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晉王朝建立以後，"常患官少才多，無地以處"，從北方南渡而來的士大夫和南方原有士族的權力如何分配，成了棘手問題。權衡結果是：南方原有的上族保留其既得的利益，而南渡的士大夫也要安排其官銜職位。而這樣勢必出現"僧多粥少"的局麵，所以朝廷想出了一個絕妙的辦法，將郡縣劃小，官府增多，每個官府人員增加，特別是號稱江南富庶之區的吳郡、吳興郡、會稽郡首當其衝，吳郡有戶二萬五千，但設置了十一個縣，每具二千餘戶;吳興有戶二萬四千，設縣十個，每縣亦兩千餘戶;隻有會稽郡戶數三萬，設縣十，每具平均三千戶，這是當時很大的縣了。有的小縣甚至戶不滿三百，有的郡戶不過二千。1王羲之給謝尚的信說："江左平日，揚州一良刺史便足統之。"2機構、郡、縣增多，人員數量也為之增長。仍以郡、縣為例：據《晉書·職官誌》："郡國戶不滿五千者，置職吏五十人，散吏十三人;五千戶以上，則職吏六十三人，散吏二十一人;萬戶以上者，職吏六十九人，散吏三十九人。郡國皆置文學椽一人。"縣一級，"戶不滿三百以下，職吏十八人，散吏四人;三百以上，職吏二十八人，散吏六人;五百以上，職吏1 《晉書·地理誌》。
2 《晉書·王羲之傳》，王羲之任會稽內吏時，謝安尚未出世，原作給謝安的信，應是結謝尚的，故改。四十人，散吏八人;千以上，職吏五十三人，散吏十二人;千五百以上，職吏六十八人，散吏一十八人;三千以上，職吏八十八人，散吏二十六人。"再加上五百戶以上的縣所設置的鄉級官吏，由下而上，刺史及朝廷各衙門，征、鎮、安、平諸將軍幕府，其人員數量非常龐大。這麽多的官吏，他們不是無所事事，屍位素餐;就是到處擾民，搜刮錢財。據王羲之說："又自吾到此，從事常有四五，兼以台司及都水禦史行台文符如雨，倒錯違背，不復可知，??主者蒞事，未嚐得十日，吏民趨走，動費萬計。"各官府之間"為法不一，牽製者眾"。
魏晉時期實行的"九品中正法"，起初是"論人才優劣，非謂世族高卑"3，後來徒有虛名，官職成為中正官的一種交易，任人唯親愈演愈烈，逐漸發展成"門閥專政"。
由於西晉的連年戰爭，特別是西晉滅亡後，北方大批士族逃到江南，東晉政權建立後，形成了"北方大族為主，南北大族的共同專政"局麵。它的特點是重視"門資"。沒有一定的家庭、士族背景，那麽與政治舞台是無緣的，"高門華閥有世及之榮，庶姓寒人無寸進之路"1正是這種狀況的真實寫照。
門閥士族是歷史進程中封建等級製度的產物。門閥士族中的人並不全是昏庸、無能之輩。東晉之初，風雨飄搖，中原少數民族首領虎視眈眈，南北土族、移民與土著人矛盾重重。加之皇帝短命，弱主強藩，形勢十分複雜。在這樣的情況下，王、庚、桓、謝四家為建立和鞏固政權出力最多，威望也最高。他們聯合南方士族，實行集體議政方式，初定國家大事，爾後經皇帝(或代替年幼皇帝攝政的皇太後)決定，詔令實施，這實質上是君主製下士族權貴合議的國家體製。明帝大寧三年詔："大事初定，其命惟新。其令大宰、司徒已下詣都坐參議政道，諸所因革，務盡事中。"這些都足以說明並不是所謂"政出多門"。
東晉時期除個別高級官員專權跋扈外，一些身居高位、輔政的重要人物尚能以大局為重，為東晉政權的鞏固竭盡全力。王導在元帝時任丞相，後來又經歷了明帝、成帝，"為政務在清靜，每勸帝克己勵節，匡主寧邦"，"善處興廢"。成帝五歲時繼位，"主幼時艱"，年輕的庚亮輔政，不少人為此憂心忡忡，然而庚亮"非惟風流，兼有為政之實"。1康帝時，庚亮的弟弟庚冰輔政，"既當重任，經綸時務，不舍晝夜。賓禮朝賢，升擢後進，由是朝野注心，鹹曰賢相。"2孝武初年由王坦之與謝安輔政，王坦之在政治上推崇謝安，但反對他狎妓奢華的作風。王坦之臨終時致信謝安、桓沖，沒有涉及自己的一點私事，談的都是國家大事，這些人物傳記的記載難免有些溢美之詞，但基本上是事實。
東晉初期如何安置南遷的僑民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自西晉永嘉之亂起，江北的"幽、冀、青、並、兗及徐州之淮北流入相帥過江淮"，以後"及胡寇南侵，淮南百姓皆渡江"3，總計人口達一百多萬。當時東晉草創，經濟3 《宋書·恩倖傳序》。
1 《廿二史·劄記·九品中正》。
1 《建康實錄》卷七。
2 《晉書·庚亮庚冰傳》。
3 《晉書·地理誌下》。
上根本無力救濟，如此龐大的流民隊伍，在王導主持下東晉朝廷製訂了僑寄法，設立了許多僑州、僑郡、僑縣，藉助大族力量墾荒務農，對流民免其賦役，這不但對安定人心，減少社會混亂起到積極作用，更重要的是推動了農業生產和社會經濟的發展。長江中下遊地區，土地肥沃，氣候溫和，適合農作物的生長，但人口稀少，農業技術遠不如中原地區先進。大批流民進入這一地區，為這裏的農業增添了充足的勞力，帶來了先進的生產工具、農業技術和農作物品種。僑居農民"區種寂麥"，他們與當地原來農民和睦相處，經濟的交流和文化的交流同時進行。隨著"京洛傾覆"，門閥士族相率南渡過江，他們之中有很多著名的藝術家，這些藝術家將書法藝術等帶到江南，使晉代的文化藝術延續發展下去。
由於較好地處理了南北士族之間和南遷僑民與上著之間的種種矛盾，所以出現了"君臣和睦"、"君臣戮力"、"上下同心"的政治局麵。這對文化藝術的繁榮發展創造了一個良好的社會環境。當然，這是就東晉初期的整體而言的，同部方麵還有許多問題。以後，隨著時間的推移，情況發生了變化，與前期就不能同日而語了。
東晉南北大族地主因為共同的利益而結合在一起，實行聯合專政的門閥政治。封建統治者對農民實行"按丁課田"，強製每一個成年農民耕種一定數量的田地，並按一定的田地數量收取租賦，就是所謂的"課田"。世家大族地主們占有大量的土地而沒有課田。當時的王氏家族經濟勢力強大，受賜鍾山田八十多頃，他們"汽山封水，保為家利"。東晉世家大族經濟的發展為東晉政治上的統治創造了物質條件，北方大族在江南為了保存既得利益不想收復失地，他們很明白"舍安樂之國，適習亂之鄉，出必安之地，就累卵之危。"1離開苦心經營的江南沃土、產業，冒著很大的風險北伐，去收復失去的江山，士族中很多人都不願意。對於北伐，雖然在一些北方來的將領中表現出強烈願望，並付之於行動，但結果都失敗了。這中間，除了他們個人的、客觀的原因以外，缺少世家大族的有力支持也是主要原因之一。
從客觀上說，這一階段由於避免了大規模的戰爭，生產有了發展，人民生活也有了相對穩定的環境。
2 《晉書·王羲之傳》，王羲之任會稽內吏時，謝安尚未出世，原作給謝安的信，應是結謝尚的，故改。四十人，散吏八人;千以上，職吏五十三人，散吏十二人;千五百以上，職吏六十八人，散吏一十八人;三千以上，職吏八十八人，散吏二十六人。"再加上五百戶以上的縣所設置的鄉級官吏，由下而上，刺史及朝廷各衙門，征、鎮、安、平諸將軍幕府，其人員數量非常龐大。這麽多的官吏，他們不是無所事事，屍位素餐;就是到處擾民，搜刮錢財。據王羲之說："又自吾到此，從事常有四五，兼以台司及都水禦史行台文符如雨，倒錯違背，不復可知，??主者蒞事，未嚐得十日，吏民趨走，動費萬計。"各官府之間"為法不一，牽製者眾"。
魏晉時期實行的"九品中正法"，起初是"論人才優劣，非謂世族高卑"3，後來徒有虛名，官職成為中正官的一種交易，任人唯親愈演愈烈，逐漸發展成"門閥專政"。
由於西晉的連年戰爭，特別是西晉滅亡後，北方大批士族逃到江南，東晉政權建立後，形成了"北方大族為主，南北大族的共同專政"局麵。它的特點是重視"門資"。沒有一定的家庭、士族背景，那麽與政治舞台是無緣的，"高門華閥有世及之榮，庶姓寒人無寸進之路"1正是這種狀況的真實寫照。
門閥士族是歷史進程中封建等級製度的產物。門閥士族中的人並不全是昏庸、無能之輩。東晉之初，風雨飄搖，中原少數民族首領虎視眈眈，南北土族、移民與土著人矛盾重重。加之皇帝短命，弱主強藩，形勢十分複雜。在這樣的情況下，王、庚、桓、謝四家為建立和鞏固政權出力最多，威望也最高。他們聯合南方士族，實行集體議政方式，初定國家大事，爾後經皇帝(或代替年幼皇帝攝政的皇太後)決定，詔令實施，這實質上是君主製下士族權貴合議的國家體製。明帝大寧三年詔："大事初定，其命惟新。其令大宰、司徒已下詣都坐參議政道，諸所因革，務盡事中。"這些都足以說明並不是所謂"政出多門"。
東晉時期除個別高級官員專權跋扈外，一些身居高位、輔政的重要人物尚能以大局為重，為東晉政權的鞏固竭盡全力。王導在元帝時任丞相，後來又經歷了明帝、成帝，"為政務在清靜，每勸帝克己勵節，匡主寧邦"，"善處興廢"。成帝五歲時繼位，"主幼時艱"，年輕的庚亮輔政，不少人為此憂心忡忡，然而庚亮"非惟風流，兼有為政之實"。1康帝時，庚亮的弟弟庚冰輔政，"既當重任，經綸時務，不舍晝夜。賓禮朝賢，升擢後進，由是朝野注心，鹹曰賢相。"2孝武初年由王坦之與謝安輔政，王坦之在政治上推崇謝安，但反對他狎妓奢華的作風。王坦之臨終時致信謝安、桓沖，沒有涉及自己的一點私事，談的都是國家大事，這些人物傳記的記載難免有些溢美之詞，但基本上是事實。
東晉初期如何安置南遷的僑民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自西晉永嘉之亂起，江北的"幽、冀、青、並、兗及徐州之淮北流入相帥過江淮"，以後"及胡寇南侵，淮南百姓皆渡江"3，總計人口達一百多萬。當時東晉草創，經濟3 《宋書·恩倖傳序》。
1 《廿二史·劄記·九品中正》。
1 《建康實錄》卷七。
2 《晉書·庚亮庚冰傳》。
3 《晉書·地理誌下》。
上根本無力救濟，如此龐大的流民隊伍，在王導主持下東晉朝廷製訂了僑寄法，設立了許多僑州、僑郡、僑縣，藉助大族力量墾荒務農，對流民免其賦役，這不但對安定人心，減少社會混亂起到積極作用，更重要的是推動了農業生產和社會經濟的發展。長江中下遊地區，土地肥沃，氣候溫和，適合農作物的生長，但人口稀少，農業技術遠不如中原地區先進。大批流民進入這一地區，為這裏的農業增添了充足的勞力，帶來了先進的生產工具、農業技術和農作物品種。僑居農民"區種寂麥"，他們與當地原來農民和睦相處，經濟的交流和文化的交流同時進行。隨著"京洛傾覆"，門閥士族相率南渡過江，他們之中有很多著名的藝術家，這些藝術家將書法藝術等帶到江南，使晉代的文化藝術延續發展下去。
由於較好地處理了南北士族之間和南遷僑民與上著之間的種種矛盾，所以出現了"君臣和睦"、"君臣戮力"、"上下同心"的政治局麵。這對文化藝術的繁榮發展創造了一個良好的社會環境。當然，這是就東晉初期的整體而言的，同部方麵還有許多問題。以後，隨著時間的推移，情況發生了變化，與前期就不能同日而語了。
東晉南北大族地主因為共同的利益而結合在一起，實行聯合專政的門閥政治。封建統治者對農民實行"按丁課田"，強製每一個成年農民耕種一定數量的田地，並按一定的田地數量收取租賦，就是所謂的"課田"。世家大族地主們占有大量的土地而沒有課田。當時的王氏家族經濟勢力強大，受賜鍾山田八十多頃，他們"汽山封水，保為家利"。東晉世家大族經濟的發展為東晉政治上的統治創造了物質條件，北方大族在江南為了保存既得利益不想收復失地，他們很明白"舍安樂之國，適習亂之鄉，出必安之地，就累卵之危。"1離開苦心經營的江南沃土、產業，冒著很大的風險北伐，去收復失去的江山，士族中很多人都不願意。對於北伐，雖然在一些北方來的將領中表現出強烈願望，並付之於行動，但結果都失敗了。這中間，除了他們個人的、客觀的原因以外，缺少世家大族的有力支持也是主要原因之一。
從客觀上說，這一階段由於避免了大規模的戰爭，生產有了發展，人民生活也有了相對穩定的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