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五○年代的中期，筆者尚在紐約的哥倫比亞大學當研究生的時候，由於毛周諸公鬧出的‘中國熱’，使美東十數家大學都開了些‘現代中國’(modern china)和‘當代中國’(contemporary china)一類的課程。選課的學生除‘本科生’、‘研究生’之外，還有一些‘成人教育班’(adult education或general studies)中的成人，和大批的中學教員和公務員。因為那時的中學教育也受感染，中學課程中也不免要講授有關中國的課題。那些對中國毫無所知的公教人員，這時甚至在學校和政府的特別資助之下，也臨時抱佛腳，來搞點‘惡補’，所謂‘在職訓練’(in-service training)。──因為他們之中很多人對毛澤東究竟姓毛或姓東；蔣介石姓蔣或姓石，都搞不清楚。至於‘北京大學’是私立(像哈佛和哥倫比亞一樣)，或是州立(像加州大學)，那就更莫名其妙了。再談起‘國立’北京大學，這‘國立’二字就更費解了。美國有啥‘國立大學’呢？！──所以那時各大學和補習班，對各階層的中國學教師，真是需才孔急。
筆者這個‘研究生’，那時在哥大所‘研究’的原非‘中國學’。但是打工自給的‘藍領工作’實在太辛苦；想找個‘白領工作’輕鬆輕鬆，所以就經友人介紹，到紐約市立各學院的夜校，幹起‘月光教師’(moon-lighting teacher)，教起‘中國現代史’來了。
教中國現代史的第一堂課便是‘軍閥史’(china under war lordism)。乖乖，皖係、直係、奉係、桂係……，我從哪一‘係’講起呢？──最初我講得結結巴巴，我的學生也被我講得暈頭轉向。這宗新媳婦的過程，豈是老師沒經驗，學生沒底子哉？未必也。君不見縱遲至今日，一談到軍閥，幾個漢學大師不暈頭轉向呢？不信且去翻翻那本最近才出版的光彩輝煌的‘劍橋中國史’便知道了。這部號稱最具權威性的钜著，說起軍閥來，還不是結結巴巴，不知所雲。
‘北洋軍閥’這段歷史的確是很複雜。但是當老師的在課堂之中，不管麵對的是那一種學生，講起中國軍閥來，隻能結結巴巴的矇混過去，吾不信也。既然吃這行飯，就得講個清楚。試講若幹堂之後，我乃以幼年學習英文文法的辦法，把這群最複雜的軍人和政客的故事，來‘表解’(diagram)一番。這就是本篇拙作所想‘淺介’的海外教學經驗，那兩張‘四圓’、‘四方’的圖解了。
想不到這兩張小圖表──一張專講‘軍閥混戰’；另一張則講‘政客亂政’──倒十分管用。講課時把它們分別向黑板上一掛，然後教鞭所觸，不特來自非拉兩洲的大一新生，頑石點頭，那些早有碩士、博士學位的惡補教師和商場律師們也大為稱賞。後來在長春藤盟校研究院之內很多準博士和未來的大使學人，也不禁鼓掌歡迎。因為這兩組小圖表，原是可簡可繁，可淺可深的──其淺也，則一目了然，遊魚可數；其深也，那就臥龍藏蛟，沒個潭底了。各階層學生可以各盡所能，各取所需;自得其樂而互不幹擾也。個人一得之愚的小經驗，對海內外的同行師生或不無參考的微效，因不揣淺薄，自珍敝帚，略事回譯，聊博同文一粲。若不吝惠教，那就拋磚引玉了。
直係曹吳也自成一單元
直係的曹吳當權時期(一九二○──一九二四○)
論才幹，甚或論道德，曹錕、吳佩孚二人縱以軍閥目之，也未必一無可取。曹錕原是個不識字、跑單幫的布販子，但是他有當領袖的天才。一旦投身軍旅便扶搖直上。等到他於一九三二年‘賄選’成中國現代史上唯一的一位‘文盲大總統’時，顧維鈞博士充當他的國務總理。顧公一輩子見過的和服侍過的‘領袖’，據顧氏告我(“off-the-record”，不列入正式紀錄)，應以曹為第一雲。顧說他是一位‘天生的領袖’(aborn leader)。曹氏其他部屬後來之知名國史者，亦均有同感。餘亦頗有涉獵，未暇多贅也。
這兒筆者得加點‘附註’：曹氏作大總統時已略識之無，至少會簽名。但在現代教育學的定義上，他仍然是個‘實用文盲’(functional illiterate)，識字而不能實用之，如看公文或寫信。──那時胡適雖已鋒頭一時，但是大總統府內公事公辦，還得用‘文言’啊！顧維鈞先生曾一再很得意的向我說，他自己會以文言文批公事，甚至撰寫公文。宋子文‘劃行’，往往隻寫‘ok’二宇母。‘行’的意義本來就是英文的ok或go ahead嘛。
若論‘道德’，列寧不說過，道德是依附於階級的。你如屬於曾文正公、左文襄公那一階層，那自然言必稱孔孟，以‘四書五經’為道德規範。但是你如屬於曹錕、張宗昌、韓復渠、杜月笙那一階級，那你就言必稱關嶽，你的道德規範就是‘水滸傳’和‘三國演義’了。──他們都是在各自道德規範之內的仁人誌士呢。
至於蔣介石所提倡的‘舊道德’；毛澤東的‘革命道德’，胡適、蔡元培的‘新道德’，他們各自的‘道德規範’(moral code)，究在何處呢？雞零狗碎的，他們自己也講不出所以然來。所以如此者，則是傳統的孔孟道德，和江湖道德，都有其‘定型’可明確遵行。不幸我們生於一個現代的‘道德轉型期’，‘新道德’尚未定型，還沒個標準足資遵循，我們就各說各話，各是其是了。
筆者這個‘研究生’，那時在哥大所‘研究’的原非‘中國學’。但是打工自給的‘藍領工作’實在太辛苦；想找個‘白領工作’輕鬆輕鬆，所以就經友人介紹，到紐約市立各學院的夜校，幹起‘月光教師’(moon-lighting teacher)，教起‘中國現代史’來了。
教中國現代史的第一堂課便是‘軍閥史’(china under war lordism)。乖乖，皖係、直係、奉係、桂係……，我從哪一‘係’講起呢？──最初我講得結結巴巴，我的學生也被我講得暈頭轉向。這宗新媳婦的過程，豈是老師沒經驗，學生沒底子哉？未必也。君不見縱遲至今日，一談到軍閥，幾個漢學大師不暈頭轉向呢？不信且去翻翻那本最近才出版的光彩輝煌的‘劍橋中國史’便知道了。這部號稱最具權威性的钜著，說起軍閥來，還不是結結巴巴，不知所雲。
‘北洋軍閥’這段歷史的確是很複雜。但是當老師的在課堂之中，不管麵對的是那一種學生，講起中國軍閥來，隻能結結巴巴的矇混過去，吾不信也。既然吃這行飯，就得講個清楚。試講若幹堂之後，我乃以幼年學習英文文法的辦法，把這群最複雜的軍人和政客的故事，來‘表解’(diagram)一番。這就是本篇拙作所想‘淺介’的海外教學經驗，那兩張‘四圓’、‘四方’的圖解了。
想不到這兩張小圖表──一張專講‘軍閥混戰’；另一張則講‘政客亂政’──倒十分管用。講課時把它們分別向黑板上一掛，然後教鞭所觸，不特來自非拉兩洲的大一新生，頑石點頭，那些早有碩士、博士學位的惡補教師和商場律師們也大為稱賞。後來在長春藤盟校研究院之內很多準博士和未來的大使學人，也不禁鼓掌歡迎。因為這兩組小圖表，原是可簡可繁，可淺可深的──其淺也，則一目了然，遊魚可數；其深也，那就臥龍藏蛟，沒個潭底了。各階層學生可以各盡所能，各取所需;自得其樂而互不幹擾也。個人一得之愚的小經驗，對海內外的同行師生或不無參考的微效，因不揣淺薄，自珍敝帚，略事回譯，聊博同文一粲。若不吝惠教，那就拋磚引玉了。
直係曹吳也自成一單元
直係的曹吳當權時期(一九二○──一九二四○)
論才幹，甚或論道德，曹錕、吳佩孚二人縱以軍閥目之，也未必一無可取。曹錕原是個不識字、跑單幫的布販子，但是他有當領袖的天才。一旦投身軍旅便扶搖直上。等到他於一九三二年‘賄選’成中國現代史上唯一的一位‘文盲大總統’時，顧維鈞博士充當他的國務總理。顧公一輩子見過的和服侍過的‘領袖’，據顧氏告我(“off-the-record”，不列入正式紀錄)，應以曹為第一雲。顧說他是一位‘天生的領袖’(aborn leader)。曹氏其他部屬後來之知名國史者，亦均有同感。餘亦頗有涉獵，未暇多贅也。
這兒筆者得加點‘附註’：曹氏作大總統時已略識之無，至少會簽名。但在現代教育學的定義上，他仍然是個‘實用文盲’(functional illiterate)，識字而不能實用之，如看公文或寫信。──那時胡適雖已鋒頭一時，但是大總統府內公事公辦，還得用‘文言’啊！顧維鈞先生曾一再很得意的向我說，他自己會以文言文批公事，甚至撰寫公文。宋子文‘劃行’，往往隻寫‘ok’二宇母。‘行’的意義本來就是英文的ok或go ahead嘛。
若論‘道德’，列寧不說過，道德是依附於階級的。你如屬於曾文正公、左文襄公那一階層，那自然言必稱孔孟，以‘四書五經’為道德規範。但是你如屬於曹錕、張宗昌、韓復渠、杜月笙那一階級，那你就言必稱關嶽，你的道德規範就是‘水滸傳’和‘三國演義’了。──他們都是在各自道德規範之內的仁人誌士呢。
至於蔣介石所提倡的‘舊道德’；毛澤東的‘革命道德’，胡適、蔡元培的‘新道德’，他們各自的‘道德規範’(moral code)，究在何處呢？雞零狗碎的，他們自己也講不出所以然來。所以如此者，則是傳統的孔孟道德，和江湖道德，都有其‘定型’可明確遵行。不幸我們生於一個現代的‘道德轉型期’，‘新道德’尚未定型，還沒個標準足資遵循，我們就各說各話，各是其是了。