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晉書·王羲之傳》。
1 [明]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王右軍集》。
事後朝廷、皇上並沒有對王羲之興師問罪，其原因大致有三。其一，王羲之在危急關頭開倉賑貸，救活了很多人，他們來年可以交納稅賦。在執行這一舉措時，官員都沒有營私舞弊行為。其二，王羲之同情人民，關心大眾，在會稽很得民心，威望很高。其三，東晉皇權不振，東晉的皇帝不比其他朝代皇帝至高無上，一呼百應，他對權臣有很大的依附性，權力有限。王羲之在朝廷有三親六戚二十餘人，掌握實權，東晉政權依賴他們支撐，皇帝也不能隨意降罪於王羲之。
《晉書·王羲之傳》雲：然朝廷賦役繁重，吳會尤甚，羲之每上疏爭之，事多見從。又遺尚書僕射謝安書曰："頃所陳論，每蒙允納，所以令下小得蘇息，各安其業。若不耳，此一郡久以蹈東海矣。"作為父母官的王羲之經常上疏力爭，要求減少賦役，減輕人民負擔，鑑於上述種種原因，往往獲準。在這之中，謝安起了不小的作用。王羲之在致謝安的信中，表達了感激之情，甚至用誇張的語言說，如沒有他的鼎力相助，會稽一帶早就蹈入東海不復存在了。
(二)禁酒節糧
東晉時期飲酒成風，特別是那些風流名士更是整天酒醉如泥，瘋瘋癲癲地大發議論。這種風氣自然也波及到民間，有一次王羲之和他的同僚們被當地百姓宴請，席上自然少下了酒，王羲之酒量很大，也許他會痛飲一番，然而他端起酒杯呆在那兒，躊躇了半天沒有喝，眾人都納悶不解。
王羲之回到官府問手下的官員，本地一年之中用於釀酒的米、麥、高粱等糧食要多少斤?大家麵麵相覷，回答不上。過了好一會劉平才說："屬下不知道具體數量，不過百姓都會人工釀酒，井市也有水酒出售，日子艱難大家借酒澆愁。每年釀酒所用的糧食，其數量相當可觀。"王羲之這才說明自己的意圖：這些年災荒不斷，年景不好，糧食精貴，酒不飲無妨，沒有糧食就會餓死。糧食從播種到收穫要好幾十月時間，來之不易，我們要把僅有的一點糧食儲備起來，以作度日之須。現在下令，本郡在一年之內不得釀酒，市麵上也不得出售酒類。禁酒這一舉措，在此以前曹操也曾實行過，那是為在困難的條件下籌措更多軍餉用於戰爭。而王羲之則是為了"救民命"，其意義是不同的。"禁酒節糧"實施以後，果然節約了穀物，使糧食緊張的局麵得到緩解。"此郡斷酒一年，所省百餘萬斛米，乃過於租。"1 然而，王羲之卻受到各方人士的指責非議，他曾經寫信給他的好友謝安闡明下令禁酒是為節約糧食，防止百姓被餓死，除此之外別無良策。他說："百姓之命倒懸，吾夙夜憂。此時既不能開倉庚賑之，因斷酒以救民命，有何不可?而刑猶至此，使人嘆息，吾復何在?"2王羲之萬分感慨，他憤怒異常地寫道："處世不易，豈惟公道"。3
二、進言改革
(一)復開漕運
1 《斷酒帖》，《漢魂六朝百三名家集·王右軍集》。
2 《斷酒帖·又》，《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王右軍集》。
3 《方軌帖》，《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王右軍集》。
所謂漕運，舊指通過水路(間或陸路)將糧食解往京師和指定地點的運輸。漕運起源很早，秦始皇將山東糧食運往北河(今內蒙古烏加河一帶)作軍糧。漢桓寬《鹽鐵論·刺復》雲："涇淮造渠，以通漕運"。事實正是如此，漢代"始引渭渠以漕山東之粟，旋濬褒斜以致漢中之穀，初不過歲運數十萬石，及其盛時，歲益漕六百萬石，類由河渠疏利，治之有方。魏武篡漢，偏安洛陽，然猶任鄧艾，廣開漕渠以達江準??"歷史進入晉代，由於戰爭不斷，中華大地呈割據局麵，漕運久停。到北伐之時一切軍需隻好轉運供給，西輸許洛，北入黃河，應徵服役的民工忍受不了苦難，故"流亡日眾"。更重要的是東土饑荒，自不暇救。
早在未有漕運的戰國時期，魏國國君魏惠王(即梁惠王)對災荒採取"移民就食"的方法，即河東發生災荒將民眾移至河西，如果河西遇災則移民於河東。有了漕運這一良法，一遇到災年，則以粟就人，而不是以人就粟。"移民就食"使百姓拖兒帶女離開自己的家園，對農業生產的危害來說，猶如雪上加霜。再者災荒嚴重的百姓食不果腹，疾病隨之而來，移民有時難以實現，將會有很多人因飢餓奔彼而喪生，這都是弊端。而漕運以粟救人，百姓可以在自己的土地上抗災自救，以免跋涉之苦，這對保護勞動力，發展生產無疑是有利的。漕運於國於民均有大益，王羲之毅然向朝廷建言復開漕運，並提出了實施辦法：今事之大者未布，漕運是也。吾意望朝廷可申下定期，委之所司，勿復催下，但當歲終考其殿最。長吏尤殿，命檻車送詣天台。三縣不舉，二千石必免，或可左降，令在疆塞極難之地。王羲之希望朝廷將復開漕運的事決定下來，並委派下臣實施，到年終以此來考核政績，尤其是長吏如不能完成任務，政績很差，可送至大台治罪。如果三縣不實行，則郡守必須罷免，或派到環境艱苦的邊疆，降職使用。
(二)懲辦貪官
王羲之在視察諸具時，發現倉督監耗盜官米，動以萬計。"耗"，管理不善，如蟲、鳥、鼠、至食以及發黴變質等消耗，是有一定規定的，超過了範圍就是倉督監的失職行為;倉督監自己盜竊官米是執法犯法，有的數量巨大，如餘姚一個具就達十萬斛。問題的嚴重性不僅如此，屬會稽管轄的其他諸縣也同樣如此。由於地方官貪贓枉法，致使國庫空乏，這是一件關係到國家的經濟實力、危及整個國家安全的重大問題。他主張對那些奸吏給予重判，"誅翦一人"起到"殺一人儆百"的作用，隻有這樣才能"其後便斷"。
(三)
改進征役 修改刑法北伐軍興，戰爭不斷，東晉初建時，司馬昱的"寬眾息役，惠益百姓"的政策和許諾，根本兌現不了。出現了百姓流亡，戶口日減，百工醫寺，死亡絕沒的局麵。王羲之詳細分析了發生這種狀況的源由，並提出解決這些問題的對策。
自軍興以來，征役及充運死亡叛散不反者眾，虛耗至此，而補代循常，所在調困，莫知所出。上命所差，上道多叛，則吏及叛者席捲同去。又有常製，輒令其家及同伍課捕。課捕有擒，家及同伍尋復亡叛。百姓流亡，戶口日減，其源在此。又有百工醫寺，死亡絕1 王羲之：《與尚書僕射謝安書》，《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王右軍集》。沒，家戶空盡，差代無所，上命不絕，事起或十年、十五年，彈舉獲罪無懈息，而無益實事，何以堪之!謂自今諸死罪原輕者及五歲刑，可以充此，其減死者，可長充兵役，五歲者，可充雜工醫寺，皆令移其家以實都邑。都邑既實，是政之本，又可絕其亡叛。不移其家，逃亡之患復如初耳。令除罪而充雜役，盡移其家，小人愚迷，或重於殺戮，可以絕奸。刑名雖輕，懲肅實重，豈非適時之宜邪。1"征役及充運死亡叛散"2人數很多，官方按常規"補代"，結果是"上命所差，上道多叛"3，負責管理的官吏索性與叛音席捲同去。至於為何吏與叛者一直叛散，因為這方麵官吏也相當艱辛，他們對朝廷和當時的法律心懷不滿，發生叛亂事件，叛散者的"同伍"，同樣要受"課捕"，與此同時對叛者的家人也受到課捕，家人得到消息紛紛逃亡。上述的原因還帶來另外一個問題，"百工醫寺，死亡絕沒，家戶空盡"4，沒有人被差遣替代。王羲之提出減少判死刑的人，讓他們補充兵役。判五年徒刑的"可充雜工醫寺"，充當雜工醫寺的人，他們的家要移至都邑，否則，逃亡的事將與以前一樣，移其家"可絕其亡叛"，因為家在都邑生活比較安定，逃跑亡叛必須顧家小，再者都邑範圍有限，管理比較嚴密，全家亡叛很不容易。更重要的是，百工5可以生產各種手工業產品，這些產品既可保證朝廷官府和軍隊的需要，也可以供應市場。醫寺在生活中必不可少，對於保障百姓健康和戰時醫療都具有重要的作用。重新建立和穩定百工醫寺的隊伍，事關重要，有了他們，城市就比較充實，他們不叛亡，社會也就穩定多了。部邑充實穩定是政治之本。王羲之將自己的政見概括為："罪而充雜役，盡移其家"，重罪者判以死罪。刑名雖輕但懲辦實際上很重，是不合時宜的。
1 [明]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王右軍集》。
事後朝廷、皇上並沒有對王羲之興師問罪，其原因大致有三。其一，王羲之在危急關頭開倉賑貸，救活了很多人，他們來年可以交納稅賦。在執行這一舉措時，官員都沒有營私舞弊行為。其二，王羲之同情人民，關心大眾，在會稽很得民心，威望很高。其三，東晉皇權不振，東晉的皇帝不比其他朝代皇帝至高無上，一呼百應，他對權臣有很大的依附性，權力有限。王羲之在朝廷有三親六戚二十餘人，掌握實權，東晉政權依賴他們支撐，皇帝也不能隨意降罪於王羲之。
《晉書·王羲之傳》雲：然朝廷賦役繁重，吳會尤甚，羲之每上疏爭之，事多見從。又遺尚書僕射謝安書曰："頃所陳論，每蒙允納，所以令下小得蘇息，各安其業。若不耳，此一郡久以蹈東海矣。"作為父母官的王羲之經常上疏力爭，要求減少賦役，減輕人民負擔，鑑於上述種種原因，往往獲準。在這之中，謝安起了不小的作用。王羲之在致謝安的信中，表達了感激之情，甚至用誇張的語言說，如沒有他的鼎力相助，會稽一帶早就蹈入東海不復存在了。
(二)禁酒節糧
東晉時期飲酒成風，特別是那些風流名士更是整天酒醉如泥，瘋瘋癲癲地大發議論。這種風氣自然也波及到民間，有一次王羲之和他的同僚們被當地百姓宴請，席上自然少下了酒，王羲之酒量很大，也許他會痛飲一番，然而他端起酒杯呆在那兒，躊躇了半天沒有喝，眾人都納悶不解。
王羲之回到官府問手下的官員，本地一年之中用於釀酒的米、麥、高粱等糧食要多少斤?大家麵麵相覷，回答不上。過了好一會劉平才說："屬下不知道具體數量，不過百姓都會人工釀酒，井市也有水酒出售，日子艱難大家借酒澆愁。每年釀酒所用的糧食，其數量相當可觀。"王羲之這才說明自己的意圖：這些年災荒不斷，年景不好，糧食精貴，酒不飲無妨，沒有糧食就會餓死。糧食從播種到收穫要好幾十月時間，來之不易，我們要把僅有的一點糧食儲備起來，以作度日之須。現在下令，本郡在一年之內不得釀酒，市麵上也不得出售酒類。禁酒這一舉措，在此以前曹操也曾實行過，那是為在困難的條件下籌措更多軍餉用於戰爭。而王羲之則是為了"救民命"，其意義是不同的。"禁酒節糧"實施以後，果然節約了穀物，使糧食緊張的局麵得到緩解。"此郡斷酒一年，所省百餘萬斛米，乃過於租。"1 然而，王羲之卻受到各方人士的指責非議，他曾經寫信給他的好友謝安闡明下令禁酒是為節約糧食，防止百姓被餓死，除此之外別無良策。他說："百姓之命倒懸，吾夙夜憂。此時既不能開倉庚賑之，因斷酒以救民命，有何不可?而刑猶至此，使人嘆息，吾復何在?"2王羲之萬分感慨，他憤怒異常地寫道："處世不易，豈惟公道"。3
二、進言改革
(一)復開漕運
1 《斷酒帖》，《漢魂六朝百三名家集·王右軍集》。
2 《斷酒帖·又》，《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王右軍集》。
3 《方軌帖》，《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王右軍集》。
所謂漕運，舊指通過水路(間或陸路)將糧食解往京師和指定地點的運輸。漕運起源很早，秦始皇將山東糧食運往北河(今內蒙古烏加河一帶)作軍糧。漢桓寬《鹽鐵論·刺復》雲："涇淮造渠，以通漕運"。事實正是如此，漢代"始引渭渠以漕山東之粟，旋濬褒斜以致漢中之穀，初不過歲運數十萬石，及其盛時，歲益漕六百萬石，類由河渠疏利，治之有方。魏武篡漢，偏安洛陽，然猶任鄧艾，廣開漕渠以達江準??"歷史進入晉代，由於戰爭不斷，中華大地呈割據局麵，漕運久停。到北伐之時一切軍需隻好轉運供給，西輸許洛，北入黃河，應徵服役的民工忍受不了苦難，故"流亡日眾"。更重要的是東土饑荒，自不暇救。
早在未有漕運的戰國時期，魏國國君魏惠王(即梁惠王)對災荒採取"移民就食"的方法，即河東發生災荒將民眾移至河西，如果河西遇災則移民於河東。有了漕運這一良法，一遇到災年，則以粟就人，而不是以人就粟。"移民就食"使百姓拖兒帶女離開自己的家園，對農業生產的危害來說，猶如雪上加霜。再者災荒嚴重的百姓食不果腹，疾病隨之而來，移民有時難以實現，將會有很多人因飢餓奔彼而喪生，這都是弊端。而漕運以粟救人，百姓可以在自己的土地上抗災自救，以免跋涉之苦，這對保護勞動力，發展生產無疑是有利的。漕運於國於民均有大益，王羲之毅然向朝廷建言復開漕運，並提出了實施辦法：今事之大者未布，漕運是也。吾意望朝廷可申下定期，委之所司，勿復催下，但當歲終考其殿最。長吏尤殿，命檻車送詣天台。三縣不舉，二千石必免，或可左降，令在疆塞極難之地。王羲之希望朝廷將復開漕運的事決定下來，並委派下臣實施，到年終以此來考核政績，尤其是長吏如不能完成任務，政績很差，可送至大台治罪。如果三縣不實行，則郡守必須罷免，或派到環境艱苦的邊疆，降職使用。
(二)懲辦貪官
王羲之在視察諸具時，發現倉督監耗盜官米，動以萬計。"耗"，管理不善，如蟲、鳥、鼠、至食以及發黴變質等消耗，是有一定規定的，超過了範圍就是倉督監的失職行為;倉督監自己盜竊官米是執法犯法，有的數量巨大，如餘姚一個具就達十萬斛。問題的嚴重性不僅如此，屬會稽管轄的其他諸縣也同樣如此。由於地方官貪贓枉法，致使國庫空乏，這是一件關係到國家的經濟實力、危及整個國家安全的重大問題。他主張對那些奸吏給予重判，"誅翦一人"起到"殺一人儆百"的作用，隻有這樣才能"其後便斷"。
(三)
改進征役 修改刑法北伐軍興，戰爭不斷，東晉初建時，司馬昱的"寬眾息役，惠益百姓"的政策和許諾，根本兌現不了。出現了百姓流亡，戶口日減，百工醫寺，死亡絕沒的局麵。王羲之詳細分析了發生這種狀況的源由，並提出解決這些問題的對策。
自軍興以來，征役及充運死亡叛散不反者眾，虛耗至此，而補代循常，所在調困，莫知所出。上命所差，上道多叛，則吏及叛者席捲同去。又有常製，輒令其家及同伍課捕。課捕有擒，家及同伍尋復亡叛。百姓流亡，戶口日減，其源在此。又有百工醫寺，死亡絕1 王羲之：《與尚書僕射謝安書》，《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王右軍集》。沒，家戶空盡，差代無所，上命不絕，事起或十年、十五年，彈舉獲罪無懈息，而無益實事，何以堪之!謂自今諸死罪原輕者及五歲刑，可以充此，其減死者，可長充兵役，五歲者，可充雜工醫寺，皆令移其家以實都邑。都邑既實，是政之本，又可絕其亡叛。不移其家，逃亡之患復如初耳。令除罪而充雜役，盡移其家，小人愚迷，或重於殺戮，可以絕奸。刑名雖輕，懲肅實重，豈非適時之宜邪。1"征役及充運死亡叛散"2人數很多，官方按常規"補代"，結果是"上命所差，上道多叛"3，負責管理的官吏索性與叛音席捲同去。至於為何吏與叛者一直叛散，因為這方麵官吏也相當艱辛，他們對朝廷和當時的法律心懷不滿，發生叛亂事件，叛散者的"同伍"，同樣要受"課捕"，與此同時對叛者的家人也受到課捕，家人得到消息紛紛逃亡。上述的原因還帶來另外一個問題，"百工醫寺，死亡絕沒，家戶空盡"4，沒有人被差遣替代。王羲之提出減少判死刑的人，讓他們補充兵役。判五年徒刑的"可充雜工醫寺"，充當雜工醫寺的人，他們的家要移至都邑，否則，逃亡的事將與以前一樣，移其家"可絕其亡叛"，因為家在都邑生活比較安定，逃跑亡叛必須顧家小，再者都邑範圍有限，管理比較嚴密，全家亡叛很不容易。更重要的是，百工5可以生產各種手工業產品，這些產品既可保證朝廷官府和軍隊的需要，也可以供應市場。醫寺在生活中必不可少，對於保障百姓健康和戰時醫療都具有重要的作用。重新建立和穩定百工醫寺的隊伍，事關重要，有了他們，城市就比較充實，他們不叛亡，社會也就穩定多了。部邑充實穩定是政治之本。王羲之將自己的政見概括為："罪而充雜役，盡移其家"，重罪者判以死罪。刑名雖輕但懲辦實際上很重，是不合時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