元永和十二年(356 年)桓溫北伐，取得局部勝利，當時王羲之雖然已經辭官歸隱了，他仍十分關切戰事，對勝利充滿信心和喜悅：恆公以至洛，今摧破羌賊。賊重命，想必禽之。王略始及舊都，使人悲慨深，此公威略實著，自當求之於古。真可以戰，使人嘆息。
王羲之對幾次北伐都審時度勢，他不一概反對也不一概支持。他早有收復中原之誌，之所以反對殷浩北伐是殷浩動機不良，各方麵條件不具備。一旦條件成熟，在北伐中取得某些戰果，他自然興高采烈。在重大問題麵前不憑一時感情衝動做出決策，才不愧為有遠見卓識的政治家。
在殷浩北伐之前，王羲之作出了"必敗"的結論，最後北伐果然以失敗而告終，這預測的準確性，可謂是神機妙算。然而這絕不是偶然的碰巧。戰爭勝負是冒險、碰運氣還是預先可以測知，當然是後者。偉大的軍事理論家孫武一再申述"見勝而戰"，"必勝乃戰"，"善戰者??見勝如見明;其錯(措)勝也，如以水勝火。"作為一個戰爭的指揮者，開戰以前，就能很有把握地測知戰爭的勝負，就像見到太陽、月亮一樣。奪取戰爭的勝利就像以水滅火一樣有把握，善戰者總是在看到必勝後再出戰，貿然行動其後果是不堪設想的。
王羲之"清貴有鑒裁"，對北伐的準勝誰負看得很準，他是經過一番調查分析，才得出結論的。他認為北伐戰爭"必宜審量彼我，萬全而後動"。1 《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王右軍集題詞》。
1 《晉書·殷浩傳》。
2 [漢]朱孚：《與彭寵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