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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中華史03：奠基者 作者：易中天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你的羊來了，
角和角擠在一起；
你的牛來了，
大耳朵搖來搖去。[7]
其實，早在公亶父之前三四百年的公劉時期，周已儼然農業大族。公劉是帶著族民遷徙過的，但那顯然是為了開拓進取。所以，他隻帶走了部分族民，還有一部分留在原地。留在原地的作了安頓，打算遷徙的準備充分。《詩·大雅·公劉》這樣唱道——
不安於現狀，
不安於小康。
劃清田界，
裝滿穀倉。
備足幹糧，
背起行囊。
幹戈斧鉞，
全副武裝。
我們這才奔向遠方。[8]
嗬嗬，他們是不會貿然行事的。
這是典型的農業民族風格。
是的，農業生產周期長，勞作苦，收穫又沒保證。不違農時是必需的，精耕細作是必需的，費心費力也是肯定的。然而秋收時節的一場暴雨或冰雹，便前功盡棄，顆粒無收。這就憂患，就理性，就必須精打細算，未雨綢繆，不可能像商業民族那樣“豪賭”：既敢一擲千金，又能一本萬利。
因此，一直在內陸腹地春耕夏耘的周族，不會像來自渤海岸邊又把生意做到世界各地的商族，披著海風，帶著貝殼，靠著青銅器和甲骨文，沉醉於科學、技術、預言和政治化巫術，把自己的文明演繹得浪漫而神奇，詭異而絢爛。
商與周，就像涇水和渭水。
這兩種文明的風格差異，甚至表現於他們對待神祇和祖宗的方式——商人請神喝酒，周人請神吃飯。考古發現證明，商的禮器多為酒器，周則多為食器。不難想像，周人的祭祀儀式要莊嚴肅穆得多。他們會嚴格按照禮製的規定，擺放好煮肉的鼎和盛飯的簋（讀如鬼），在鍾鳴聲中默默與神共食，絕不會像商人那樣觥籌交錯，燈紅酒綠，紙醉金迷，最後變成步履蹣跚的裸體舞會。[9]
哈！商人是“酒鬼”，周人是“食客”。
尼采說過，希臘藝術有兩種精神：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酒神精神又叫狄俄尼索斯精神，即感性精神。日神精神又叫阿波羅精神，即理性精神。感性和理性的統一，是希臘文明的秘密所在。
如果借用這個說法來看待中華史，那麽，商就是我們的狄俄尼索斯，周則是我們的阿波羅。所以，商靈性，周理性；商浪漫，周嚴謹；商重巫官，周重史官；商重鬼神，周重人文。隻不過西周以後，周文化成了“主旋律”，商傳統則變成“亞文化”，隻能在南方地區和少數民族那裏若隱若現。
商文化退居二線，幾乎是必然的。
因為中華文明的底色，連同我們民族的歷史和文化心理，都將被周人刷新。
農村包圍城市
周人開始打商的主意，大約是在他們遷到岐下的時候。
這是周人自己說的。他們的讚美詩《詩·魯頌·閟宮》（閟讀如必），就說“後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大王就是太王，即公亶父，也有學者認為是文王之父王季。總之，按照這個說法，周人似乎剛從部落變成部落國家，就耗子腰裏別了桿槍，起了打貓的心思。
然而考古學的發現和史學家的研究都證明，周的政治力量、經濟力量和軍事力量，其實跟商相距甚遠。那麽，他們靠什麽成功？
謀劃和經營。
第一步是“籠絡友邦”。友邦包括諸羌和諸夏，代表分別是羌族的薑，夏族的召（讀如紹）。周是以夏族自居的。他們與召族都姓姬，與薑族則是婚姻關係。棄的母親，就是羌族女子薑嫄。以後，姬薑世代通婚。亶父之妻是太薑，武王之妻是邑薑。西周天子，每隔一代就有一位薑姓的王後。姬周與薑，親如一家。
相反，羌族跟商則是死敵。卜辭中經常提到，商人俘虜羌人，用來做獻祭的犧牲品。所以周初三公，就是周公、召公和薑的太公。太公望是太師，周公旦是太傅，召公奭（讀如是）是太保。
他們也都是炎黃子孫，因為炎帝姓薑，黃帝姓姬。
第二步是“經營南國”，包括周族和召族向南發展為周南和召南，也包括在江漢平原建立據點。還有東南吳國，開國君主是文王的兩個伯父。他們跑到吳，據說是為了讓位給文王的父親。現在看來，說不定倒是亶父派出去的，目的是要抄殷商的後路。
周人的布局，穩紮穩打，步步為營。
羽翼豐滿的周人開始實施第三步，這就是“大挖牆腳”。文王號稱西伯，成為商西霸主後不久，就毫不客氣地滅了商的若幹附庸國，比如密（甘肅靈台）、黎（山西上黨）、邘（河南沁陽）、崇（陝西西安）。滅崇以後，他們還把那地方變成了自己的前線指揮部，叫“豐邑”。
這就幾乎到了商的大門口，而且南、北、西三麵，都是周的勢力範圍或者同盟軍，正所謂“三分天下有其二”。當然，這三分之二的天下，主要是農村。作為農業民族，也作為後起之秀，周人隻能在商王鞭長莫及的農村做文章。物質財富、人力資源和精銳部隊，仍然集中在城市，在商王的手裏。
農村包圍城市，能成功嗎？
難講。
周人不能不憂患。
也就在這時，他們完成了《周易》一書。古人說它是文王的作品，這當然既無法證實，也無法證偽。但說《周易》產生於殷周之際，作《易》者“其有憂患”，是不錯的。因為《周易》的核心思想就是“變”，主要內容則是六十四卦的演變。那麽，你怎麽知道老天爺變不變卦？
然而歷史常常會有驚人之筆，事情的發展和變化也比人想像的快。就在周人從西、北、南三麵包抄殷商時，東邊的夷族也揭竿而起。東夷動手比西周早，殷紂王當然要先對付他們。結果，殷商雖然獲勝，卻實力大損，元氣大傷。戰敗的夷人也心存怨恨。因為按照慣例，他們被俘後不是變成奴隸做牛做馬，便是變成祭壇上的人肉包子。
周武王的機會到了。
武王信心滿滿。在多國部隊的誓師大會上，他把握十足地對聯軍將士說：別看“受”（殷紂王）有億兆夷人，沒有一個跟他同心同德！
事實證明，正是如此。
我們不知道武王出兵前，有沒有讀他父王的遺著。如果他讀了《易》，也許會在幹卦下麵看見這樣一句：“飛龍在天，利見大人。”[10]
是時候了，幹吧！
新政權麵臨危機
勝利還是來得太快。
突如其來的勝利讓周人措手不及。好在他們頭腦清醒，很快就認清了形勢，找到了對策。
且看天下大勢。
當時的天下，大約有相當多的族群。商，就是由他們組成的鬆散聯盟。商王國是其盟主和核心，成員國則有的死心塌地，有的口是心非，有的離心離德，有的圖謀不軌，更有一些並不加盟的散兵遊勇在外觀望，並蠢蠢欲動。現在周人把盟主幹掉，蒜頭就變成了蒜瓣，不難想像天下會是什麽樣子。
角和角擠在一起；
你的牛來了，
大耳朵搖來搖去。[7]
其實，早在公亶父之前三四百年的公劉時期，周已儼然農業大族。公劉是帶著族民遷徙過的，但那顯然是為了開拓進取。所以，他隻帶走了部分族民，還有一部分留在原地。留在原地的作了安頓，打算遷徙的準備充分。《詩·大雅·公劉》這樣唱道——
不安於現狀，
不安於小康。
劃清田界，
裝滿穀倉。
備足幹糧，
背起行囊。
幹戈斧鉞，
全副武裝。
我們這才奔向遠方。[8]
嗬嗬，他們是不會貿然行事的。
這是典型的農業民族風格。
是的，農業生產周期長，勞作苦，收穫又沒保證。不違農時是必需的，精耕細作是必需的，費心費力也是肯定的。然而秋收時節的一場暴雨或冰雹，便前功盡棄，顆粒無收。這就憂患，就理性，就必須精打細算，未雨綢繆，不可能像商業民族那樣“豪賭”：既敢一擲千金，又能一本萬利。
因此，一直在內陸腹地春耕夏耘的周族，不會像來自渤海岸邊又把生意做到世界各地的商族，披著海風，帶著貝殼，靠著青銅器和甲骨文，沉醉於科學、技術、預言和政治化巫術，把自己的文明演繹得浪漫而神奇，詭異而絢爛。
商與周，就像涇水和渭水。
這兩種文明的風格差異，甚至表現於他們對待神祇和祖宗的方式——商人請神喝酒，周人請神吃飯。考古發現證明，商的禮器多為酒器，周則多為食器。不難想像，周人的祭祀儀式要莊嚴肅穆得多。他們會嚴格按照禮製的規定，擺放好煮肉的鼎和盛飯的簋（讀如鬼），在鍾鳴聲中默默與神共食，絕不會像商人那樣觥籌交錯，燈紅酒綠，紙醉金迷，最後變成步履蹣跚的裸體舞會。[9]
哈！商人是“酒鬼”，周人是“食客”。
尼采說過，希臘藝術有兩種精神：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酒神精神又叫狄俄尼索斯精神，即感性精神。日神精神又叫阿波羅精神，即理性精神。感性和理性的統一，是希臘文明的秘密所在。
如果借用這個說法來看待中華史，那麽，商就是我們的狄俄尼索斯，周則是我們的阿波羅。所以，商靈性，周理性；商浪漫，周嚴謹；商重巫官，周重史官；商重鬼神，周重人文。隻不過西周以後，周文化成了“主旋律”，商傳統則變成“亞文化”，隻能在南方地區和少數民族那裏若隱若現。
商文化退居二線，幾乎是必然的。
因為中華文明的底色，連同我們民族的歷史和文化心理，都將被周人刷新。
農村包圍城市
周人開始打商的主意，大約是在他們遷到岐下的時候。
這是周人自己說的。他們的讚美詩《詩·魯頌·閟宮》（閟讀如必），就說“後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大王就是太王，即公亶父，也有學者認為是文王之父王季。總之，按照這個說法，周人似乎剛從部落變成部落國家，就耗子腰裏別了桿槍，起了打貓的心思。
然而考古學的發現和史學家的研究都證明，周的政治力量、經濟力量和軍事力量，其實跟商相距甚遠。那麽，他們靠什麽成功？
謀劃和經營。
第一步是“籠絡友邦”。友邦包括諸羌和諸夏，代表分別是羌族的薑，夏族的召（讀如紹）。周是以夏族自居的。他們與召族都姓姬，與薑族則是婚姻關係。棄的母親，就是羌族女子薑嫄。以後，姬薑世代通婚。亶父之妻是太薑，武王之妻是邑薑。西周天子，每隔一代就有一位薑姓的王後。姬周與薑，親如一家。
相反，羌族跟商則是死敵。卜辭中經常提到，商人俘虜羌人，用來做獻祭的犧牲品。所以周初三公，就是周公、召公和薑的太公。太公望是太師，周公旦是太傅，召公奭（讀如是）是太保。
他們也都是炎黃子孫，因為炎帝姓薑，黃帝姓姬。
第二步是“經營南國”，包括周族和召族向南發展為周南和召南，也包括在江漢平原建立據點。還有東南吳國，開國君主是文王的兩個伯父。他們跑到吳，據說是為了讓位給文王的父親。現在看來，說不定倒是亶父派出去的，目的是要抄殷商的後路。
周人的布局，穩紮穩打，步步為營。
羽翼豐滿的周人開始實施第三步，這就是“大挖牆腳”。文王號稱西伯，成為商西霸主後不久，就毫不客氣地滅了商的若幹附庸國，比如密（甘肅靈台）、黎（山西上黨）、邘（河南沁陽）、崇（陝西西安）。滅崇以後，他們還把那地方變成了自己的前線指揮部，叫“豐邑”。
這就幾乎到了商的大門口，而且南、北、西三麵，都是周的勢力範圍或者同盟軍，正所謂“三分天下有其二”。當然，這三分之二的天下，主要是農村。作為農業民族，也作為後起之秀，周人隻能在商王鞭長莫及的農村做文章。物質財富、人力資源和精銳部隊，仍然集中在城市，在商王的手裏。
農村包圍城市，能成功嗎？
難講。
周人不能不憂患。
也就在這時，他們完成了《周易》一書。古人說它是文王的作品，這當然既無法證實，也無法證偽。但說《周易》產生於殷周之際，作《易》者“其有憂患”，是不錯的。因為《周易》的核心思想就是“變”，主要內容則是六十四卦的演變。那麽，你怎麽知道老天爺變不變卦？
然而歷史常常會有驚人之筆，事情的發展和變化也比人想像的快。就在周人從西、北、南三麵包抄殷商時，東邊的夷族也揭竿而起。東夷動手比西周早，殷紂王當然要先對付他們。結果，殷商雖然獲勝，卻實力大損，元氣大傷。戰敗的夷人也心存怨恨。因為按照慣例，他們被俘後不是變成奴隸做牛做馬，便是變成祭壇上的人肉包子。
周武王的機會到了。
武王信心滿滿。在多國部隊的誓師大會上，他把握十足地對聯軍將士說：別看“受”（殷紂王）有億兆夷人，沒有一個跟他同心同德！
事實證明，正是如此。
我們不知道武王出兵前，有沒有讀他父王的遺著。如果他讀了《易》，也許會在幹卦下麵看見這樣一句：“飛龍在天，利見大人。”[10]
是時候了，幹吧！
新政權麵臨危機
勝利還是來得太快。
突如其來的勝利讓周人措手不及。好在他們頭腦清醒，很快就認清了形勢，找到了對策。
且看天下大勢。
當時的天下，大約有相當多的族群。商，就是由他們組成的鬆散聯盟。商王國是其盟主和核心，成員國則有的死心塌地，有的口是心非，有的離心離德，有的圖謀不軌，更有一些並不加盟的散兵遊勇在外觀望，並蠢蠢欲動。現在周人把盟主幹掉，蒜頭就變成了蒜瓣，不難想像天下會是什麽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