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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中華史03：奠基者 作者：易中天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顯然，隻說皇天上帝改了主意是不夠的，說文王就在上帝旁邊也是沒人信的。[12]必須證明世界非變不可，而且確實換對了人。
這個要求非常合理。
事實上，周人最終證明了自己，但這需要時間和過程。包括前麵說的那一整套理論，都既不是周公一人提出，也不可能在短時間內完成。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在建國之初，他們需要一個既能安身立命又能左右逢源的方案。因為周人既要延續殷商代表的“中國傳統”，又要與之“劃清界限”。
延續傳統的辦法是“居中國”，劃清界限就隻能考慮“受天命”。那麽，同樣是獲得神聖授權的“合法政權”，周與商有什麽不同？
商王是“神之子”，周王是“天之子”。
的確，商和周都講“天”，但態度不同。周人對天是崇敬和感激的，《周易》的人生觀就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商人則是仇恨和揶揄的。他們甚至有一種儀式或遊戲，就是用皮口袋盛血，高高掛起再一箭射穿，叫“射天”。傳說中的“刑天”，說不定就是被商人殘害的天神。[13]
商和周也都有“上帝”，但含義不同。商人的上帝，似乎就是他們的祖宗帝嚳。他們對“帝”的理解，也隻是取其“締造者”的本義。隻不過，因為祖宗已經賓天，所以是“上帝”，即天上的帝。現任商王則是“下帝”，即人間的帝。這樣的上帝當然偏心眼，隻保佑商人，甚至隻保佑商王。殷商成為頑劣的兒童，最後眾叛親離，這恐怕是原因之一。
周人的上帝則是自然界，即籠罩四野的天。天，高高在上，默默無言，但明察秋毫，洞悉一切。誰好誰壞，天都看得一清二楚，這才有天命和革命，授權和收權。更重要的是，天是“萬民之神”，公正無私，不偏不倚，天下人都是天的子民。“天”來為人民選擇君主，不是比“帝”選得好嗎？
答案幾乎是肯定的。
那好，周天子就是“萬民之神”選出的“萬民之主”。他豈止有資格“居中國”，簡直就該做“世界王”。
這可真是“偷天換日”！
是的，偷來天下共有的“天”，替換殷商專享的“日”。
沒人知道這是周人的“老謀深算”，還是他們的“靈機一動”，也許既有謀劃又有靈感吧！畢竟，憂心忡忡的他們少年老成，是“早熟的兒童”。隻不過這樣一來，從國家製度、社會製度到文化製度，也都要革故鼎新。
新製度取代舊製度，新文化取代舊文化，勢在必行。[14]
跟隨太陽神鳥從東方進入中原的殷商民族，當然想不到這一天。就連來自西方的周人也不會想到，他們跟著舊世界的太陽走，卻走出了一片新世界。
這一回，太陽真的要從西邊出來了。
殷商靠神權，周就以人為本；
殷商靠刑罰，周就以德治國。
周公製禮作樂，敲響了中華文明的定音鼓。
第二章
定音鼓
西邊的太陽升起來
太陽從西邊升起，並不稀奇。周之前，炎帝就是從西邊來的，而且是“太陽神”。周之後，秦人也從西邊來，而且做“始皇帝”。從周到唐，“中國”一直在西邊，“太陽”也都是由西往東移。這才有西周、東周，西漢、東漢，西晉、東晉。但無一例外，西在前，東在後。
唐以後，則是南北移動。宋雖然定都開封，卻有四個京府：東京開封府、西京河南府（洛陽）、南京應天府（商丘）、北京大名府。南宋則有陪都杭州臨安府，可見“中國”也可以南移。直到元明清，才“坐北朝南”，不再移動。朱元璋的定都南京，隻算小插曲。
顯然，這裏說的“中國”完全不是地理概念，而是政治概念和文化概念，並且主要是文化概念。因為隻有延續中華文化的政權，才有資格自居“中國”，不管在西邊還是東邊，南方還是北方。如果是外族入主，則一要“天下一統”，二要“變夷為夏”，否則是沒人認帳的。
這種觀念，是周的文化遺產。
的確，中華文明的底色和基調，是周人奠定的。周以前，從三皇五帝到夏，都是摸索；商，則是我們民族少年時代的頑皮和撒野。周以後就成熟了，也變得沉穩。國家製度，辛亥革命前隻變了一次，時間在戰國到秦漢。社會製度和文化製度，則從西周一直延續到明清，這就是“以小農經濟為基礎的宗法製度”和“以綱常倫理為核心的禮樂製度”。正是它們，決定了中華民族的精神氣質。
周，是中華文明的“定音鼓”。
周人，是中華文明的奠基者。
然而在世界範圍內，周製度和周文化卻又是一個特例。
美索不達米亞就不說了，亂。印度和希臘也不說了。武王伐紂前，達羅毗荼人創造的“印度河文明”，米諾斯人創造的“克裏特文明”，阿卡亞人創造的“邁錫尼文明”，都已經先後隕落。印度河文明隕落後，還留下了幾百年的空白。此刻，印度是雅利安人的“吠陀時代”，希臘是多利亞人的“荷馬時代”，都相當於中國的“堯舜時代”。
可比的是埃及。
埃及簡直就是另一個殷商。國王都是“神的兒子”，而且那神還都是鳥，隻不過埃及的是鷹（荷魯斯），殷商的是燕子（玄鳥）。然而埃及神權政治的年頭，卻比殷商長得多。從他們建立第一王朝，到淪為波斯帝國的行省，有兩千五六百年。當然，其間多有改朝換代，甚至還有利比亞人和衣索比亞人的王朝。王朝的最高保護神也換屆，荷魯斯、拉、阿蒙、阿吞（阿頓），輪流坐莊，但都是太陽神，也不能沒有太陽神。
實際上，君權神授是君主製的通例。比如巴比倫國王漢謨拉比，就自稱“天神的後裔”；阿卡德國王，則幹脆稱自己就是神。歐洲中世紀的封建君主，也要教皇加冕。唯獨周人說是“天授”，豈非出格？
天授與神授，有區別嗎？
有。
神授是宗教性的，天授是倫理性的。
事實上，周人的“天”，不是超自然超世俗的存在，比如基督教的上帝；更不是人格神，比如埃及的荷魯斯或殷商的帝嚳。它就是自然界，同時又是“偉大的人”，是人的父母，而且是天下人、全人類的。唯其如此，它才會對人類社會表現出“人文關懷”。
如此的與眾不同，難道不是“太陽從西邊出來”？
西邊升起的太陽驚人地持久。君權神授的埃及，被其他民族滅掉了；君權神授的觀念，在歐洲被顛覆了。唯獨中國的“君權天授”，在民主潮流席捲全球之前三千年延綿不絕。後邊所有的天子，都自稱“奉天承運”。沒人對此表示懷疑，也沒人認為可以不要皇帝。唯一可討論的，是那皇帝獲得天命的可靠性。
這個要求非常合理。
事實上，周人最終證明了自己，但這需要時間和過程。包括前麵說的那一整套理論，都既不是周公一人提出，也不可能在短時間內完成。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在建國之初，他們需要一個既能安身立命又能左右逢源的方案。因為周人既要延續殷商代表的“中國傳統”，又要與之“劃清界限”。
延續傳統的辦法是“居中國”，劃清界限就隻能考慮“受天命”。那麽，同樣是獲得神聖授權的“合法政權”，周與商有什麽不同？
商王是“神之子”，周王是“天之子”。
的確，商和周都講“天”，但態度不同。周人對天是崇敬和感激的，《周易》的人生觀就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商人則是仇恨和揶揄的。他們甚至有一種儀式或遊戲，就是用皮口袋盛血，高高掛起再一箭射穿，叫“射天”。傳說中的“刑天”，說不定就是被商人殘害的天神。[13]
商和周也都有“上帝”，但含義不同。商人的上帝，似乎就是他們的祖宗帝嚳。他們對“帝”的理解，也隻是取其“締造者”的本義。隻不過，因為祖宗已經賓天，所以是“上帝”，即天上的帝。現任商王則是“下帝”，即人間的帝。這樣的上帝當然偏心眼，隻保佑商人，甚至隻保佑商王。殷商成為頑劣的兒童，最後眾叛親離，這恐怕是原因之一。
周人的上帝則是自然界，即籠罩四野的天。天，高高在上，默默無言，但明察秋毫，洞悉一切。誰好誰壞，天都看得一清二楚，這才有天命和革命，授權和收權。更重要的是，天是“萬民之神”，公正無私，不偏不倚，天下人都是天的子民。“天”來為人民選擇君主，不是比“帝”選得好嗎？
答案幾乎是肯定的。
那好，周天子就是“萬民之神”選出的“萬民之主”。他豈止有資格“居中國”，簡直就該做“世界王”。
這可真是“偷天換日”！
是的，偷來天下共有的“天”，替換殷商專享的“日”。
沒人知道這是周人的“老謀深算”，還是他們的“靈機一動”，也許既有謀劃又有靈感吧！畢竟，憂心忡忡的他們少年老成，是“早熟的兒童”。隻不過這樣一來，從國家製度、社會製度到文化製度，也都要革故鼎新。
新製度取代舊製度，新文化取代舊文化，勢在必行。[14]
跟隨太陽神鳥從東方進入中原的殷商民族，當然想不到這一天。就連來自西方的周人也不會想到，他們跟著舊世界的太陽走，卻走出了一片新世界。
這一回，太陽真的要從西邊出來了。
殷商靠神權，周就以人為本；
殷商靠刑罰，周就以德治國。
周公製禮作樂，敲響了中華文明的定音鼓。
第二章
定音鼓
西邊的太陽升起來
太陽從西邊升起，並不稀奇。周之前，炎帝就是從西邊來的，而且是“太陽神”。周之後，秦人也從西邊來，而且做“始皇帝”。從周到唐，“中國”一直在西邊，“太陽”也都是由西往東移。這才有西周、東周，西漢、東漢，西晉、東晉。但無一例外，西在前，東在後。
唐以後，則是南北移動。宋雖然定都開封，卻有四個京府：東京開封府、西京河南府（洛陽）、南京應天府（商丘）、北京大名府。南宋則有陪都杭州臨安府，可見“中國”也可以南移。直到元明清，才“坐北朝南”，不再移動。朱元璋的定都南京，隻算小插曲。
顯然，這裏說的“中國”完全不是地理概念，而是政治概念和文化概念，並且主要是文化概念。因為隻有延續中華文化的政權，才有資格自居“中國”，不管在西邊還是東邊，南方還是北方。如果是外族入主，則一要“天下一統”，二要“變夷為夏”，否則是沒人認帳的。
這種觀念，是周的文化遺產。
的確，中華文明的底色和基調，是周人奠定的。周以前，從三皇五帝到夏，都是摸索；商，則是我們民族少年時代的頑皮和撒野。周以後就成熟了，也變得沉穩。國家製度，辛亥革命前隻變了一次，時間在戰國到秦漢。社會製度和文化製度，則從西周一直延續到明清，這就是“以小農經濟為基礎的宗法製度”和“以綱常倫理為核心的禮樂製度”。正是它們，決定了中華民族的精神氣質。
周，是中華文明的“定音鼓”。
周人，是中華文明的奠基者。
然而在世界範圍內，周製度和周文化卻又是一個特例。
美索不達米亞就不說了，亂。印度和希臘也不說了。武王伐紂前，達羅毗荼人創造的“印度河文明”，米諾斯人創造的“克裏特文明”，阿卡亞人創造的“邁錫尼文明”，都已經先後隕落。印度河文明隕落後，還留下了幾百年的空白。此刻，印度是雅利安人的“吠陀時代”，希臘是多利亞人的“荷馬時代”，都相當於中國的“堯舜時代”。
可比的是埃及。
埃及簡直就是另一個殷商。國王都是“神的兒子”，而且那神還都是鳥，隻不過埃及的是鷹（荷魯斯），殷商的是燕子（玄鳥）。然而埃及神權政治的年頭，卻比殷商長得多。從他們建立第一王朝，到淪為波斯帝國的行省，有兩千五六百年。當然，其間多有改朝換代，甚至還有利比亞人和衣索比亞人的王朝。王朝的最高保護神也換屆，荷魯斯、拉、阿蒙、阿吞（阿頓），輪流坐莊，但都是太陽神，也不能沒有太陽神。
實際上，君權神授是君主製的通例。比如巴比倫國王漢謨拉比，就自稱“天神的後裔”；阿卡德國王，則幹脆稱自己就是神。歐洲中世紀的封建君主，也要教皇加冕。唯獨周人說是“天授”，豈非出格？
天授與神授，有區別嗎？
有。
神授是宗教性的，天授是倫理性的。
事實上，周人的“天”，不是超自然超世俗的存在，比如基督教的上帝；更不是人格神，比如埃及的荷魯斯或殷商的帝嚳。它就是自然界，同時又是“偉大的人”，是人的父母，而且是天下人、全人類的。唯其如此，它才會對人類社會表現出“人文關懷”。
如此的與眾不同，難道不是“太陽從西邊出來”？
西邊升起的太陽驚人地持久。君權神授的埃及，被其他民族滅掉了；君權神授的觀念，在歐洲被顛覆了。唯獨中國的“君權天授”，在民主潮流席捲全球之前三千年延綿不絕。後邊所有的天子，都自稱“奉天承運”。沒人對此表示懷疑，也沒人認為可以不要皇帝。唯一可討論的，是那皇帝獲得天命的可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